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季，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兵力达7万多人。其中，进攻第四军分区之敌有1.5万人之多，他们兵分六路出动，妄图寻找邓华部主力决战。在邓华、刘道生的指挥下，第四军分区主力部队巧妙转移，与敌人捉迷藏、跳圈子，摆脱了敌人的合击，保存了有生力量。同时，他们指挥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在敌必经之路上伏击和阻击敌人或实行麻雀战，迷惑骚扰敌人。通过灵活运用我军的战略战术，邓华率部屡屡重创日军。比如，第四军分区的一个连，在南北强安地区就牵制敌3000多人，“麻雀战”从上午10时一直打到下午5时，日军被搞得晕头转向，被打死100多人。此外，他还领导发动广大民兵参战，使日伪军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出根据地。

　　1942年起，日伪军在根据地周围大量修筑据点、堡垒，挖封锁沟，建封锁墙，制造无人区，对根据地实行“蚕食”，他们还经常派出部队“扫荡”，使第四军分区面积进一步缩小。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和极其严重的局面，邓华、刘道生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对敌斗争的方针，一方面积极组织部队和民兵打击进犯之敌；另一方面对部队进行整训，提高战斗力，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邓华还组织精干的游击小分队到根据地周围的日伪统治区，建立小块根据地，进行反“蚕食”斗争。

　　1943年2月1日，在邓华的指挥下，第四军分区主力部队对日军以白龙少将为指挥官的进犯之敌发起攻击，一举攻克敌小口头据点，毙伤敌人200余名。随后，他率部三打刘库池、夜袭东寺、强攻谭庄，10天内共毙伤敌人700多名。同年9月至12月，在日军进行的所谓“毁灭性扫荡”期间，第四军分区军民与敌作战数百次，歼敌2400多人，挫败了敌人的“蚕食”和“扫荡”。

　　1944年2月，邓华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二旅政委，开赴陕甘宁边区，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将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三、攻锦州、打天津，邓华的两次进言最终改变战局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邓华远赴东北，历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辽西(后改称辽吉)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44军军长、第四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是林彪、罗荣桓手下主要战将之一。

　　1948年9月，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毛泽东同时指出：“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我军一部首先远距离奔袭北宁路锦州至唐山段，连克绥中、兴城和锦北屏障之义县，完全孤立了锦州之敌，这是辽沈会战第一阶段。当时，锦州共有蒋军11万余人，并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不集中优势兵力是很难攻下的。林彪开始的战略部署，拟以主要兵力打援（以两个纵队阻击葫芦岛援敌，5个纵队阻击沈阳援敌，1个纵队围困长春之敌），以4个纵队兵力攻取锦州。时任第7纵队司令员的邓华认为:攻锦是战略第一阶段的重点，应以二分之一的兵力，即6个纵队在敌援兵未赶到之前拿下锦州。占领锦州，歼灭了锦州的敌人，打援敌就好办了；如果把主要兵力用于打援、阻援，虽较有把握，但是攻锦兵力不够，攻锦时间就要拖长。拿不下锦州，就可能使南北增援之敌会师锦州，最终形不成分割东北各点之敌、各个歼灭的局面。这条建议，他是反复考虑了几次后才提出来的。意见提出后，林彪当时没有答复。不久，他调来两个纵队，即部署五个纵队攻锦，一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作为战略预备队。进攻战役开始后，一天一夜就攻下了锦州，为全歼东北地区的蒋军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2日，东北我军以疾风骤雨之势解放了沈阳，全歼了东北蒋军50余万人，东北获得了解放。开始，大家还认为是林彪采纳了邓华的意见，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央军委指示林彪要集中主要兵力攻取锦州，不要在打援方面分散了兵力，是中央军委纠正了林彪的错误部署。也就是说，邓华和毛泽东在攻锦的作战方略上不谋而合。

　　1948年12月25日，作为向关内进军的第三梯队，邓华的第7纵队从辽阳一带出发，经盘山、沟帮子、锦州、锦西、兴城、山海关、昌黎、唐山，到达北塘一带集结。12月底，第7纵队奉命同另两个纵队一道夺取塘沽，3个纵队都归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指挥。任务是歼灭塘沽地区守敌，封锁平津敌人从海上逃走的去路。当纵队进到北塘以后，邓华进行了现场勘察后，发现塘沽蒋军是以塘沽外面的盐滩地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并用炮兵火力和舰炮火力支援战斗。我军进攻部队利用盐堤作掩护，作为冲击出发地区还是可以的，但发起冲击后就进入到了平坦的盐滩，没有任何掩蔽物，整个部队都将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之下，这样伤亡必大。邓华感到仗不好打，所以他先用一个营作了试探性攻击。在攻击中，我军虽占领了一段盐滩地，但伤亡较大，这时邓华果断地命令停止攻击。

　　当天晚上，邓华考虑，中央军委和以林彪为首的平津“前总”决定打塘沽，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打塘沽部队伤亡必大，因为敌人军舰摆在海上，我军不能沿海岸包围塘沽敌人，平推只能把敌人逼到舰上，从海上逃跑。夺取塘沽只能完成封锁塘沽海口，阻止平津之敌从海上逃跑的任务，而不能全歼塘沽的敌人。攻塘沽不如打天津对我军有利，拿下了天津，也就封锁了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经过考虑，邓华拟向平津“前总”提出不打塘沽，转而攻取天津的意见。第二天，为了慎重起见，他又与协同作战的兄弟纵队首长共同勘察了地形，对敌我情况作了进一步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在这样的地形和敌情条件下攻塘沽，部队伤亡太大，如果用３个纵队协同兄弟部队攻取天津则更有把握，而且有利于全局。这样，邓华又考虑了一天，最后向平津“前总”（总前委）如实的反映了情况和意见。次日，平津前线参谋长刘亚楼和特种兵纵队司令员肖华及司令部作战处长和参谋人员，又和纵队首长们一起重新对地形和敌情进行了勘察，最后一致认为打塘沽得不偿失，攻取天津对封锁北平之敌东逃更为有利。于是，邓华和刘亚楼共同报告中央军委及平津“前总”，详细陈述了地形和敌人的守备情况，提出了不打塘沽转而攻取天津的建议。中央军委和“前总”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定以少数部队监视塘沽之敌，主力攻取天津。接到“前总”“立即向天津东北郊前进”的命令，邓华立即先派出纵队及各师侦察部队侦察天津情况，部队随即开进天津东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