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之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经济发展定位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十年“文革”，我国是一个高度政治 化的社会，人们热衷于讲政治斗争，很少讲经济建设，“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文革”结束后，面对这种状况，是按照旧有的传统模式继续走下去，还是果断地走出一条新的发展之路，这是中国人民必须做出的选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转变，使我国经济建设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人们认识的深化，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总结了14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与政治关系逐渐理顺，经济建设获得了应有的位置，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表现之二：清除各种障碍，调动人们致富热情，为经济发展松绑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似乎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人们想富而不敢致富。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这从思想上消除了人们致富的疑虑，充分调动了人们致富的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当时对个体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理论界以及社会各界的看法有着相当大的分歧。1980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鼓励和扶持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此后，党和政府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最初认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后来认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对于所有制问题的正确认识，为非公有制经济争得了难得的发展空间，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政治发展为经济的松绑不仅体现在思想观念上，还表现在承认和着手进行生产关系改革上。国家承认并且完善和推广农民自己发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改革国有企业，改变政企不分的模式，尊重群众的生产主体地位，尊重他们的劳动创造，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国家与农民、国家与工人的关系——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下解放出来，工人从单位制中走了出来。改革城乡二元结构，使人们逐渐摆脱了过去的诸多束缚，社会流动的空间和流动的资源逐渐增多，有利于人们创业和创造潜力的发挥。

    表现之三：创造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为经济发展护航

    多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明确提出要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从1970年代末开始，党和政府明确提出要进行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此后我国政府进行多次大规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也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国家还陆续和重新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法律。到目前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断走向国际化创造了合法和宽松的环境。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2004年新修订的《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财产权和人权进入宪法，是我国政治重大发展的标志，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表现之四：改革分配制度，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为经济发展加油

    长期以来，人们把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志，从而把其当作进行收入分配的唯一原则。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坚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为主体的前提下，逐步放松了对其他分配方式的限制。十六大报告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和建设者，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分配方式、新社会阶层的定位以及保护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我国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进一步看，由于大规模的经济增长，社会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对政治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改革，特别是要深化以民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促进和保障经济快速增长，让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实现国家的富裕、民主、文明、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