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6个中央局，随后并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1960年11月，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不久前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公开发表时题名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

    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同意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

    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

    196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将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发给各地各部门讨论和试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国家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共同组织的大会上，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

    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写了一封长信（即8万言书）给毛泽东、党中央，请求党全面审查他的历史。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中小学工作条例等问题。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20日，中共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予以发布。

    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回答苏共的攻击，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起来。

    1963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关于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科学技术事业规划。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同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介绍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事迹。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4年5月，林彪根据他自己“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说：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

    1964年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4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后十条》修正草案，简称第二个《后十条》）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由毛泽东主持在上海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966年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二月提纲》。

    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

    1966年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时，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3日，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1966年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康平路事件”。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此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些同志，被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指责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12日至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7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1969年11月12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