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研究员在访谈室回答网友提问
5月21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研究员将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坚持好基本政治制度
不断推进民主政治”为题进行访谈，在线解答有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两大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
访谈摘要
·辛向阳：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基于历史合乎现实
·辛向阳：西方民主没有普世性不能迷信
·辛向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三大优越性
·辛向阳：人大制度改革有四个着力点
·辛向阳：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选择西方多党制
·辛向阳：解决腐败问题重在加强三大制度建设
·辛向阳：评价民主发展有三条客观标准
·辛向阳：不断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
访谈全文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人民网理论论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深入回答六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1月5日至2月6日期间，《人民日报》理论版《本周话题》栏目邀请专家分六期对这六个问题做出了回答。今天上午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研究员将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坚持好基本政治制度
不断推进民主政治”为题进行访谈，在线解答有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两大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
[主持人]:首先请辛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辛向阳]:各位网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人民网，和大家讨论有关基本政治制度和民主发展的有关问题。
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基于历史合乎现实
[网友“基层学者”]:请问专家关于中国政治道路问题。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基于自己的特定国情。在您看来，我们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合理必然性在哪里？
[辛向阳]: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双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既可以从历史的必然性来分析，也可以从现实的必然性。我简单先说一下历史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
应该说我们选择的这条政治发展道路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的一条正确的道路，它主要体现为这是一条独立自主选择的道路，再一个是通过人民的意志选择的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辛向阳]:我主要说一下现实的必然性，从现实来看，这条政治道路的必然性从哪个方面来理解，这个也可以有多个角度，我主要选择两个角度：一是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或者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看，我们这条发展道路的现实合理性和现实必然性。我们知道中国搞的市场经济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江泽民同志曾经讲过的“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的，既然是讲画龙点睛，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跟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这样四个字，既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市场配置资源的一个机制的有机结合。
[辛向阳]:这个特点，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应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我们知道1993年的时候，邓小平在同邓肯谈话的时候提出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四个坚持”，每个“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邓小平还专门讲到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他的回答就是就在于“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体现了党的领导，换句话说，邓小平这个话我们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党的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优越性呢？我觉得它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党派私利，所以它能够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随时可以防范和摆脱党派私利的纠葛，公平地对待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使各种市场经济主体能够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先进的市场经济，它可以不受其他国家党派的私利纠葛。
[辛向阳]:美国一个比较知名的作家，他叫彼德·巴恩斯，他在2007年出过一本书叫《资本主义3.0》，这个书专门讲到这么一个话，就是跟美国比较，中国有两个优势：一是中国加入市场，成为游戏的时间比美国短，可以吸收经验教训。二是中国政府没有像美国那样被强大的私有企业垄断。这两点他认为意味着中国可能为经济的发展可以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来，从而在享有市场经济的要义的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他这些话说明了中国市场经济有它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恰恰是由于我们的政治发展道路加以确保和保障的，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走这条道路的现实必然性。
[辛向阳]:二是这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可以充分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发展的要求，或者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我们知道人民群众不仅有物质利益的需求，肯定还有政治方面的需求，政治方面的需求是多个层面的，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阶层，对政治的需求可能不一样，是多样化的需求，这种多样化的需求能够最大限度的得到满足，我想只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可以从多个方面，多个层面给予充分的满足。
[辛向阳]:三是从国际范围来看，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其实是我们应对一些国际挑战的需要，也是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发展。这种挑战有很多，我简单举两个方面，一种挑战，国际上有舆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这种舆论在国外有一些比较强的声音，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的中央领导集体都进行过回答。比如2006年4月21号，胡锦涛同志在访美期间，在美国耶鲁大学，当时发表过一个讲演，在回答耶鲁大学师生提问的时候，主持人向胡锦涛提出了一个涉及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这么一个问题，胡锦涛回答，他说“我认为，如果把28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仅仅归因于中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所以，他讲到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所以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恰恰是为了回答这种所谓的中国政治体制滞后论。
[辛向阳]:第二个挑战，在西方学者提出一种理论，用所谓的民主联盟来遏制中国的发展，这种理论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创建一个以条约为基础的，叫民主国家协同组织，他提出要想加入这个组织就必须进行严格的要求，就看你是不是个民主国家，按照他们的要求判断，如果是民主国家就加入进来，如果不是民主国家就把你排除在外，有国际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形成合力，其实这种理论应该是有针对性的，我们发展民主政治，我们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就可以打破企图用民主联盟来遏制中国的图谋。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5月21日电（记者秦华）上午9：3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研究员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坚持好基本政治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为题进行访谈，在线解答有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两大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辛向阳在回答网友问题时指出，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的必然性，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国际形势发展需要中国走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
网友“基层学者”问到：“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基于自己的特定国情。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合理必然性在哪里？”
辛向阳认为，实行中国民主政治道路这种必然性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既可以从历史的必然性来分析，也可以从现实的必然性来分析。
他指出，历史的必然性是选择这条政治发展道路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它主要体现为这是一条独立自主选择的道路；另一方面是通过人民的意志选择的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辛向阳着重谈了走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现实的必然性，他认为应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
一是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或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看，我们这条发展道路的现实合理性和现实必然性。
中国搞的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跟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这样四个字既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市场配置资源的一个机制的有机结合。同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党的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党派私利，它能够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随时可以防范和摆脱党派私利的纠葛，公平地对待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使各种市场经济主体能够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这是一种很先进的市场经济，它可以不受其它国家党派的私利纠葛。
二是这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可以充分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发展的要求，或者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人民群众不仅有物质利益的需求，还有政治方面的需求。政治方面的需求是多个层面的，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阶层对政治的需求可能不一样，是多样化的需求。这种多样化的需求能够最大限度的得到满足，只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才可以从多个方面、多个层面给予充分的满足。
三是从国际范围来看，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应对一些国际挑战的需要，也是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发展。
一种挑战，国际上有舆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这种舆论在国外有一些比较强的声音。胡锦涛访美期间，耶鲁大学师生提出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问题，胡锦涛指出，“如果把28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仅仅归因于中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所以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恰恰是为了回答这种所谓的中国政治体制滞后论。
第二个挑战，西方学者提出用所谓民主联盟来遏制中国发展的理论。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创建一个以条约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协同组织，这种理论应该是有针对性的。我们发展民主政治，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就可以打破企图用民主联盟来遏制中国的图谋。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5月21日电（记者秦华）上午9：3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研究员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坚持好基本政治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为题进行访谈，在线解答有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两大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辛向阳在回答网友问题时指出，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民主制度改革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同时要对西方国家夸大西方国家民主历史和西方民主优点的认识要科学分析。
网友“强国一平民”问到：“请问专家西方的政治模式有普世性么？作为近代最先走上富强道路并一直处于发达西方国家，其政治模式有普世性么？”
辛向阳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
首先，必须要搞清楚它所谓的富强跟它的民主或者政治模式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必然的关系。
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走上富强道路，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因为搞了所谓的民主政治，或者民主模式，而是由于非常复杂的原因。近四百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演变过程中，它走上富强首先一个殖民扩张带来的财富增长，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制度上的创新，包括金融的创新、经济的创新，也起很关键的作用。不能简单等同于说搞了西方模式，就一定会通向富强，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第二，要注意到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西方国家学者主要有两个认识：
1、夸大西方国家民主的历史
有的西方学者扩大西方国家的民主历史，认为西方崛起的时候搞了民主，搞了民主以后就富强了，夸大了西方国家的民主历史。比如说福山在《历史的终结》这本书中，把英国、美国和其它几个国家，看作是早在1848年就已经是所谓自由国家民主国家了，其实1848年的时候，英国和美国有一半的人处于没有投票权的状况，而且在美国奴隶制依然没有取消，像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真正实现了他们讲的普选。所谓的普世，好像一开始就是很健全，很完美。要对它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2、把西方民主等同于民主本身
处于阶级立场的需要，一些西方学者把西方民主等同于民主本身，有一些西方学者把西方的民主实现的形式，实现的具体的路径就等同于民主本身。比如说有一个英国学者阿伯拉斯特在2002年的时候，在他发表的第三版的《民主》一书讲“西方的民主观念源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民主是一种我们西方已有的东西”。他认为西方的民主观念是一种假设，所以一讲到民主就是所谓西方的竞争性选举，就是所谓的对立候选人之间的竞争，还有要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要去争取当前选举的胜利，他们认为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含义，必须得有两党或两党以上大家竞选，这才叫民主。针对这一点，马尔库赛在《单面人》一书中，就明确讲“我认为，就这些定义是相当准确地描述了1952年美国选举的实际情况。”
辛向阳强调，显然西方政治模式不具有所谓的普世性。有这两个科学的认识以后，就一定能判断出它不是一种普世性的民主政治模式。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5月21日电（记者秦华）上午9：3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研究员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坚持好基本政治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为题进行访谈，在线解答有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两大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辛向阳在回答网友关于人大制度独特性时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三大优越性。
网友“理论之光”问到：“请问专家中国人大制度强在哪？西方政治制度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相比，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哪些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作为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制度，人大制度的生命力在哪里？”
辛向阳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比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比较独特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也正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行人民民主的原则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实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流血牺牲，长期奋斗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它有极为深厚的历史与人民基础，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就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一方面的原因。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已任。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站在时代的前列倡导民主，反对专制。党领导建立的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政权、解放战争时期在各个解放区建立的人民政权都实行了人民民主的原则。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二、人大制具有建立在人民民主之上的效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以确保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邓小平曾经讲过：“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个好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就在于能够充分反映人民的要求，集中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工作效率。”要特别注意，中国不仅有高效率，更关键我们这种效率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础之上的效率，并不是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的由非民主体制造成的。一定要纠正认为效率高是因为没有民主这种观念；恰恰相反，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效率，是因为我们建立在人民民主制度基础之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具有效益，而且是民主基础上的效率。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们政治发展的一个根本制度基础。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一个很根本的要求，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恰恰为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它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好的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人大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在提高立法质量的前提下，确保到2010年，我们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不断加以完善。所以，实际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了起来，这是它的一个重要优点。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5月21日电（记者秦华）上午9：3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研究员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坚持好基本政治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为题进行访谈，在线解答有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两大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辛向阳在回答网友问题时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还需从四个方面加以改进。
网友“强学中用”问到：“请问专家人大制度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人大制度实行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中，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人大制度应该在哪些方面做一些改进？”
辛向阳指出，人大制度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建设。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又对人大制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所以人大制度应该要适应这种要求，作一些新的革新。
他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进一步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建设，促进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
第二、要进一步密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近300万名的人大代表，要建立多种制度渠道，使这300万名人大代表跟13亿人民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
第三、要重视发挥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发挥各个专门委员会人才荟萃、知识密集的特点和优势。
第四、要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曾经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个建议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确保每一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都能享有和实现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所提出的一项很重要的建议。它有利于保障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广大群众能依法行使选举权，应该按照十七大的精神逐步推进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完善工作。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5月21日电（记者秦华）上午9：3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研究员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坚持好基本政治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为题进行访谈，在线解答有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两大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辛向阳在回答网友问题时指出，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与否与政党制度无必然联系，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取决于国情。
网友“理论新人”问到：“请问政党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少学者通过大量的比较分析，发现多党制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许是政治民主重要表现形式。但对于发展中国来说，采取多党制会带来很多麻烦，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您怎么看政党制度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辛向阳谈到，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在2008年2月中国社科院院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反思西方民主”，文章引用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杰克·施耐德出版的著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书中讲到一个观点：“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者外部战争”。整个20世纪90年代，很多国家实行自由选举以后，便立即进入了战争状态，比如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战；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了一百多万人丧生。
所以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政党制度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
第一、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是为了人民利益服务的政党，不是为了一个特定的利益集团，或者少数人谋利益，这个国家一般是比较稳定的；反之这个社会就可能是不稳定的，甚至是混乱的。
第二、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要看它是否符合国家的国情，符合国情建立自己政党制度的国家，一般是比较稳定的，否则就是不稳定的。
第三、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如果是由本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那么这个国家一般也是比较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由别国输出过来的，或者是由其它国家通过武力，或者通过所谓的颜色革命等手段给予扶持的，这个国家可能就是不稳定的。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5月21日电（记者秦华）上午9：3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研究员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坚持好基本政治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为题进行访谈，在线解答有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两大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辛向阳在回答网友问题时认为，中国要解决腐败问题，关键是加强三大制度建设。
网友“江南孤叶”问到：“中国如何解决现实中的腐败问题，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彻底的解决腐败制度上应如何改进？”
辛向阳强调，中国要解决腐败问题，反腐倡廉必须要加强三方面的制度建设：
第一、加大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建设。
要推进组织、部门干部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要不断地探索用人的职位标准，建立起科学的职位说明书制度，还要进一步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
第二、要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
世界上不少国家实行了财产申报制度，对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高发、易发是非常有效的。被称为“阳光法”的财产申报制度是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使公职人员的财产受到严格的监督。在有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里，哪个国家的法律规定的比较细致，执行的比较严格，哪个国家的腐败现象就相对比较轻微。我们应该借鉴国际上的财产申报制度的一些成功的经验，逐步地推进国家的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制度。
第三、加强专门机关对一把手的监督制度的建设。
现在我们对一把手的监督存在一些问题，存在“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这些现象。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加强纪委的监督，主要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权力畏惧意识教育，培养一把手对权力的敬畏感，建设廉政文化。
二是拓展对一把手监督的过程，也就是做到纪委监督的全流程。
三是逐步打通纪委内部的信息渠道，建立下级纪委向上级纪委汇报干部情况的制度，强化纪委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5月21日电（记者秦华）上午9：3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研究员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坚持好基本政治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为题进行访谈，在线解答有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两大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辛向阳在回答网友问题时指出，评价民主是否进步是有客观标准的。
网友“亦步亦趋”问到：“有学者们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党的最高领导人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越发展，我们对于民主的价值越是认同。那么，评价我们民主发展的标准是什么？”
辛向阳认为，评价民主发展的标准，可以联系邓小平同志讲过的一句话。他指出，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3月的时候曾经强调：“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
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
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
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支持发展。”
这些标准就是评价民主的一个基本的标准。因此评价民主实际上可以从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否促进了国家利益的实现。
第二、是不是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三、是不是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辛向阳强调，评价民主不能仅仅就民主而论民主，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等诸方面发展来看待。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5月21日电（记者秦华）上午9：3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研究员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坚持好基本政治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为题进行访谈，在线解答有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两大制度，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辛向阳在回答网友关于党内民主问题时指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辩证关系，加强党内民主要落实党内的各项制度。
网友“理想的灵动”问到：“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一个什么关系？今天党内民主发展的着力点又在哪里？”
辛向阳谈到，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两个生命”实际上是互动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党内民主建设的精神可以转化为人民民主发展的一些精神力量。
第二、人民民主建设的法制化可以转化为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
第三、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制度上的互动。我们党组织中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我们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制度，把党内民主建设和人民民主制度建设有机联系在了一起。
辛向阳在谈到党内民主发展的着力点时突出强调了要加强制度建设：
第一、要进一步完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及其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制度，中央政治局的议事规则制度等，要把已经提出的制度加以落实。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的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要进一步明确这些制度的规范要求，明确制度落实的责任部门和时间表”。
第二、在全国市县党组织中逐步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和任期制，使市县的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市县委、市县纪委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涉及市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市县委委员的年度工作进行评议等。党代会的代表实行任期制，同时逐步并建立党代会代表的提案制度。
辛向阳研究员在访谈室
西方民主没有普世性 发展中国家不能迷信
[网友“强国一平民”]:作为近代最先走上富强道路并一直处于发达西方国家，其政治模式有普世性么？
[辛向阳]:西方的政治模式不具备普世性。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首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要搞清楚，西方发达国家是怎么走上富强道路的，这一点要搞清楚，也就是说我们要搞清楚他所谓的富强跟他的民主或者政治模式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必然的关系。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走上富强道路，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因为他搞了所谓的民主政治，或者民主模式，而是由于非常复杂的原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近四百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演变就可以知道，他走上富强首先一个殖民扩张带来的财富增长，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再有其他方面的制度上的创新，包括金融的创新，经济的创新，也起很关键的作用。所以不能简单等同于说我搞了西方模式，就一定会通向富强，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第二，要注意到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这里面主要是有这么两个认识，有的西方学者扩大西方国家的民主历史，认为西方崛起的时候搞了民主，搞了民主以后就富强了，夸大了西方国家的民主历史，比如说福山在《历史的终结》这本书中，把英国、美国和其它几个国家，看作是早在1848年就已经是所谓自由国家民主国家了，其实1848年的时候，英国和美国有一半的人处于没有投票权的状况，而且在美国奴隶制依然没有取消，像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真正实现了他们讲的普选。所谓的普世，好像一开始就是很健全，很完美，其实他是对历史的夸大，这个方面我们要对他发展的历史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三，处于阶级立场的需要，一些西方学者把西方民主等同于民主本身，有一些西方学者把西方的民主实现的形式，实现的具体的路径就等同于民主本身。比如说有一个英国学者阿伯拉斯特在2002年的时候，在他发表的第三版的《民主》一书讲“西方的民主观念源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民主是一种我们西方已有的东西”。他认为西方的民主观念是一种假设，所以一讲到民主就是所谓西方的竞争性选举，就是所谓的对立候选人之间的竞争，还有要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要去争取当前选举的胜利，他们认为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含义，必须得有两党或两党以上大家竞选，这才叫民主。
[辛向阳]:针对这一点，马尔库赛在《单面人》一书中，就明确讲“我认为，就这些定义是相当准确地描述了1952年美国选举的实际情况。”所以，很显然西方政治模式不具有所谓的普世性。有这两个科学的认识以后，感觉到它不是一种普世。
[网友“理论新人”]:不少学者通过大量的比较分析，发现多党制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许是政治民主重要表现形式。但对于发展中国来说，采取多党制会带来很多麻烦，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您怎么看政党制度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辛向阳]:这个问题我想有一个学者叫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在2008年2月的中国社科院的院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反思西方民主”，文章引用了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杰克·施耐德出版的一本著作，叫做《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书中讲到了一个观点，他说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者外部战争，他说整个20世纪90年代，很多国家实行自由选举以后，便立即进入了战争状态，比如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了一百多万人丧生。
[辛向阳]:所以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党制度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第一
，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是为了人民利益服务的政党，不是为了一个特定的利益集团，或者少数人谋利益，这个国家一般是比较稳定的，反之这个社会就可能是不稳定的，甚至是混乱的。第二
，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要看它是否符合国家的国情，符合国情建立自己政党制度的国家，一般是比较稳定的，否则就是不稳定的。第三，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如果是由本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那么这个国家一般也是比较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由别的国家输出过来的，或者是由其它国家通过武力，或者所谓的颜色革命等手段给予扶持的，这个国家可能就是不稳定的。
人大制度：改革中不断发挥优势
[网友“理论之光”]:请问专家中国人大制度强在哪？西方政治制度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相比，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哪些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作为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制度，人大制度的生命力在哪里？
[辛向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与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三权分立比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比较独特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也正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辛向阳]: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实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流血牺牲，长期奋斗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它有极为深厚的历史与人民基础，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就是它很强大的一个生命力之所在的一个方面。我们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已任，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就站在时代的前列倡导民主，反对专制。我们党领导建立的，比如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的政权；解放战争时期，在各个解放区建立的人民政权，都实行了人民民主的原则。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以确保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邓小平曾经讲过：“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个好的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就在于能够充分反映人民的要求，集中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工作效率。”最近，印度亚洲通讯社有一个报道很有意思，讲印度民主输给中国效率160票，讲的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12日在伦敦举行了一个辩论，辩论的题目是“未来属于印度而非中国”，辩论会刚开始的时候是由266名与会听众投票支持印度，223人反对，还有221人不置可否，辩论结束以后，当听众再次投票的时候，不置可否的人缩为23人，大部分转而把票选给了中国，选择中国的人达到了421人，而印度只获得了261张票。其中有一个支持中的叫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私人秘书叫鲍威尔，他讲中国具有能够实现发展目标的政府体制，这种政府体制纪律严明，坚定一致，并充满活力。我们要特别注意，其实中国不仅有高效率，更关键我们这种效率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础之上的效率，并不是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的，是由于非民主体制造成的，我们一定要纠正这种观念，好像我们效率高是因为我们没有民主，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效率，是因为我们建立在人民民主制度基础之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具有
效率，而且是民主基础上的效率。我们怎么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辛向阳]: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们政治发展的一个根本的制度基础。我们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一个很根本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恰恰为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它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好的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人大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在提高立法质量的前提下，确保到2010年，我们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不断加以完善。所以，实际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了起来，这是它的一个重要优点
[网友“强学中用”]:请问专家人大制度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人大制度实行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中，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人大制度应该在哪些方面做一些改进？
[辛向阳]:应该说我们人大制度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建设，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又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所以人大制度应该要适应这种要求，做一些新的改进。
第一，进一步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建设，促进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第二
，要进一步密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我们现在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近300万名的人大代表，因此，要建立多种制度渠道，使这300万名人大代表跟13亿人民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第三
，要重复发挥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发挥各个专门委员会人才荟萃，知识密集的特点和优势。第四，要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曾经建议，叫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个建议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确保每一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都能享有和实现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所提出的一项很重要的建议。它有利于保障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广大群众能依法行使选举权，我们应该按照十七大的精神要逐步推进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完善工作。
坚持完善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网友“强国东源”]: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政协会议是协商民主的常见形式，怎样认识协商民主的作用？
[辛向阳]:我想注意的问题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几点：第一，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第二，要探索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实现方式。第三，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政协及政协委员的作用。
[辛向阳]:充分发挥好协商民主的作用。我们党总结自己的协商民主实践，借鉴国外的政治文明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协商民主的理论。1991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这是西方民主无可比拟的，也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两种形式比一种形式好。”2006年2月份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把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规范为社会注意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之一。协商民主摆脱了西方竞争性政党关系所造成的利益对立，社会分裂的局面，实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良性互动，巩固发展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亲密关系，更能真实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解决腐败问题要靠制度建设
[网友“江南孤叶”]:一些西方政要、学界、舆论界一再鼓吹多党制能够较好解决腐败问题。他们攻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不仅会形成权力专制，而且容易导致各种腐败。对于腐败和政党制度的问题，您怎样看？另外，反腐倡廉需要哪些方面的制度改进？
[辛向阳]:所谓多党制包括两党制能够较好的解决腐败问题，这只是一种假设或者是一种虚幻。简单地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腐败本质上是剥削社会的产物，只要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剥削，这种现象必然还会存在，西方社会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的。第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腐败问题，相对解决的比较好，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客观原因，与所谓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这些原因包括工人阶级持续不断地争取进步的运动，对西方国家腐败现象的减少应该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再一个是经济发展和人均GDP达到了数万美元，这样一种经济状况，也促进了腐败问题一定程度的解决。我们看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采用了所谓的多党制或者是两党制，带来了更多更复杂的腐败问题。
第四、有一些国家采用符合国情的一党制，或者是一党主导的制度，其清廉指数也是非常高的。
[辛向阳]:解决腐败问题重在加强制度建设。中国的反腐倡廉要加大三方面的制度建设：第一，加大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建设，要推进组织、部门干部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要不断地探索用人的职位标准，建立起科学的职位说明书制度，还要进一步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第二，要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世界上不少国家实行了财产申报制度，对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高发、易发是非常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是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被称为“阳光法”，他使公职人员的财产受到严格的监督，在有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里，哪个国家的法律规定的比较细致，执行的比较严格，哪个国家的腐败现象就相对比较轻微。我们应该借鉴国际上的财产申报制度的一些成功的经验，逐步地推进我们的国家的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第三，加强专门机关对一把手的监督制度的建设。现在我们知道对一把手的监督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个顺口溜就讲到了，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加强纪委的监督，主要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权力畏惧意识教育，培养一把手对于权力的敬畏感，建设廉政文化。二是拓展对一把手监督的过程，也就是做到纪委监督的全流程。三是逐步打通纪委内部的信息渠道，建立下级纪委向上级纪委汇报干部情况的制度，强化纪委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
民主政治：探索中不断进步
[网友“亦步亦趋”]:学者们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党的最高领导人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越发展，我们对于民主的价值越是认同。那么，评价我们民主发展的标准是什么？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中，我们做到了什么，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做得更好？
[辛向阳]:谈到评价民主发展的标准，可以联系邓小平同志讲过的一句话，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3月的时候曾经讲：“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二是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支持发展。”这些标准其实就是我们评价民主的一个基本的标准。所以，评价民主实际上也可以从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否促进了国家利益的实现。第二、是不是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是不是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所以，评价民主不能仅仅就民主而论民主，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等诸方面发展来看待。
[网友“理想的灵动”]:请问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一个什么关系？今天党内民主发展的着力点在哪里？
[辛向阳]: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两个生命”实际上是互动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党内民主建设的精神可以转化为人民民主发展的一些精神力量。第二，人民民主建设的法制化可以转化为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第三，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制度上的互动。例如，我们党组织中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我们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制度，把党内民主建设和人民民主制度建设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
[辛向阳]:今天党内民主发展的着力点：第一，要进一步完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和他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制度，中央政治局的议事规则制度等，要把已经提出的制度加以落实。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的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要进一步明确这些制度的规范要求，明确制度落实的责任部门和时间表。第二，在全国市县党组织中逐步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和任期制，使市县的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市县委、市县纪委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涉及市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市县委委员的年度工作进行评议等。党代会的代表实行任期制，并逐步建立党代会代表的提案制度。
[主持人]:再次感谢辛向阳研究员做客理论论坛，也感谢网友参与讨论，下期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