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自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今属河南）。自称与皇室同宗，但高、曾祖以下几代都只做到县令县尉、州郡僚佐一类下级官员。所谓“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姐文》），这类自述真实地反映了他比较寒微的处境。

　　李商隐一生经历，大致分为三个特色阶段。

　　第一阶段，文宗开成二年(837)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幼时随父到浙江。 9岁父死，奉丧侍母归郑州。后数年间，他和弟弟羲叟随堂叔李某学习经书与文章。16岁著有《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文宗大和三年 (829)，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召聘入幕。大和六年，令狐楚调任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李商隐随至太原。以后曾有短时期在兖海观察使崔戎幕府逗留。开成二年登进士第。

　　这个阶段存留的诗作不多，但已形成重要的开端。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映社会政治的诗篇，如《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寿安公主出降》、《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指事陈情，激切感人，显示了青年诗人关怀国家命运的抱负和器识。另一些作品以比兴寄托的手法抒写作者的凌云壮志和渴求用世的心愿，如《初食笋呈座中》和《无题》“八岁偷照镜”，笔意宛转，风格清新。此外，也有少量应酬诗和艳体诗。

　　第二阶段，从开成三年到武宗会昌六年(846)，是李商隐踏上仕途和开始卷入党争旋涡的中年时期。开成二年冬，令狐楚病死，诗人失去凭依，于次年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后又娶了他的女儿。当时唐王朝内部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大官僚集团的斗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从此他陷入朋党相争的峡谷，成了政争的牺牲品。这年春天，他参与博学宏词科考试，先为考官所取，复审时却被中书省内有势力的人除了名。次年始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后调任弘农县尉，又因“活狱”事忤触上司，几乎罢官。开成五年冬，辞尉职，求他调，到会昌二年以书判拔萃，重入秘书省为正字。不久又因母丧居家。会昌五年冬服满后返职。

　　这一阶段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促使诗人的创作向纵深发展。题材比前期宽广，包括感时、 抒怀、 言情、赠答、行旅、田园、咏史、咏物许多方面。诗中感情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境界，代表作如《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另一方面，消极颓废的思想和绮靡俗艳的诗作也有所发展，如《镜槛》、《曲池》、《县中恼饮席》、《花下醉》。

　　第三阶段，宣宗大中元年 (847)以后，是李商隐三入幕府、天涯漂泊的后期。宣宗即位后，一反武宗朝的政治措施，会昌年间得势的李德裕党纷遭贬逐，诗人受到进一步压抑。他在京没有出路，只好到远方幕府去安身。从大中元年至九年，先后三次赴桂州（今广西桂林）、徐州、梓州（今四川三台）随人作幕僚，悒悒不得志。大中五年去梓州幕府前，妻王氏病故，更使他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居东川时，常抑郁不欢，顶礼佛教，甚至想出家为僧。大中九年冬，梓州幕府罢，诗人返归长安。次年任盐铁推官，一度游江南。大中十二年，罢职回郑州闲居。大约就在这一年年底病逝。

　　漂泊无定的生涯，使诗人后期的诗风变化更为多样，诗境也日趋老成。在桂州时，除写了一些风神摇曳、气韵浑成的写景抒情诗如《晚晴》、《访秋》、《城上》、《高松》以外，还以五律和五排的形式写了反映异域民俗风物、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风土诗，如《桂林》、《即日》“桂林闻旧说”、《异俗二首》、《昭郡》。赴徐州幕府时，一度情绪较昂扬，唱出高歌慷慨、兴会淋漓的长篇古风《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和《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丧妻后及任职梓州幕府期间，转而为凄苦酸楚之音，如《柳》“曾逐东风拂舞筵”、《北禽》、《天涯》、《初起》。同时仍保持对国事的忧虑，写下象《井络》、《武侯庙古柏》、《杜工部蜀中离席》、《筹笔驿》之类吊古伤时、苍凉悲壮的名篇。而到了颓年乡居时写的《幽居冬暮》，则又一变激楚顿宕为深沉凝重，将无穷的悲愤含蓄在凄清衰飒的意境画面之中，发人深思，令人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