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百年来，现代工业体系以超乎想象的能力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人类在恣意享受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蓦然发觉现代工业的无序膨胀已经给自身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保护共同的家园已然成为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现代金融服务业作为当今世界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也必将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特色角色。近些年来，环境伦理逐渐成为西方金融机构在投资决策时重点考虑的内容，它们主动关注环境问题，纷纷设立可持续发展部门，并主动向社会各界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
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大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多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引导和推动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但以推动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使得环境治理问题难以破冰。
低碳经济悄然来临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低碳技术”日益受到各国关注，并正逐步成为全球共识。而在最关注环境问题的欧洲，发展低碳经济被认为是解决气候和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
2005年2月16日，旨在通过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它对主要工业化国家规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并且这些排放指标可以进行交易，这无疑刺激了节能、低污染技术和碳金融的发展。
由于二氧化碳是最普遍的温室气体，《京都议定书》规定将其他五种温室气体根据不同的全球变暖潜能换算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由此催生出了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交易标的的市场，国际上称之为“碳市场”。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自2004年起，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规模从最初的不到10亿美元爆炸性增长至2007年的600亿美元，交易量也由最初的1000万吨迅速攀升至27亿吨。其中，欧盟的排放额度2007年全年的交易量超过了20亿吨等价二氧化碳，交易金额达到了500亿美元。
随着碳市场的愈发成熟，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参与其中，并创造出一种新的金融模式——“碳金融”。在中国，“碳金融”更多是指依托清洁发展机制（CDM）的金融活动。中国是全球CDM市场的最大供给方，2006年的额度在全球CDM额度的一级市场交易中占比54%，2007年更迅速上升至73%，而中国项目未来潜在的2012年前的CDM供应额度(即已经等待审批认证的)至少是未来潜在供应量的50%以上，可以说，核证减排量（CER）已成为新型的国际贸易产品。所谓核证减排量，指联合国执行理事会向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企业颁发的，经过指定经营实体（DOE）核查证实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只有联合国向企业颁发了CER证书之后，减排指标CER才能在国际碳市场上交易。
碳交易的兴旺表明，环境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问题绝不只是单纯的遵守一套环境保护法律规则或者承担环保成本的问题，对于那些就气候变化、水短缺、空气污染和其他问题做出快速反应的企业而言，节能环保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有关资料显示，中国若要达到“十一五”期间单位能耗降低20%的目标，约需4500到6000亿元的投资。而在国家4万亿的投资计划中， 2100亿将投放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的领域，另有3700亿投向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领域，两者合计占总投资的15％。“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环保资金投入约为13750亿元，相关环保产业可望保持年均15%—17%的增长速度。尤其从2008年开始，环保支出科目将被正式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可以预见，节能减排、环保产业的发展空间巨大，必将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着力点。
低碳经济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符合国家宏观发展战略，能够有效实践科学发展，缓解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问题。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企业从认识到接受低碳经济，从自发到自觉地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然而，一些先知先觉的金融机构已经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绿色机遇。
绿色机遇，在探索中发现
在梳理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历程时，一个小小的插曲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绿色银行创新奖”。据悉，这是绿色流域、自然之友、全球环境研究所等8个民间环保组织，为鼓励银行推动绿色创新而设立的奖项，他们不同寻常地将这一殊荣颁给了兴业银行(601166,股吧)。为何一向挑剔的NGO会主动伸出橄榄枝？兴业银行和相控科技的“联姻”故事，或许可以帮助人们答疑解惑。
深圳相控科技是一家成立于2001年的民营专业能源管理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拥有先进的3R垃圾循环处理技术，适用于垃圾填埋场的发电与后期环境综合治理。由于企业自有资金不足，其梅州二期垃圾填埋场项目不得不想方设法寻求银行的融资支持，无奈与多家银行的接洽均告失败。“在和兴业银行合作之前，我们也与其他银行有过接触，但刚开始的时候，有些银行对CDM项目可能不够了解，仍然按照传统业务的流程来做，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办。我们的优势是未来成长趋势，但我们缺乏足额的抵押和担保。”相控科技副总经理李文慧表示。
了解到兴业银行正在推行能效融资项目，身处困境中的相控科技抱着尝试的心理找到了兴业银行。很快，兴业银行的信贷人员便来到了相控科技进行实地考察。
调研的情况却让兴业银行的工作人员犯了难，正如公司所言，相控科技是家典型的“轻资产”型公司，成立时间短，资产规模小，经营收入少，资产负债率高，缺乏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更主要的是，相控公司梅州一期垃圾填埋场项目的碳减排交易合同虽已核证完毕，但仍处于联合国公示确认阶段，公司尚未收到买方奥地利政府支付的款项。此外，相控科技需要每年对碳减排交易合同核证一次，也就是说每年只能实现一次交易收入，在还款时间上很难匹配。由于国内从事此类新能源业务领域的企业尚不多，信贷风险之大可想而知。
经过深入了解，反复沟通，审慎权衡，兴业银行最终认定相控科技从事的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是典型的节能减排项目，具有成长快、现金流好等特点，将产生显著的社会效应和良好的经济效益，这与兴业一直倡导推动的绿色金融理念完全契合。
真正实施信贷支持的过程既不乏艰难的挑战，又充满独特的创新。根据相控科技的现金流特征，兴业银行创新性地设计了贷还款模式。一方面，银行对梅州垃圾填埋场沼气产气量曲线模型进行了推算，结果显示，未来3年梅州垃圾填埋场均处于产气量的上升期，这就意味着公司在贷款期间的核证减排量（CER）将只会不断增多，不会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交易的买方是奥地利政府，监督机构是联合国，违约将涉及政府信用问题，且奥地利迫切存在减排义务压力，因此出现交易款项支付的信用风险可能性极小。上述两方面确保了CER交易收入的稳定。此外，国家《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可再生能源发出的电力，政府必须以优惠的价格优先收购上网。在确信相控科技未来收益预期可观后，兴业银行根据其现金流特点确定了按月付息、逐年还本金的还贷方式，一笔三年期总额750万元的贷款就此促成，该项目的实施可实现减排二氧化碳约16万吨。
梅州垃圾填埋场项目的顺利融资，有效推动了相控其他项目的发展。如今，相控科技已在国内七八个城市拥有十几个项目，成为国内从事减少碳排放新能源企业的先锋之一。
对于兴业银行来说，这是一次具有开创性的尝试。通过项目创新操作，兴业成功探索出以CER收入作为还款来源的碳金融模式，为今后持续推动节能减排项目信贷积累了宝贵经验。可以说，兴业银行的碳金融模式是在绿色金融理念指导下创新信贷流程和风险管理的结果，充分彰显了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与实践，即“寓义于利”——在提供产品和服务中履行银行的社会责任，推动可持续发展。
介绍节能减排项目贷款时，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金佳霖女士对记者表示，兴业银行节能减排项目贷款并不只向某些特定行业开放，只要具有节能降耗的预期效果，企业就有机会向兴业银行申请到该项贷款。除了相控的CER减排融资模式，兴业银行还先后开发并成功运作了其他6种节能减排业务模式，具体包括节能减排企业直接融资模式、EMC（节能服务商）模式、节能减排买方信贷模式、节能减排设备制造商增产信贷模式、融资租赁公司模式和公用事业服务商模式等。
采访中，金总还和记者说起另外一个故事。有一家规模不大的洗涤企业，默默地经营着在别人看来并不起眼的洗涤业务，但因为采用了新工艺，公司的洗涤成本明显要比同行低，对洗涤剂和水电等的消耗量也明显比其他企业要少。由于颇具竞争力，该企业的业务发展蒸蒸日上，揽到了很多业务大单，然而苦于资金短缺借贷无门，无法进一步扩张业务，生产规模严重受限。不得已，这家企业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了兴业银行。
针对这种实力偏弱的中小企业，兴业银行“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通过深入企业实际调查和认真研究，敏锐地发现该公司的洗涤业务模式中具有节能减排的特点，完全符合兴业银行所推行的节能减排项目贷款条件，于是一笔上千万元的节能减排项目贷款就此达成，该公司的发展也因此跨上新台阶。
几年来的节能减排项目融资实践证明，在发展可持续金融的战略方向上，确有文章可做！截至2009年3月末，兴业银行资产总额达10972亿元，比年初增长763亿元，增幅7.48％；各项贷款总额为5754亿元，比年初增长854亿元，增长17.18％；不良贷款率仅为0.72％。截至6月末，累计为全国23个省市发放节能减排项目贷款100笔，金额41.15亿元。这些项目可实现每年节约标准煤385.2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539.1万吨。而且，所发放的节能减排项目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为零。从这些业绩指标不难看出，支持绿色信贷，做绿色银行的先行者，不仅没有让兴业遭受损失，反而有助于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产业发展中的绿色机遇不可小觑。
绿色创新中的义利之辩
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所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在环境保护的目标及承担的责任等方面都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因此，如何从国情、行情出发，在发展和环境保护间寻找平衡点？兴业银行的实践经验是：“寓义于利”是商业银行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战略模式。
银行“寓义于利”就是将社会责任与银行自身业务相结合，落实到经营管理的具体环节，并且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寻找商机，探求一种可持续、可发展的企业与社会共赢的商业模式和社会责任实践模式。它要求银行遵循市场准则，通过提供卓越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来发挥影响力，支持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这样一种以社会责任为指引的经营管理活动，银行得以开辟业务“蓝海”，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的内涵都可能发生变化。兴业银行倡导‘寓义于利’社会责任观，其借鉴意义在于将社会责任元素植入银行的商业行为，使商业银行在开展业务过程中能成就履行社会责任的目标。”兴业银行董事会秘书唐斌认为，“当今时代，企业的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由单纯的市场竞争转变为内涵更丰富的责任竞争阶段。企业奉行寓义于利，能够更好地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塑造自身竞争优势(310368基金净值,基金吧)，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双赢。而这种企业与社会共享价值的创造，也正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要求所在。”
“小荷才露尖尖角”，近年来，兴业银行秉承“寓义于利”理念，积极开展可持续金融创新，从经营理念、组织架构、业务模式、金融工具、报告制度等方面入手，逐步构建完善的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从开展能效融资项目到成为国内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已经树立起国内“绿色银行先行者”的标杆地位。
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要求日益迫切的今天，兴业的绿色创新价值究竟在什么地方？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和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的一番话，或许能让人们对此有更深入的理解。他认为，“兴业的做法也给其他银行一颗定心丸，有些项目别人原本以为不赚钱，但是金融危机以后，那些不赚钱的现在反而是赚钱的；而过去那些看似很赚钱的项目，现在有些处于严重亏损状态。”这番朴实的话表明，落实绿色金融理念的过程往往伴随大量金融创新机会，这或许正是未来银行盈利模式转型的重要基点。
赤道原则能否撬动绿色杠杆？
2007年7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项目进行信贷控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盲目扩张。然而遗憾的是，这项政策的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
2008年2月，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坦言，绿色信贷大规模推进仍然存在很大的障碍。他认为，造成绿色信贷未达预期的主要原因在于：绿色信贷由于处于起步阶段，还面临着认识、基础和信息等多重制约；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由于得到一些地方的政策保护，还有利可图，有些甚至是短期的暴利行业，因而很难大幅度削减信贷规模，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付出全局性的艰苦努力。
潘岳为此建议，我国环保领域应充分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环保信贷准则——赤道原则及其主要行业的环境、健康和安全指南，制定出适合国情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污染行业信贷指南，既引导银行投资环境友好的产业和项目，又限制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项目的信贷。此外，还要研究划分企业环境违法和环境风险等级，更好地为银行评贷审贷提供支持。
应该说，绿色信贷与赤道原则所倡导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理念是一致的，绿色信贷是我国环保政策与金融政策相结合的起步，赤道原则是在绿色信贷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于晓刚认为，赤道原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把项目融资中模糊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明确化、具体化，为银行评估和管理环境与社会风险提供了一个操作指南。
兴业银行认为，“赤道原则”就是教银行主动地帮助客户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让项目真正地可持续发展，兼顾银行的盈利与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即把握机会促使项目按照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发展。在银行业实现转型要求日益迫切的今天，这或许就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赤道银行在中国有广阔发展空间的原因之一。
那么，赤道原则在国内推广的空间有多大？有专家认为，受制于产业结构问题，未来绿色信贷普遍推行后，中国产业结构将出现显著的变化，即“两高一资”行业项目将得到明显的遏制，在信贷项目中不会居于主要地位，但中性的项目可能会占主导，即对生态和人居环境造成一定影响，但又属于可控范围的项目。赤道原则因为要求比较严格，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特征下，一时难以成为主流，但它预示着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目前国际上采纳赤道原则的都是知名大银行，为何国内大银行缺乏这样的积极性呢？于晓刚认为，“这里面可能存在实际的经济利益问题，也可能有些银行认为虽然赤道原则是个好东西，但是需要等到我有能力的时候才会公布这个政策，所以你要给我时间，让我有所准备，让我来培训员工。但是国际上的银行一般不给自己留后路，我觉得这个好我就去做，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我就采纳和实施它。这样就造成一种滞后，就是很多银行觉得自己现在没有这种能力，现在不愿意采纳，将来有机会和需要的时候采纳。”
在兴业银行独立董事王国刚看来，赤道原则在国内普遍推广，还需要制度体系和外部环境的完善工作。最重要的是制度，其次需要政府的支持，因为有大量的节能减排需要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所以从这方面而言，它不只是银行的责任，政府同时还要加强支持力度；在市场上，需要存在有利于推动赤道原则、有利于推动绿色金融的产品以满足各方需求，这需要银行做持续的探索。
诚然，国内银行业在采纳赤道原则中会遇到许多困难，这是新生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随着制度环境和外部机制的逐步完善，这一问题终归会得到解决。目前，国内一些商业银行开始向兴业银行“取经”，兴业采纳赤道原则的示范作用开始逐渐显现。
2008年年底至今年二季度，国家四万亿资金对“铁公基”的投入，很大部分是中长期项目。在兴业看来，按照赤道原则去管好项目，匹配资金增强流动性，能有效提升项目价值，从而化解银行资产质量面临的挑战。
对于兴业这样的“赤道银行”，更多的潜在商业机会还在于：目前中国市场上体量很大的许多项目融资，都由花旗等国际上大的“赤道银行”牵头在做，在接受NGO监督的情形下，若眼下需要在国内找“赤道银行”作为合作伙伴，一定是兴业银行；同时，按照“赤道原则”管理的项目在资产证券化、转让或者分销时，其评级往往能增加，更便于国际推介。有理由相信，赤道原则的引入和实施将给中国银行业带来更强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空间。
作为国内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仍需在可持续金融之路上筚路蓝缕地开拓前行。一时的孤独也许在所难免，我们期盼在兴业银行的带动下，中国银行业的可持续金融之路会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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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金融
碳金融，就是指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金融活动，如直接投融资、碳交易中介服务、碳指标交易、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和银行贷款等。最初金融机构仅担任企业碳交易中介机构，后来逐渐直接参与碳排放配额交易、开发设计碳金融零售产品、创新碳金融衍生产品，此外，金融机构还以直接投资方式参与碳市场。
NGO
NGO，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NGO在中国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NGO，具有较长的历史和“半官方”的特色；另一种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目前全国稍具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大约在300家左右。中国NGO主要集中在环保领域、妇女领域、扶贫领域，如北京的“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天津的“绿色之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