吴国俊，这位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留美归国教授，有着长长的头衔——斯坦福大学金融学博士、休斯敦大学鲍尔商学院的终身教授、上海交大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教授、金融EMBA项目主任……头衔代表他的荣誉和成就，亦代表他的人生轨迹。

　　时光倒流20年，作为交大安泰管理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吴国俊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大学生涯。在当时情况下，工作还是采用分配制，他很幸运地被分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当时刚刚成立的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任职。

　　那时上海吸引外资的形势非常严峻，在上海搞一个项目，要盖148个图章，办事程序也极不透明，外商反应尤为强烈。为此，“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在高层亲自督办下开设了。委员会在1988年6月10日开始正式对外办公，吴国俊正是首批33个员工中的一名。“那时便开始接触到金融，但慢慢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份工作，我还是希望能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吴国俊表示。半年后，他决定去美国留学。

　　在学术的道路上，吴国俊一帆风顺。如今，已经取得休斯敦大学鲍尔商学院终身教授资格的他，正在考虑举家迁回上海。而他做出这个决定，缘于目前上海正在执行的又一项重大国家战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为什么要有金融

　　上海淮海路，达通广场，寸土寸金。由上海市政府砸下3.2亿巨资打造的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办学大楼就在这里。 20年前，吴国俊从这里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而今当他再次回到这里，他自己也已经是桃李满天下。

　　为了经营好这个SAIF的金融EMBA项目，目前吴国俊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国内。经常穿梭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吴国俊发现两个国家在对金融的认知上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在美国做研究，没有人会选择该如何发展资本市场这样宏观的题目，他们的研究更注重细节，美国的对冲基金都是靠细节赚钱。”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海南参加一个有关金融方面的论坛，在论坛结束之后，一位浙江宁波的民企老板找到他并提了一个问题。这位老板情绪激动地质问吴国俊，“为什么要有金融？你们这些搞金融的净搞一些没用的东西，如果不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我们这些出口企业现在的日子就不会这么苦。”这一问题大大出乎吴国俊的意料，“我想在任何一个市场上都不会有人问'为什么要有金融’这样的问题，”吴国俊告诉记者。在他看来，金融就是一个工具，就像坐飞机时没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有飞机一样。飞机可能会出问题，需要不断的提高其安全性与其他性能，但不应该怀疑我们需要更好更快的交通工具。

　　吴国俊将美国的金融创新形容为“坐飞机”，而中国目前的创新还停留在“开汽车”的水平上。对于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吴国俊认为不能因为危机就否认了金融创新的作用，“开汽车会出车祸，但不能因为这种风险的存在就否认了汽车的作用。”他认为在经历了一次次的经验和教训之后，美国人会把金融衍生品做得更多、更好。对于中国，他认为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有着非常美好的发展前景。

　　谁是“真老虎”？

　　20年多年的金融研究工作和长达数年运作基金的金融管理经验，使得吴国俊对货币政策有着敏锐的感知。自年初以来，央行已经相继两次调高了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的动向牵动着各方神经。

　　对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吴国俊认为上调准备金是央行放出的一只“纸老虎”，但是这只“纸老虎”带来了一个信息——货币政策转向。“因为这一只'纸老虎’基本不会改变中国市场的流动性。”

　　在经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目前世界经济正在复苏。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采取了较强势的刺激市场措施，包括4万亿政府刺激方案，及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随着2010年的到来，全球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反弹强劲，通胀预期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尤其是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做出调整，采取退市措施是在预料之中的，没有预料到的是措施出台得这么快。”吴国俊表示。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就是把金融机构的一些存款限制在央行，使得市场上可供借贷的资金量减少。经过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从原来的15.5%上升到16.5%，相当于冻结了4000亿人民币。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快动作的退市方法，我相信接下来还会有很多次持续的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吴国俊指出，央行在退出机制中可以采取很多种方法，可以通过加息，但是这就牵涉到对世界其他经济体货币相对汇率的影响。例如人民币与美元，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相对来说仍然比较坚挺，如果中国加息而美国没有，人民币会更加有吸引力，热钱会进一步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因此与调整准备金率相比，央行会更慎重地选择加息这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