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催生了欧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倡议，但围绕欧洲统一货币的问题远非“救火队员”可解。

　　EMF：不完美救助

　　还记得2009年3月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撰文提出的建立“超主权货币”，在全球刮起的激辩旋风吗？时隔一年，德国财长关于建立“欧洲货币基金”（EMF）的提议激起的“风暴”不亚于前者，虽然争论更集中在欧洲范围内。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3月7日表示，应考虑设立“欧洲货币基金”，其应有可比拟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干预权。

　　这可以说是金融危机以来欧洲“最大胆”的改革建议。此前，欧盟国家一直疲于救金融、保经济，近来还包括严词警告虎视眈眈于脆弱欧元国的投机资本。至于欧洲货币同盟在危机中暴露出的根本缺陷，应该如何解决，却未见登上政治领导人的议程。

　　针对同僚的建议，德国总理默克尔很“感兴趣”，称欧盟现有的制裁措施不足，言下之意需有新的补充；法国、意大利领导人观点类似；卢森堡首相兼欧元集团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也表示支持这样一个长期性倡议。最积极的是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提议次日就有官员说一些预备性工作已经展开，关于EMF的建议书可以在6月的欧盟峰会前准备好。

　　不料，最激烈的反对声同样来自德国。欧洲央行来自德国的理事斯塔克（Jürgen Stark）在德国报纸撰文说，不应该建立EMF，当务之急是通过一个严格的监督机制，加强预算纪律和执行力度。德国央行行长韦伯（Axel Weber）也称这种关于“紧急救助机制化”的讨论“没有帮助”，更像一个分散人注意力的烟幕弹。

　　这将是一场漫长的讨论—如果讨论能真正开始的话。

　　EMF草图

　　朔伊布勒的提议很可能源自今年2月欧洲政策研究中心（ECPS）的格洛斯（Daniel Gros）和梅尔（Thomas Mayer）发表的一篇论文，提议建立EMF，并给出了详细方案。

　　他们设计的EMF与IMF有明显区别。首先，IMF是所有成员国共同按比例出资，而EMF只要求那些违反了欧盟财政纪律的国家缴款。比如，希腊2009年财政赤字为GDP的12.7%，债务率为120%，分别高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和60%的部分，提取1%纳入该基金。据估算，如果欧元建立之初就有这样的机制，今天已经能积累1200亿欧元的储备资金了。

　　不过，为了防止危机出现时储备资金减少，EMF应通过市场融资，也就是向其他欧元区国家借钱。这意味着，虽然那些遵守财政纪律的国家无需向基金缴款，却有在危机时对其贷款的义务。

　　与IMF的提款份额可能高出本国缴纳资金略有不同，一国从EMF提取的金额最多不超过自己的缴纳额。并且，只有提出一个得到欧元集团认可的政策计划，才可能得到EMF的背书发行债券：要从EMF取钱，前提是计划在欧元集团和欧盟委员会的监督下得以执行。

　　两位作者强调，EMF可能优于IMF之处，正在于欧盟有更多的强制手段。借款国不遵守IMF的政策药方，最坏的结果就是IMF停止对其贷款；但在欧盟内部，还可以通过停止发放欧盟的机构性援助资金、欧洲央行拒绝接受该国评级过低的债券作为担保为其金融系统融资等，让成员国看到“不守纪律”的严重后果。当然，成员国可以选择退出欧元区。

　　尤为重要的一点是，EMF要有一个“破产机制”，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关于破产保护的规定。万一一国发生债务违约，为避免系统性的损失，EMF可以折价购买投资者手中的该国国债。此时，EMF就有权支配违约国政府未来的任何一笔收入，可以是用来偿还对EMF的欠债，或是用于某项指定的政策措施。

　　当然，这份“草图”还有很多地方有待解释。

　　比如，意大利米兰博克尼大学经济学教授佩罗蒂（Roberto Perotti）说，只有违反财政纪律国需要向该基金缴款，这意味着一个财政“后进国”的“互助保险”，那么很难看到这样的机构有能力满足危机时期的融资要求。举例来说，按照设计，希腊2009年只需缴纳相当于GDP0.65%的金额。正如EMF设计者指出的，欧盟“大国”还是要承担贷款义务。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拉赫曼（Desmond Lachman）问道，既然欧元区成员国有义务在危机时借钱给EMF，这和他们直接借给危机发生国有什么区别？无论何种方式救助，仍是欧元区纳税人埋单。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本刊记者表示，尽管格洛斯和梅尔的“草图”远非完美，却不能因此说明这种机构的设立没有必要，也不能说明人们不能最终设计出一个较为满意的机构。“我觉得现在还不存在这个机构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罗思（Venessa Rossi）也对本刊记者分析，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有潜力承担起建立EMF所需的工作，在专业人才和经验方面，问题都不大。但这样的机构必须独立于欧盟委员会，否则可能会被卷进政治博弈，而难以对成员国作出公正的政策评判和建议。

　　如果最终真有EMF，跟IMF又会是什么关系？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清迈倡议”就旨在建立起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库，从而降低对IMF的依赖性，也有人将其比作“亚洲货币基金”（AMF）。但IMF和美国当时对此十分“紧张”，因为不愿看到IMF的作用被弱化。

　　不过，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对此似乎颇为欢迎：“欧洲人想要尝试建立一个他们需要的机构，这非常有道理。”

　　罗思认为这不失为国际金融组织架构改革的契机。如果EMF得以最终建立，亚洲的货币储备库也能发展起来，那么IMF也许最终可以转型为各种区域性基金的“总联络处”，而不是现在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设在华盛顿，要管全球的事情”。

　　不过，这一过程也充满着矛盾交锋和对立, 彼得森研究所的杜鲁门（Edwin Truman）表示。若EMF的条件过于苛刻，借款国为何不“投奔”IMF？若EMF规定，欧元区危机必须优先选择EMF进行处理，那么欧元区各国更应该在IMF中以集体代表性和发言权来体现，目前各国分别掌握的“高估”份额和投票权就理应缩小。

　　病根待除

　　希腊危机再好不过地向世人展示了欧洲货币同盟的内在机制缺陷。没有了货币主权的希腊无力自救，而欧盟写入法律的条款又禁止欧洲央行为成员国兜底。向IMF求援的方案再也不能被欧盟接受。虽然德国领导人百般避讳，但大家心知肚明的是，万一希腊违约，还是主要靠德国埋单。

　　布鲁塞尔欧洲和全球经济实验室（Bruegel）主任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y-Ferry）总结，希腊危机暴露了欧盟基础性条约的漏洞。当初人们假设，只要能进行有效的监督就能预防危机，因而强调预防或纠正赤字；出于对道德风险的忧虑，陷入危机的欧元区国家也被禁止从欧洲央行获取援助。简言之，当时的预期是，万一真有欧元区成员国还不起债，它就只能违约。

　　“我们现在应该懂得了，政策不应该是为了预防失败，而是应该为失败做好准备。”格洛斯和梅尔的方案中写道。当前欧盟国家财政状况普遍恶化的情况下，不排除未来出现第二、第三个希腊的可能，目前困扰葡萄牙、西班牙南欧诸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明证。历史证明，危机中，私有部门的债务会变成公共部门的债务。过去十年欧盟国家私人部门负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升，欧盟应该准备好面临很长一段时间的财政压力。

　　要改革欧洲货币体系就难免涉及欧盟条约中一些基本方针的修改。刚刚经历过《里斯本条约》漫长谈判的欧盟，会有心力再来一次长跑吗？皮萨尼-费里担心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讨论都不可能实现。

　　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研究员帕里（Thomas Palley）看到的则是体制设计之初思想性的失误：欧元1999年诞生时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盛行期，其货币论者认为财政政策无效，通胀只是货币供给的增长所致，实体经济受到负面冲击后会迅速且自动地回到完全就业状态。正因如此，欧洲货币同盟才建立了欧洲央行这样一个独立的货币机构。

　　然而，今日的危机却使这一理论受到挑战，或至少表明，政治压力下经济信条难以恪守。全球政府纷纷通过财政手段刺激经济。现有的政策框架又导致了欧元区经济结构的失衡难以调整。

　　希腊等南欧“后进”国由于让渡了货币主权，失去了汇率和利率的调控工具，仅剩下通缩来降低“真实有效汇率”，但这对高负债国只会加重负担，很难实行。

　　拉赫曼估算，采用欧元近十年来，希腊竞争力下降了25%。这是希腊等国经常账户有高额逆差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欧元区经济强国实行财政扩张来带动整体经济，而偏偏欧元区“老大”德国一向秉承谨慎的财政政策，在衰退时也不愿采取大规模刺激。

　　帕里认为，对于欧元区来说，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必要的，否则欧元区将面临增长的停滞和多年的高失业。但是仅凭货币体系改革也不够，还需打破劳动市场和宏观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式。不改革的结果，很可能是一些财政状况较差的成员国被迫退出欧元区，而欧元解体则可能是全球经济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