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过去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最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党获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成果：包含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任务是批判“两个凡是”，批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

    “文化大革命”是“左”的指导思想下的一场内乱，由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构成，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灾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大家踊跃揭批“四人帮”，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职务，为1976年“四五”运动平反，进行全面拨乱反正，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时我认为，中国面临历史大转折的机遇，到了改弦更张的时候了，历史该翻开新的篇章了。但是，我们想得太天真了。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同志就不能恢复领导职务，“四五”运动就不能平反。“两个凡是”的本质是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坚持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目的是维护“文革”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并制造新的个人崇拜。我国到了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继续坚持“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中国人民将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就要亡党亡国；否定“两个凡是”，恢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推动全面拨乱反正，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就能复兴中华。经反复考虑，即使有风险，也要批判“两个凡是”，扫除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共产党员，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于是我决心批判“两个凡是”。从何着手？从研究“两个凡是”的本质特征入手。“两个凡是”是唯心论，历史唯心论，但它跟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学派有区别，它没有公开讲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也没有公开讲英雄创造历史，它与林彪的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一样，都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拥护毛主席的面貌出现的，其特征就是把毛主席神化，把实践论篡改为唯心论的先验论，鼓吹毛主席的思想理论、决策、指示先验地正确的，永远不会有错误，无需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与普通人不一样。这样，我把“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基本理论，论述了一切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决策是否正确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符合实际，就是正确的，就是真理，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不符合实际，是错误的，就要改正。至此，我觉得还不够有力，还是一般地论述了实践标准，还要进一步针对“两个凡是”阐明实践标准，于是，我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概括出一个论点：马克思主义导师是自觉运用实践检验自己理论的模范。我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待他们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的态度作例子。《宣言》发表于1848年，过了几十年，他们为《宣言》多种版本，撰写了7篇序言。在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宣言》发表后的工人运动实践检验《宣言》的理论，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工人运动的实践证明《宣言》的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二、《宣言》根据当时情况提出的一些意见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宣言》的一个重要论点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证明，马克思、恩格斯自觉根据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以证实、发展或修改自己的理论，决不认为自己“句句是真理”，决不认为自己从不犯错误，决不要求别人对他们搞“两个凡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两个凡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用“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代替“两个凡是”，进行批判。文章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发表后，赞成者与反对者，都明白文章是批判“两个凡是”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于9月初寄给《光明日报》王强华同志。从1978年1月至4月，修改过三次。1978年4月下旬，我去北京开会，《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同志邀约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和我一起讨论，继续修改。我又修改过几次。最后，交孙长江同志修改，由胡耀邦同志审定，于1976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文从命题写作到发表前后经历一年多。

    由于“两个凡是”是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指导方针，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立即被指责为“砍旗”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简直犯了“弥天大罪”，刚刚兴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有被扼杀的危险。1958年彭德怀同志的正确意见刚刚发表、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可是立即受到严厉批判。真理标准讨论的命运怎样呢？斗转星移，时代不同了，“左”的指导思想在“文革”期间达到极端，造成了全国性的灾祸，已彻底破产，广大干部和人民已开始觉醒了。邓小平同志早就反对“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适应人民的要求，得到了他的支持。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严厉批判了照抄照搬照传上级指示的错误态度。因此，是邓小平同志领导和支持了真理标准大讨论。

    真理标准大讨论从1978年5月中旬起，连同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告一段落，历时三年，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同志、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新闻媒体，都参加了真理标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