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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桥疏渠记》碑位于今北京市崇文区红庙街78号天桥路口东北面。该碑建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碑身方形，碑首为四角攒尖式，碑座为束腰须弥座式，上刻精美浮雕，覆仰莲瓣及云、龙、菩提叶等纹饰。碑体通高8米，各面宽1.45米。顶端是三层飞檐的宝盖。四重脊各雕一龙，昂首曲身似欲腾飞，辐凑于宝顶。碑身正面上首镌刻汉字题名“正阳桥疏渠记”，碑的南、西面为汉字，北、东面是满文。为清乾隆帝亲笔手书楷书，记述乾隆五十六年治理天桥南河道工程的事。清初年间，天桥附近的水，往东经金鱼池、状元桥、红桥、窑坑（今龙潭湖）①后出城。天桥南一带因地势低洼到夏天雨季经常积水。乾隆五十六年在天桥以南地区疏浚水道。因这次疏渠成效显著，故乾隆皇帝亲书为记。1984年，该碑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关于此碑的研究较少，多是对于这一文物保护单位的介绍性材料，主要介绍碑的形制、功能及碑文主要内容，分析碑文则强调乾隆治理天桥河道对于水利设施的改善和建设。这块石碑的确是对这次疏渠工程记载最详细的史料，但除水利建设的研究视角外，还可以对碑文的内容有不同理解。民国学者张江裁对于北京天桥地区的研究较为全面，其《北平天桥志》和《天桥丛谈》等书谈到此碑，并记载了一些相关的历史事件。这为研究此碑提供了一些材料线索，其文为志书体例，对于碑的介绍也仅是一笔带过，比较简略。今之学者韩锐介绍此碑，则认为碑文亦反映了环境保护的思想内涵，这次修渠工程对于改善天桥地区小环境的气候条件有很大的作用。②受此观点启发，本文试结合碑文及一些史籍记载，从环境的角度对碑文做一分析，并探讨当时水道的改建及其后来的变迁，对天桥地区环境的影响。
一、《正阳桥疏渠记》碑文及分析
根据《正阳桥疏渠记》碑拓片③，将碑文录文如下：
正阳门外之石衢抵正阳桥，桥之左右，市栉比，允帝王都会万方辐辏之綦也。桥之南为天桥，其南石衢直达永定门，则答阳黄道，荡荡平平，会极归极之宗也。衢之左为圜丘、祈年殿之西外围垣；右为太岁坛、先农坛之东外围垣。各有石衢二，横接围垣之南、北门，为诣坛辇路。盖地势东高而西低，故石衢之西恒积水，而东之沙土常因西北风吹壅西垣之半，每诣斋宫，怵弗惬观。今年上辛祭毕，爰命司工于天桥南石衢之左右自北而南各疏渠三。第一渠长各一百六十余丈，宽北各三十余丈，南各二十丈，第二渠长各一百三十丈，宽各二十丈，第三渠长各五十五丈，宽各二十丈，深各三尺。其四达坛之横衢，命各辟土道，宽二丈，以为往来车路，并各去其向禁人行之木栅。（东西诣坛之横衢四，旧设木栅，以禁行人往来，盖地近坛垣，理宜严肃而重，车皆由正石衢以行，易致石弊。今石衢左右既开广渠，且各留土路，是四横衢之南北皆有界限，木栅亦可以不设矣。）疏渠之土即篑为渠岸之山，周植以树，兼培行车之土路，于是渠有水而山有林，且以御风沙，弗致湮。坛垣一举而无不便，向来南城井多苦水，兹胥得饮渠之清水为利亦溥，而都人士之游涉者咸谓京城南惬观瞻、增佳景。然予之意原不在此也。洁坛垣而钦毖祀，培九轨而萃万方，协坎离以亨既济（都城南为离位，今开浚水渠六，坎为水卦，是为水火既济之象，亨之道也），奠经涂以巩皇图。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故不得考工之请而为之记，亦合向之《知过论》所谓不可已者，仍斟酌为之之义，值此耄龄，复得蒇一大工作，孰莫非昊苍鸿，钦承开国家万年有道之长也哉。
乾隆五十有六年岁次辛亥仲夏月御笔。
从碑文可以看出如下几方面内容：
1．六条渠道的分布走向：按照碑文中的描述，从天桥迤南，由北向南分三渠，两岸共六渠，傍行于正阳门至永定门之间的石衢（即今天桥南大街）两侧，南北相继，从天桥一直延伸到永定门。第一渠与第二渠以及第二渠与第三渠的分界处，应有桥位于渠上。
2．四条横衢。沿着先农坛东墙的南北两门，天坛西墙南北两门，延长至正阳门石衢，共有四条横衢，这四条横衢与南北向的石衢相连接的交点处，恰是第一渠与第二渠以及第二渠与第三渠的分界处，即渠上桥的位置所在。横衢的南北有土路为往来车道，土路以挖渠之土培垫，用以行车可以保护石衢的路面不受破坏，同时可以作为石衢辇路与普通行人的界限。
3．乾隆疏渠这一工程的本意。在碑文中乾隆解释为神圣之举，即通过疏渠种树，净化天坛与先农坛周围的环境。这不仅是为“惬观瞻、增佳景”，营造一片优雅宜人的自然环境，更是要“洁坛垣而钦毖祀，培九轨而萃万方，协坎离以亨既济，奠经涂以巩皇图”，即在此地建立一种严肃庄重的氛围，并追求风水的和谐。故有“意原不在此”、“其在斯乎”之语。乾隆帝连年在京城内外大兴土木，修建园林，以资“游目赏心”，晚年曾写《知过论》承认自己一生的过失是好兴土木，引咎自责。对于疏浚正阳桥沟渠目的的申说或许是针对某些大臣反对兴作的谏言而发。言虽如此，由于疏渠植树，修渠的客观效果仍是使得周边自然环境大为改观。
二、修渠对于水道与环境的改善
1．天桥地区的水道情况
天桥地区在元、明及清前期是一片水域沼泽地带。元代时期为大都的南郊。明嘉靖以降，为防御北方蒙古族的侵扰，统治者将都城“南扩北缩”，修筑外城至永定门，南郊地区被圈在外城里。天桥以南地区初为水泽，到明后期修外城时填平，因地势低洼，成为易于积水地带。据《清会典事例》记载：“雍正七年谕，正阳门外天桥至永定门一路，甚是低洼，此乃人马往来通衢，若不修理，一遇大雨，必难行走。至广渠门内之路，亦着一并查勘具奏。遵旨查勘……天桥起至永定门外吊桥一带道路，应改建石路，以期经久。”④乾隆五十六年所疏河渠，是在明代修外城时填平的水域又重新开挖河渠，并且进一步沟通了天桥地区南北方向的水流。
2．疏渠后天桥地区的环境变化
水道疏浚之前，天桥周边地区的环境较差，据碑文记载，因地势东高西低，石衢之西经常积水，“东之沙土常因西北风吹壅西垣之半”，以致乾隆帝“每诣斋宫，怵弗惬观”。查阅史籍，天桥周边的风沙天气在明代即有文字记录。如成化四年（1468） “四月庚子太常寺奏：‘天地坛外墙风沙堆积几与墙等。内坛及山川坛周围盖瓦俱被风损坏，宜速修治，工部覆奏，从之。’”⑤风沙堆积与天坛的围墙等高，这和乾隆御制碑文中的描述“东之沙土吹壅西垣之半”是很相似的。据研究，这里的风沙大是天坛附近大量取土的人为原因造成的。⑥正统初年，明廷认为在西北烧窑有碍风水，下令“京城西北俱不得掘土，其东南许出城外五里，天地、山川坛许去垣外三里”⑦。在近城附近大量取挖泥土，必然造成大面积的裸土地面，成为沙尘的起源地。如天坛附近是挖土活动较为集中的一处地方，天坛东今龙潭湖之地即是明代修建外城后留下的一片窑坑。地面浮土遇风则起，整个京城春天多风沙，天桥地区的小环境尤甚。朝鲜使者金昌业来华所写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中也记载了天坛外的风沙。金昌业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至随兼谢恩使正使金昌集访华，他发现先农坛与天坛的地势不同，“天坛垣外尽树黍干篱，问其由，则以此地多西风，故路中沙土随风来积，以至埋垣，设此所以障也。黍高几二丈，而沙积其外者半焉。先农坛不受风，故不设篱，地势然也。”⑧天坛地势高，因此西墙外多西风刮来沙土堆积，故而在天坛外设有篱笆作为挡风沙的屏障，先农坛外则没有。⑨从明、清的史籍记录联系到清乾隆正阳桥疏渠记碑文的内容，可见天桥周围春季的风沙一直都比较大。而在乾隆五十六年的疏渠工程中，以疏渠之土作为渠岸之山，在渠旁植树，并培垫行车之土路，形成树林，以御风沙，以防湮没坛垣。因为疏导水利、植树固沙而将这个地区改造得渠清柳绿，风景宜人。
天桥附近因疏通水渠而增加了无限风光，两岸遍植红莲绿柳，风景甚佳，几乎可与江南媲美。当时文人的诗文对此多有描述。嘉庆五年（1800），张问陶有《天桥春望》诗曰：“种柳开渠已十年，旧闻应补帝京篇。天桥南望风埃小，春水溶溶到酒边。（渠开于乾隆辛亥）明波夹道且停车，人为临渊总羡鱼。尘外千树柳，随风绿到第三渠（第一渠近天桥，第三渠至永定门下）。城南车马太匆匆，坛树云返照红。几个闲人临水立，任他疑作信天翁。”⑩这首诗很形象地描述了天桥南水渠修浚后景观的改变。诗中的时间、空间都很写实。作诗之时，恰好离乾隆五十六年（1791）已过去十年，“风埃小”说明这一地区的气候条件大大改善，风力减小，尘土减少，满眼是溶溶春水，粼粼明波，游赏之人到这里自然慢下脚步，怡然自得。劭葆祺同年所作诗云：“桥头新水活粼粼，桥外高楼聚酒人。酒人漫说登楼好，春衣且步沿溪草。碧瓦朱棂护泾云，千重坛树波光绕。……清漪夹道苍烟暮，指点游人垂钓处。……桥下水为当日无。”诗中着重描写了桥头的新水和树影波光掩映的情景。另孙尔准《泰云堂词集》卷二有《杏花天》一阙，其小引曰：“小寒食，宿雨初霁，踏青至天桥，登酒楼小饮。柳晴波，漪空皱绿，渺渺余怀，如在江南村店矣。……”词中有“新柳余寒浅，一夜雨丝绿糁……杏花也带江南怨，慵傅晨脂浅淡。” 等句，亦是天桥春景的形象写照。据孙尔准之子所编《平叔府君年谱》，《海棠巢乐府》集中的词作于嘉庆九年至十八年。此时距乾隆朝疏渠的时间至少十三年。从其诗词中关于绿柳和碧水的描述，也可见天桥地区的动人春色。这些诗文明显突出了水的景色，可见天桥地区更增添了几分江南水乡的气息。
昔日的风沙扑面、泥水淤塞之地经过整饬疏浚河道，变成了杨柳依依、碧波荡漾的江南。可见乾隆五十六年这次疏渠的意义。乾隆皇帝对自己晚年兴作的这项工程也很满意，因此在御制碑文中称之为“一大工作”。而这番美景与今天的天桥景观相去甚远，是因为在嘉庆朝后期，天桥河道被填埋，附近的自然风貌又开始改变。天桥河道被填埋，还与一次著名的政治事件有所关联。
三、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与填埋天桥河道
嘉庆年间，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在北京活跃起来。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天理教主林清所部教徒兵分两路，冲进东华门、西华门。几十名起义军在太监高广福带领下，登上午门五凤楼，与清军展开激战。清廷火器营官兵千余人投入反攻。天理教军寡不敌众，归于失败。这次起义攻入了清廷内部，严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清人笔记中谈到，在这次事件之后，堪舆家端木国瑚说白莲教“作乱”与乾隆时疏浚天桥河渠有关。此河破坏了清廷的风水，导致了这场千古奇变。于是清王朝下令“湮河流，填土入之”;“闻之潘文勤公云：‘天桥甬道，两旁近坛，墙外从前系河池，满植芰荷，茶肆酒楼鳞次，夏日游人憩息其间。嘉庆时白莲教匪作乱，堪舆家言有关风水。始湮塞河流，填土实之。然识者谓，自塞后国家财源渐竭，亦失计也。’”虞山丁国钧按：“所谓堪舆家，盖青田端木国瑚也。曾见端木与人书，言是河之当塞，故知之。”前引劭葆祺的诗中也提到了填埋河道之事：“谁占水势说兵机，欲掩春渠计恐非。烟波果洗三军甲，我愿填桥化鹊飞。（按：渠成于乾隆辛亥，近闻有人请仍填之，以镇兵气，故及之。）”诗作于嘉庆五年（1800），看来认为此渠破坏风水之说早已出现。是否端木国瑚进言天理教作乱与风水有关，尚没有更多的史料作为佐证。根据一些零星的材料，仔细考查这一事件的前后，可以肯定以下几个问题：
1．天桥河道为嘉庆皇帝下诏填埋。
在嘉庆十八年十二月的诏书中，嘉庆帝明确提出反对天桥河渠的态度：“谕据钦天监奏正阳桥护城河水周流环绕，直达通潞，合之正阳门永定门南北方位。正协水火既济之义。今天桥南河泊六处，阅年渐久，泥土半淤，审度地势，似涉水火相争，应请将两岸积土趁势填实等语。正阳门就外城形势而论，地居坎位，永定门在其南地，居离位，正阳桥近北，导引河流，委输通潞，恭读皇考高宗纯皇帝圣制正阳桥疏渠记，本取坎离既济之义，辨方位巩固皇图，彼时司工官未喻圣意，遂挖河泊六处，我皇考以成事不说，故不待请而为之记，兹正阳桥一带护城河渠浮沙淤垫，亟宜疏浚，以达流泉，其天桥迤南河泊六处。该监审读象涉水火相争，与圣制文协坎离以亨既济本义殊不符合。其地依形家言为都城明堂，法宜坦平正直。今凹凸参差于郊坛左右，观瞻亦复不肃，著照钦天监所请，交步军统领衙门，即用两岸积土将河泊六处一律培垫，以大和会而昭荡平。敬述圣制文奠经涂以巩皇图本义。该衙门即择吉办理。”此文中嘉庆帝将乾隆帝的原意做了改变，并称是修渠时的司工官未喻圣意，正阳桥一带河泊六处破坏了风水。回到乾隆碑的原文，乾隆所说的坎离相济，是指南为离位，坎为水卦，水火相济。嘉庆所说的坎离相济，是指正阳门就外城形势而论，地居坎位，永定门在其南地，居离位。这样一解释就把河泊六处置于阻碍风水的境地，似涉水火相争。对比乾隆帝碑文和嘉庆帝的说法，嘉庆帝的说辞自然是对乾隆帝原意的扭曲。这道圣谕使得天桥河道寿终正寝。
2．嘉庆帝反对河渠的态度产生在天理教事变之后
嘉庆皇帝在嘉庆十八年的圣谕中公开表明对疏浚天桥下的河道持反对态度。但这种反对态度是在天理教作乱之后才有的。据嘉庆八年奏准：“天坛、先农坛外围墙垣并泊岸间段坍坏。查泊岸系砖土相间，不能胶粘，一经雨水冲汕，随势坍塌，请将泊岸砖块拆抵墙身，将泊岸一律改筑灰土。”这说明嘉庆皇帝起初并不反对这六条河渠的存在，还奏准修缮泊岸。而下令填埋河渠是在嘉庆十八年的十二月，这恰好在天理教事变刚刚平息之后。这两件事情之间应该有着某些内在的联系。
3．天理教徒的活动空间在南城地区
在记载天理教起义事件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寻找一些线索来建立与天桥河道的联系。从嘉庆时礼亲王昭在《啸亭杂录·癸酉之变》的记述中可以寻找出天理教的活动范围：其中参与天理教的茶房太监杨进忠“以铸军器为己任，暗于宣武门铁市中铸刀数百柄”，“十四日，林清贼党分二队：其东自董村至者，……约由东华门而入；其西自黄村至者，……约于菜市口齐集，由西华门而入。正阳门外开庆隆戏园刘姓者，亦其党羽。”另据《靖逆记》，林清癸酉八月二十四日“入都城，得财召至广宁门酒肆中，密告以九月十五日起事”。
根据事变后林清的供词，林清预先派人分路陆续进入京城，分驻于前门外，约定十五日会齐攻进紫禁城。据其他天理教徒的供词，他们的入城路线分别有：或进永定门、前门，再到西华门，或进南西门，到前门外鲜鱼口，再进西华门。或进南西门（右安门），到菜市口，进顺城门（宣武门）、走到外西华门，或进沙窝门（广渠门）、海岱门（崇文门）、前门，到东华门。天理教徒活动所涉城门有广宁门、永定门、宣武门、右安门、正阳门、广渠门、崇文门。这些城门都集中在北京南城。事后审理此案的官员奏请“并将失察逆贼进城之右安门、正阳门、宣武门三处城门官员奏请革职。”说明这三门在这次事件中防守疏漏最为严重，使得天理教徒得以混入。联系分布在南城的前门外三合店、珠市口、鲜鱼口、菜市口、宣武门、正阳门外、广宁门这些地点，可推断参与林清之变的天理教徒的活动区域即为北京南城地区。尤其珠市口一带的庆隆戏园和位于正阳门外为天理教出资散财收买太监的王姓所开首饰楼万兴号都是天理教徒活动的秘密据点。天桥地区因为多酒肆、茶馆、戏院，本身就是商贾及外来人员聚集之地，难于管理。天桥至永定门的河渠直接连至外城护城河，二十余丈宽的河渠加上沿岸的树荫及城门水洞等，必然给城防和管治带来困难，容易出现防控漏洞。
联系到天理教的进攻路线和活动范围，可以推测嘉庆帝填埋天桥河渠的意图，很大程度上是便于对南城天桥地区加强管治，以肃清天理教残余势力。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无法确知这一点，但至少可以判断：填塞河渠的直接原因，当是天理教作乱使得嘉庆帝对这一地区格外关注。
四、天桥水道与环境遭到破坏
从乾隆五十六年至嘉庆十八年，天桥南面的这六条渠道只存在了24年便被掩埋。此举破坏了外城的河道系统，天桥地区的水不能向南流至永定门导入外城护城河，只能按修渠之前的渠道流淌，水流必然不通畅，至雨季更易积水成灾。
天桥下的河道填塞之后，碧波荡漾、红莲映日、杨柳依依的景色不复存在。但民国年间曾小有反复。民国初年，天桥开始建戏园、建平民市场。其环境已是“五方杂处，百商集。惟地势低洼，每夏，积水成渠。入夜，则蛙鸣不已，蚊虫匕麕集。明沟秽水，臭气熏蒸。六年，高尔禄长外右五区，督清道队，削平其地，筑土路，析以经纬。同时是区绅士，卜荷泉诸氏，复鸠资于先农坛之东坛根下，凿池引水，种稻栽莲，辟水心亭商场。招商营业，茶社如环翠轩、绿乡园，杂耍馆如天外天藕香榭，饭馆如厚得福，皆美善、造河筑长堤，夹岸植杨柳，其南其西，各启一门，皆跨有木桥。河置小艇，一届炎夏，则红莲碧稻，四望无涯，一舸嬉游，有足乐者”。民国八年（1919）闽人林传甲，曾在水心亭遍觞名流，作天桥之集，颇极诗酒之盛。这时的水心亭只能是一小片水面，无法与乾嘉之际宽阔浩淼的水渠相比。民国九、十两年，“天桥三遭大火，而水心亭尤烈，不能复修。后将亭之北部地基，售与电车公司，建筑总站，尘嚣既甚，遂不复花明柳绿矣”。到这时天桥地区的环境风貌基本奠定了今日的景象。天桥环境的改变非一朝一夕形成，有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乾隆、嘉庆之际天桥曾出现的如江南般的美景不再，还是从嘉庆十八年填埋掉这六条河渠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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