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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建设理论是常青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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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6-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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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作为这一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执政党建设理论，更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常青的科学。因为，肩负远大历史使命的党，其自身建设也需要与时俱进，这对执政党来说尤其如此。共产党在执政前和执政后要经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执政后，党的地位、环境、任务都发生深刻的变化，决不能用执政前自身建设的经验代替执政后的新探索。“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见董必武关于“一大”会址的题词）。与夺取政权相比，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任务更艰巨，时间也会更长久。这期间，国内外形势和党的自身状况也会有所改变，只有坚持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党才能永葆自己的先进性。
二
列宁在前无古人的条件下开始了执政党建设的艰巨探索。他敏锐地意识到党执政后情况的变化，提出与过去告别，“改造党的全部工作”。然而，列宁始终处在以剧烈的国内外阶级斗争为特征的战争与革命的条件下，探索的环境并不宽松，短短七年，他既要对执政党建设的长远性、根本性问题作战略性思考，又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一紧迫现实问题。当时压倒一切的考虑是执政党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存的需要，而且要使苏联共产党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囿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列宁看到了党执政后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警惕官僚主义可能把党和国家毁掉，另一方面却没有能从体制和制度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在坚持党对国家政治领导的同时要划分党和苏维埃的职权，另一方面没有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述和在实践中解决如何划分职权；他十分重视党内民主，提出了一些很宝贵的思想，另一方面实际生活中又更加强调集中，并采取了一些在特殊条件下的临时性措施。列宁的探索没有形成体系，他的思想是活跃、丰富和开放的。遗憾的是，列宁的继承者并没有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斯大林在实践中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和党本身，领导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然而，在斯大林时期，列宁的思想被简单化、教条化地对待，并根据主观需要加以取舍。尤其是当国内战争结束，形势相对好转之时，却把列宁采取的一些仅有临时意义的措施当作不可改变的金科玉律。这样，苏共最终形成了以高度集中和缺乏民主为特征的传统党建模式。这种模式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保证了党和国家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去战胜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不过，优点总是同缺点相联系的。这种模式造成的以党代政、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民主、脱离群众的缺陷十分明显，而且形势愈发展，其弊端和落后性愈突出。更严重的是，这种模式和体制不利于集中全党智慧，妨碍理论的发展，助长僵化，而僵化的理论又反过来维护这种体制和模式，二者互为护卫，形成阻碍变革强大力量。以后的几任苏共领导人也力图在党的建设方面有所改进，由于没有理论上的真正发展和创新，改革措施往往隔靴搔痒，于事无补。到80年代，不仅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于运行，传统党建模式弊端也已成沉痼，苏共正失去领导社会前进的能力。
戈尔巴乔夫主政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僵化、教条化变为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基本原理，发展到后来，戈氏的改革就其性质来说，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成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彻底否定，从而引发出更剧烈的社会矛盾和更严重的党内危机，终致失败。所以，苏共失败虽然直接源于改革中的方向性错误（包括理论指导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则是长期以来僵化、教条化地对待理论和过时模式导致的党的战斗力下降乃至衰弱。前者的破坏作用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后者的损害则是间接的、被掩盖的，因而往往更危险。由此可见，科学地把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统一起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在执政党建设理论方面不断创新，正是保持理论的生命力和执政党的活力的关键所在。
三
中国党对于执政后面临的严峻考验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讨论，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50年代初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执政党问题的思考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毛泽东以苏联的教训为鉴，进一步放眼世界，提出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在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发生的问题”。这实际上已经触及了执政党建设的深层次问题。当时，党对于执政党建设的探索集中在防止腐化变质和脱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等问题上。系统总结这方面认识的，是邓小平所做的八大修改党章报告和据此制定的党章。这两个文件确定了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阐述了执政条件下的群众路线和克服官僚主义问题，强调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站在今天的高度看，八大的思考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可以视为我们党探索执政党建设问题的重要成果和良好开端。但是，八大时，党执政只有七年，历史的局限性反映在认识中，就是对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性问题还缺乏整体性把握，初步提出的一些好思想也还没有找到制度作载体和保证。
八大关于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探索没有延续下去，经过一段曲折发展之后，最终走入了误区。从全党来看，当时，不仅党的主要领导人开始脱离实际，党在指导思想上也开始违背实事求是，一是经验主义，在处理执政条件下的新矛盾、新问题时，仍然沿用夺取政权时的旧观念和旧方法，从而容易接受阶级斗争、党内斗争扩大化。二是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列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依据”，因而容易被接受。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党内民主遭到破坏，不同意见均被当作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路线斗争的表现。这样，“左”倾错误最终支配全党，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都陷入空前的迷误之中。由此可见，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是异常艰巨的，不仅会受到各种客观困难的冲击，还会受到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干扰。要真正进入理论的新境界而防止在探索中步入歧路，关键在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健全的制度化的党内民主。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唯物地、辩证地分析党面临的形势和党的自身状况，通过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防止偏差和失误，才能把执政党建设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四
面对新的世纪、新的形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肩负起执政党建设理论创新的任务。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不可阻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呈现新特点：两种制度将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共产党人相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只有当社会主义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并成为世界人民的价值选择时，这一必然性才能实现。这里的关键是社会主义不仅要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要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从而更全面地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就是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挑战。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统死转向开放搞活，使党执政的社会环境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在经济领域、经济成分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新的社会阶层生成并发展；在政治领域，群众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人民内部矛盾更加突出；在思想领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加大，这些变化带来一系列复杂问题。
国际局势、国内形势的变化要求在理论上明确回答：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党。这是继“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后最重要的理论课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要求结合起来，从总体上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作了新概括；阐述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目标、指导方针和工作标准；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从宏观方面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揭示，因而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同时也生动说明了“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最好的继承”。
当然，对执政党建设的认识是无止境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党建设的最新认识，同时也是进一步探索的新起点。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新世纪党和人民的丰富实践为动力，我们党必将把执政党建设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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