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

西方反华势力一直试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其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捆绑在一起，以便从社会存在和社会认同两方面颠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今天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就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在有的地区和有的部门未能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相反的认同还大有市场；思想理论界和学界，在许多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上还严重缺乏共识；在有的部门和报刊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力和导向力不强，而对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各种思潮则缺乏有效的批判和抵制方式。归结起来，这就在这些地方和部门从根本上构成了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动摇。因此，我们思想理论工作的一个着力点，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依据，充分阐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社会主义共命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使改革开放的实际成果转化为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从政治层面上说，我们必须充分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基本属性。在这方面，有两种说法需要特别加以澄清：一种说法是把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片面归结为排除“左”的干扰，提出所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的过程”的断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统一，而根本区别于那些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共产党执政地位丧失甚至国家解体的“改革”。因此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对于自由化思潮干扰的排除。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平息“六四”风波时明确指出的：“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党的十七大将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宝贵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充分表明把改革开放片面归结为反“左”，本身就是对于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改革开放的干扰。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它虽然是在毛泽东同志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拓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新探索，却不是原先道路的简单重复，更不是照搬任何现成社会主义模式。至于对资本主义的学习借鉴，对于我们而言，从来就不是从道路和发展方向上的意义说的。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决不走“回头路”和决不走“邪路”的实质。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过程，就必然是不断地排除“左”和右的错误干扰的过程。从习惯和感情偏好上说，党内容易认同“老路”，这是干扰改革开放的障碍；但是，由于西方在当代世界的优势地位，以及西化、分化我国图谋的始终存在，力图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化的倾向也就始终存在。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今天和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时相比，“左”和右的表现都更具典型性。恩格斯曾说过“两极相通”，历史一再印证了这点。“左”和右都一致把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搞资本主义，都极其相似地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今天讲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同样也要既反“左”，又反右，同样要做具体分析。

另一种说法是当今在关于“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问题的讨论上有个被一些人一直视为至宝的假命题，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这是一个制造混乱而又包藏祸心的提法。我们姑且不谈“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的可疑，单就“根本突破”而言，就是一个含混的、可以任由发挥的空间。执此种说法者摆出一副捍卫中国改革开放原创性的架势，蓄意把争论的焦点引导到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上，在掩盖真实意图的同时，使自己披上了“改革的捍卫者”的唬人外衣。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照搬任何现成的外国模式是常识和共识，不算什么有创见的观点，也不存在什么大的争议。况且众所周知，不仅中国的改革是这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和建设的道路都是这样。难道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对于任何国外革命（包括十月革命）模式的突破吗？难道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的道路不是对于所有现成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吗？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其它重大原创性成果一概没有兴趣，单挑出改革来说，起码说明论者关注的并不是中国改革的已有成果，而是中国改革的何去何从；说明问题争论的实质不在于对过去的评价，而在于对未来的把握。

这样，对“中国改革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突破”论的进一步解读，必然使人们提出以下追问，即中国的改革固然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难道不更是对于当今“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突破吗？为什么单找一个苏联来说事呢？可见该命题实际上是有破有立，破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联系，立的是企图把中国改革开放与民主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扯在一起。毫无疑义，由于时代主题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原先那种封闭起来搞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是一条死路，社会主义只有在改革开放中才能闯出一条活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其创新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但是，通过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其前提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与资本主义趋同。因此，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共产党的领导和1956年以后基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一点，恰恰是那些想通过改革开放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的人所力图抹煞的。绕那么大的一个弯子，本意是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定向，板子却打在苏联和斯大林身上，可谓是避重就轻、声东击西，其良苦用心不外乎试图绕过若不如此根本就无法绕过的“钉子”。

说到底，一些人之所以要舍近求远、曲里拐弯，就因为有难言之隐、有难以摆脱的“紧箍咒”，这就是邓小平同志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邓小平同志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判断。1985年，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的改革作了一个结论性的判断，这就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所以堪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同时非常鲜明地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要区分两种改革开放观的问题。“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

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一是姓“社”不姓“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第二是这个“社”不是重起炉灶的“社”，更不是改弦更张向民主社会主义看齐的“社”，而是始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所开拓的社会主义，是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是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断开拓和探索的社会主义。正因为这一问题是如此的简单明了，没有任何可以借题发挥的空间，因而别有用心的人就必须选择其它的突破口。于是，“斯大林模式”及其相关的假命题就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了这样的突破口。在一些人看来，斯大林尽管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密切关系，但对于他的评价毕竟没有直接对中国自身经历的评价那样敏感，况且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毕竟已经解体，其本身又存在着许多历史的悬案，留下了足够的“六经注我”的空间，因而是借刀杀人的绝好把柄。有鉴于此，我们对于一些人蓄意歪曲苏联历史和斯大林作为的伪造当然还要继续地予以揭露，从事实上学术上证明其无稽和无知，但不能纠缠于此。因为这一讨论本质上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政见之争，因而就不能单纯诉诸学术，而必须诉诸政治分析。

因此，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追问，即中国的改革究竟是在基本制度不变前提下的变革，是在体制层面和局部范围内的制度层面的变革，还是在社会制度层面的全面的所谓“革命性”变革？换言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为根基的国家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国家经济制度，是通过不断的改革加以完善，还是从根本上推倒？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是根本在党、关键在党、因而必须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还是通过改革开放，最终终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关于改革的全部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所在。不能笼统地讲“改革无罪”，关键在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还是什么别的“改革”，关键在于改革依靠谁、为了谁、利于谁。正如胡锦涛同志一再强调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毫无疑义也是如此。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其落脚点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开了这一点，一切就无从谈起。

（作者侯惠勤：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