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1501年-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汉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出身于一个小官吏降为小商人的家庭。父吴锐，字廷器，卖“彩缕文羯”，“又好谭时政，竟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吴承恩自幼聪慧，喜读野言稗史、志怪小说，“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髫龄，即以文鸣于淮”，颇得官府、名流和乡绅的赏识。嘉靖八年（1529），吴承恩到淮安知府葛木所创办的龙溪书院读书，得到葛木的赏识。朱应登认为他“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2]，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六年后，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浙江长兴县丞，常与友人朱曰藩豪饮，寄趣于诗酒之间，和嘉靖状元沈坤，诗人徐中行有往来。终因受人诬告，两年后“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约六十七岁时到过杭州，大约活了将近80岁，晚景凄凉。

　　吴承恩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长兴县丞，终因受人诬告，两年后“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大约活了82岁。

　　《天启淮安府志》评价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不过都是他死后的事了。他一生创作丰富，但是由于家贫，又没有子女，作品多散失。据记载有志怪小说集《禹鼎记》已失传。目前只遗留后人辑的《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一般公认他是中国的《西游记》的最后定稿作者，但也有观点认为不是，目前在学术界保持着争议(旧时传说是元朝的全真教道人丘处机)。

　　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吏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吴锐性格乐观旷达，奉行常乐哲学，为儿子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

　　他除奋好学外，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或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默化中养成了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历时7年。

　　步入青年时代的吴承恩是狂放不羁、轻世傲物的年青人。社会地位的低下，贫穷困苦的处境，使这位大才子狂放不羁，招来了纷至沓来的笑声，被人交口称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吴承恩约二十岁时，与同乡一位姓叶的姑娘结婚，婚后感情甚笃。吴承恩虽然狂放不羁，但他品行端正，忠于自己的妻室。嘉靖十年，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与朋友结伴去南京应乡试。然而才华不如他的同伴考取了，他这位誉满乡里的才子竟名落孙山。第二年春天，他的父亲怀着遗憾去世了。接受初次失败的教训，吴承恩在以后三年内，专心致意地在时文上下了一番苦功，在嘉靖十三年秋的考试中却仍然没有考中。吴承恩羞恨交加，这年冬天，竟病倒了。两次乡试的失利，再加上父亲的去世，对吴承恩的打击是沉重的。在他看来，考不取举人，不仅付资无由，而且愧对父母，有负先人。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没考取是没本事，而只是命运不济，他认为“功名富贵自有命，必须得之无乃痴？”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坏人当道。他想“致麟凤”，行“王道”，扭转乾坤，但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生活困顿给吴承恩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科考的失利。父亲去世以后，他需要操持全家的所有开支，但他却没有支撑门户的能力，更没有养家活口的手段。家中生活来源，除了每月从学府里领回六斗米外，只能坐食父亲所留遗产了。品尝了社会人生酸甜苦辣的吴承恩，开始更加清醒地、深沉地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诗文向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抗争。

　　西游悬念

　　《西游记》的作者是不是吴承恩？数百年来一直是一个历史悬案。二十年代，胡适与鲁迅从清代学者中论证出《西游记》作者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但是，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西游记》版本，都没有一部是署名吴承恩所作的。最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推出《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一书，提出《西游记》的作者不是吴承恩，而是明嘉靖的“清词宰相”李春芳。

　　其考证思路是从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大字官板西游记》卷首的“华阳洞天主人校”的“校”字入手，对比杨致和《西游记》和朱鼎臣《释厄传》两个版本之间增、删、改的故事情节变化及发展，论证小说的成书过程，理顺这三个版本的出版顺序，结合其中所体现的佛、道、儒三家思想脉络，追根溯源论证《西游记》作者的阅历及身份，考证出《西游记》一书与吴承恩毫无关系，真正作者应为明嘉靖时代的“青词宰相”李春芳。　

　　吴承恩有诗《赠李石麓太史》，石麓为李春芳的号。李籍隶江苏兴化县，嘉靖年间状元及第，因善撰“青词”而累升宰辅。少时曾在江苏华阳洞读书，故又有号“华阳洞主人”。曾受命总校《永乐大典》。在《西游记》第九十五回有一首诗：“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沈先生发现，这首诗的第四、五、六、七四句，暗含“李春芳老人留迹”，与卷首“华阳洞天主人校”指的是“编撰《西游记》”之意。　

　　胡适与鲁迅主张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根据是明天启间《淮安府志》，该志记有吴承恩作《西游记》，但未说明此为何类图书。清代咸丰重刻《淮安府志》删去这一条。

　　从晚唐五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的《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到明中叶百回本的出现，《西游记》的创作由民间说话的朴拙、稚嫩，渐次向文人化过渡，终于达到了艺术创作的一个巅峰，成为神魔小说创作的典范。对于《西游记》的研究、解读，从世德堂百回本问世之日起，几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关于作者、关于主旨、关于成书，一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法。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不同版本《西游记》，明代的也好，清代的也好，要么署朱鼎臣编辑，要么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要么署丘处机撰，要么干脆不署作者姓名，偏偏没有一本注明“吴承恩”三字。

　　使吴承恩成为《西游记》 近乎不可动摇的作者要归因于胡适、鲁迅两位大学者的努力。

　　民国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80年以后，有关《西游记》作者的研究渐成热点。仍不断有学者对吴承恩的作者身份表示质疑。理由是今存吴承恩诗文及其友人文字中从未提及撰写《西游记》一事；二是《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著《西游记》一事并未说明是演义、稗官，而通常情况下演义、稗官是不录入地方志的；三是在清朝藏书家黄虞稷所著《千顷堂书目》中吴承恩所著《西游记》被列入舆地类（即地理类）。因此，有人重新提出《西游记》是邱处机所著，或是其弟子、传人所著。也有极少数学者立论：《西游记》是明朝的“青词宰相”李春芳所著。但是由于论据稀少、牵强，绝大多数学者都不赞同此说。另外一方面，证明吴承恩就是《西游记》作者的论据似乎更多起来，而且更有说服力。主要有：一，吴承恩的个人情况与《西游记》创作者的特征完全吻合。二，对各种质疑给出了较为合理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三，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是关于《西游记》各文本中方言的研究。1980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几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吴承恩就是《西游记》的作者。

　　1983年末，章培恒先生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中指出，从《西游记》问世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百余年里，各种刊本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处机撰，没有一本承认吴承恩的著作权。胡适1921年的《西游记序》也说此作“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先生力主吴承恩说，胡适得到鲁迅抄给他的材料，便在《〈西游记〉考证》中也持此主张。然而细观他们的考证，所依据的间接材料有二条，直接材料仅一条。

　　间接材料1：吴玉搢（1698－1773）《山阳志遗》卷四：

　　天启旧《志》（指天启《淮安府志》）列先生（指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吴玉搢距《西游记》问世已近二百年，判断的依据又唯有明天启《淮安府志》，他的发言权其实和我们差不多。

　　间接材料2：阮葵生（1727－1789）《茶余客话》卷二十一：

　　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未之有闻也。……按明郡志谓出自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演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

　　这里判断的唯一依据仍是天启《淮安府志》，据鲁迅先生分析，阮葵生实际上是据吴玉《山阳志遗》卷四写成，因为它沿袭了该书将《淮安府志》中“复善谐剧”作“复善谐谑”的误书。吴、阮两人都提到书中淮上方言，但都是在先肯定吴承恩之作就是小说《西游记》之后的旁证，但学术界对小说中的方言问题一直有较大争论，清初黄太鸿《西游记证道书跋》就已称：“篇中多金陵方言”。清代称吴承恩为作者的还有丁宴《石亭记事续编》、焦循《剧说》等，但他们或据《淮安府志》，或依《茶余客话》，这意味着将著作权判给吴承恩的依据其实只有一条。

　　直接材料：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四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章培恒先生根据这条材料，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论证。

　　正面：

　　《淮安府志》没有说明吴承恩《西游记》的卷数或回数，也没说明该篇的性质。历史上常有两种著作同名的现象，如清初沈谦与唐孙华就各有一部《东江集钞》，明代与清代都有一部小说名为《如意君传》。约比吴承恩大二十岁的安国也写过《西游记》，不过那是游记之作。因此，并不能据此断定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百回本《西游记》。

　　反面：

　　清初著名藏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有如下著录：

　　唐鹤征《南游记》三卷吴承恩《西游记》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一卷

　　其时距万历二十年（1592）《西游记》首刻刊行已有半个多世纪，它已是大家熟知之书，可是黄虞稷却将吴承恩的《西游记》明确归入地理类，足见该书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记，就像与吴承恩同时代的人写过《东游记》、《南游记》之类的游记一样。

　　专家们认为，关于《西游记》作者历来有种种不同说法，大都否认为吴承恩所作。也有人认为，关于《西游记》作者，以往也有人提出是李春芳。只根据《西游记》中的一首诗是暗含李春芳，还不够有说服力，这只能是一家之言。要真正解开《西游记》作者的历史之谜，还需要进一步发掘更多的第一手资料。

　　吴承恩擅长绘画、书法，多才多艺。然而科举不利，至中年始为岁贡生。60岁时出任长兴县丞，又因与长官不谐，拂袖而归。后又聘任过荆王府纪善。

　　吴承恩家世考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1506—1582），字汝忠，一字以忠，明代中叶淮安人。淮安在汉代曾叫射阳县，县的东南有一湖泊叫射阳湖，所以吴承恩以“射阳”为号，经常自署为“射阳居士”。后代亦有人称他为“射阳山人”，这大约不是他当年的自号。淮安地处淮水之南，秦汉时期为淮阴县。唐代为楚州，一度时期也曾改称过淮阴郡，故他在署名时，前面往往冠以“淮阴”二字。这是明清时代两淮文人的普通风气。

　　关于吴承恩的家世，目前人们了解的还是很少。因为资料太少了，迄今为止，可供查考的资料主要的只有《先府宾墓志铭》一种。现在，我就根据这篇墓志铭和其他一些材料，作如下一些推测。

　　吴承思先世涟水人，是后来迁到淮安的。是什么时间迁居淮安的呢？他自己没有讲，我猜想最迟不应晚于明初。其理由有二：

　　第一， 从时间上推算，应在明初之前。《先府宾墓志铭》云：

　　先世涟水人，然不如何时徙山阳。遭家穷孤，失谱牒，故三世以上莫能详也。曾祖讳鼎；祖讳铭，余姚训导；皇考讳贞，仁和教谕。

　　这里所说的曾祖、祖、皇考，均是以吴承恩的父亲吴锐的身份来说的。所谓“三世以上”，就是指的这三世，并不包括吴承恩父子，若连他们父子计算，当为五世。这五代吴承恩是清楚的，从他父亲的曾祖吴鼎向上便“莫能详也”。吴承恩生于十六世纪初，距明代开国 130余年。按通常 3 0年为一世的说法来计算，吴承恩向上四代为 12 0年，时间正好是明初。“三世以上莫能详也”的意思，明显是说吴鼎并非迁淮始祖，迁淮是他以前的一世、二位甚至几世的事，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谱牒，吴承恩说不清楚罢了。所以，吴氏迁淮不当晚于明初。

　　第二，元朝末年战争频仍，淮安所遭战祸尤为严重，土著居民死散殆尽，人口锐减。据黄梨洲为淮安杨士杰作的传记，以及曹镳《淮城信今录》、杨庆之《春宵呓剩》等记载，“明初谁人存者止七家”。“淮人”大概指的是城内居民，“七家”可能是指七个姓。据说这七姓是一“节孝徐（积）、槐树李、梅花刘、切面张、面合王、裱背王、南门潘（埙）”等几家。此外，还有人说七姓中有姓吴的，但那是指的是后来中进士做过御史的吴节、吴那一家，与吴承恩并无瓜葛。吴承恩的祖先不是淮安元代遗民，而是元末明初从涟水迁入的。明初，明太祖针对江北居民稀少的状况实行移民政策。来淮的移民多迁自江南，而且多为富户或军官。至今淮安许多人还世代相传说自己老家是江南苏州或其他什么地方。吴承恩家由北向南，自然不属于这个潮流，应该是元末明初破产农民的流迁。

　　吴承恩祖先迁淮后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先府宾墓志铭》中没有谈及。当时迁淮的人中有的是军籍，隶戎于淮安卫、大河卫、宽河卫等卫所；有的是商籍，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一些人是先人在淮做官而定居下来的；有些人家从事医业，如潘家、卢家；还有很多人家从事儒业，依靠读书做官吃饭，等等。吴承恩家不是军籍，也不是做大官人家的后裔，也不象一开始就是业儒的。据《先府宾墓志铭》记载，吴承恩家出过两代学官：曾祖吴铭做过浙江余姚县的训导，祖父吴贞由例贡做过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的教谕（同治《山阳县志》卷九、光绪《杭州府志）卷一0二的记载均为训导）。训导与教谕都是官微俸薄的冷官，远离家乡，颠沛流离，妻儿往往不能团聚在一起。当吴承恩的父亲吴锐四岁时，其母梁氏，带着他一起去仁和，夫妻父子团聚以享天伦之乐。团圆的日子还未过数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吴锐的父亲即吴承恩的祖父吴贞竞病逝任所。梁氏无奈，只有带着四岁的孤儿吴锐回淮。由于他家两代经营的是“九儒十丐”的“穷儒”，既无什么积蓄，更无其他收入，所以家境越来越穷。因为穷，又无亲友接济，吴锐到了上学的年龄也不能上学，比别人家孩子迟了好几年，才开始进入社学读书。因为无钱给社学先生送礼，先生就不怎么教吴锐。但是，吴锐很聪明，在旁边专心听先生给别人讲，居然学到了所有的课业，并且学得很好。吴锐的聪慧感动了社学先生，得到了先生的赞赏，推荐他到乡学去继续读书。但终因吴家家计困难而没有去成。梁夫人痛心疾首地说：“吴氏修文二世矣，若此耳，斯孤弱奈何！”先是梁夫人哭泣，接着吴锐也跟着哭，母子抱头痛哭一场了事。吴锐失学以后干些什么我们无法知道，但他到二十岁的时候，便娶了小商人徐家的女儿成了家。佛家世代卖花边花线一类小商品，吴说便承袭了他家的行业，坐在店堂里成了一个小商人。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吴承思家的一些老底。所谓“修文二世”，大概就是指的承恩的曾祖吴铭和祖父吴贞。再进一步细细琢磨这句话，似乎吴家业儒的也仅此两代，其先世并不是读书人家。吴家先世既非业儒，又非军籍，更非官宦，此外要么就是从事农业，要么就是经营商业。两相比较，我认为他家初迁淮时经营的是小商业可能更象些。这里有两条理由。

　　一、吴承恩家并无地产收入。有人说，吴家迁淮后原住在二铺灌沟，从事的是农业。他们的根据是因为吴承恩死后葬在那里，并称那儿为“先垅”。这个证据是不足为凭的。“垅”就是墓地，“先垅”是先人墓地的意思，并不说明他家在那儿有多少土地。城里人死了总不能埋在城里，葬到乡下去是必然的，在乡下买一块土地作为墓地是正常的事情。当然，吴家一开始就置下这块地产，自然用不着再去买的。但我想那样是不大可能的。吴家由涟水迁来，如果原来就是地主富户，那他就不会放弃原有的土地，抛开家园到这儿来重置田产，如果是破产农民迁来，那他更不会有钱到淮安乡下买田。明初从江南向江北移民，是因为江北地多人稀，动员江南富户到江北垦荒，是有开发江北的目的的。当时是用行政手段“赶”来的，淮安至今农民中仍有“洪武赶散”的说法。明初涟水的经济状况不会比淮安好，吴家迁淮决不是因为是富户而被“赶”来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吴家拥有一定的地产，当做教谕的吴贞死后，吴家不至于穷到那种地步，吴承恩的父亲连个社学都上不起，迟了几年才上；上了社学又无钱给先生送礼，以致受人歧视；到了最后还是辍学了事。依我的推测，他家简直没有什么地产，他家先辈迁淮后根本不是农民。

　　二、我认为吴家来淮后就住在河下。当时河下在淮河（当时也叫黄河，黄河夺淮后，这一带淮河下游也是黄河的下游。），西边则是运河，河下处在两河之间，是一个商埠。当时从各地来的商人和各种职业的人很多，大都聚居在这里。这些人后来都逐渐入了山阳籍。他家迁淮后落脚于河下，处在一个家家经商的街市之中，从而受其影响，从事某种小商业来谋生是很自然的事情。从现在他家在河下的周围环境来看，正是这样的情况：打铜巷、钉铁巷、粉章巷、估衣街包围在他家的四周。这些巷子里的居民基本上经营着巷名中所列的行当。当经商有了余利，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就向读书做官的方向进取，并且有了一些成效，出现了两代学宫（尽管吴贞是例贡生出身，可能要出一点钱，但正好证明他家既有读书子，经济上又小有富余）。这时，他家便抛弃了原来所经营的与现在做官（虽然是不入流的小官）身份不相称的商业，生活来源就靠做学官的微薄俸禄来维持。一旦这条道路出了问题就会出现麻烦。果然，吴贞死了，没有官俸了，全家生活立即出现危机，连吴说上社学读书都困难。如果是官僚兼地主的家庭，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吴家没有地产，生活艰难，是可以想见的。这时为生活所逼，“修文二世”的书香子弟，中途辍学，弄到店堂做起小生意来，一下子又退回到了小商人的地位。这对于吴家来说，祖上经营过的职业，后人重新拾起，轻车熟道，一般情况下是很自然而不突兀的。

　　吴承恩说他家的境况“穷孤”。“穷孤”是他家世的主要特征。所谓“穷”，主要是指经济上困难。如前所述，他家确实不富裕，有时比较艰难。另外，也可能兼有指命运不太好的意思，几代以来曲曲折折不发达，没有交上当大官、发大财的好运。已经做了两代小官了，结果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又回到了原来的地位，陷入艰难困境。所谓“孤”，大概指人丁不兴旺，几代单传，势单力薄，人口不多。吴家困难了，无人资助，受人欺侮了，也没有人为他撑腰；吴承恩的父亲受尽了官府胥吏的敲诈勒索，也没人为他说句公道话。这些明显看出他的家族是多么“穷孤”、寒微。家族内既没有做大官赚大钱的人可以作为他家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靠山，恐怕本族中的兄弟叔伯都很少，现在还没发现他的家族中其他人的记载。种种迹象表明他家可能几代单传。

　　吴承恩的亲戚关系中，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祖上的亲，吴承恩没有谈到过，大概无足称道。祖母梁氏娘家何处不清楚，八成是淮安人。当时淮安梁家也不显耀，舅祖的情况也不知道。未见有祖姑母的记载，无从谈起。嫡母徐氏是个商人的女儿，生母张氏何许人也更一无所知。关于舅家及姑母家，竟连片言只语也未见，或者干脆就没有姑母。吴承恩的父辈以上亲属情况，简直是个谜。

　　有人乐于称道吴承恩自己这一代中的两门亲戚：一是姐夫沈家，另一是妻舅叶家。他们分别是沈翼和叶淇的后裔。沈翼和叶淇二人，分别在景泰年间和弘治年间任过南、北户部尚书，这两家在淮安都很有地位。但是，吴承恩的姐夫和妻子大概只是这两家的族人，并非这两位尚书大人的嫡传裔孙。然而总算是沾亲带故，有一点亲戚关系。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两门亲戚的情况。

　　先说姐夫沈家。《先府宾墓志铭》云：“徐夫人生一女承嘉，适同郡沈山。”据此可知，吴承恩的姐夫叫沈山。怎么知道沈山与沈翼是本家的呢？这是沈山的女儿的儿子即外孙，也就是吴承恩的表外孙丘度，为他的父母撰写的墓志铭中反映出来的。该墓志铭云。“向淮郡称大姓者，先尚书沈公之族也；吾母乃公之族，同知公之孙女也。”此墓志铭又云，其外祖母是“吴太夫人”，“射阳吴公，母舅也”。由此可知，丘度的母亲沈氏是吴承恩的外甥女，即“吴太夫人”吴承嘉的女儿。那么，吴承恩的姐夫沈山当即为“先尚书沈公之族也”。淮安当时姓沈的尚书只有沈翼一人，所以，沈山是沈翼的族人。此外，丘度的中表兄弟在沈翼的族谱中均有明确记载，而且沈氏族谱中还把丘度作为重要亲戚记载进去。这些都是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