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鸿

　　人称“吆喝大王”。
 

　　1932年，臧鸿出生在北京一个贫困的旗人家里。祖上7代都是棚匠，除了操办红白喜事，逢年过节还活跃在北京的庙会集市上。年幼的臧鸿从小就跟家人奔波在各种庙会集市中，听惯了老北京庙会和集市的各种叫卖。而他自己真正沿街吆喝，却是从卖报开始的。
 

　　到了臧鸿这一代，臧家的生活已经难以维持了。9岁的时候，闹饥荒，只上了一个半月私塾的臧鸿体会到了挨饿的滋味。家里穷，上私塾背的书包是母亲用做屉布的剩布缝制的。一天，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和胡同里一个叫小歪子的伙伴相约到和平门外西琉璃厂的一家报馆找活儿干。他们给人家下跪、叩头好不容易才赊到200份《华北日报》。两人跑到路边呆呆地站着，手中的报纸一份也卖不出去。看着人家边吆喝边卖报，卖得非常好，小哥俩急了，憋足了吃奶的劲，有模有样地吆喝开了。这一吆喝，也就在臧鸿的人生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臧鸿当天就卖了180份报纸，扣除给报馆的钱，他给家里买了4公斤棒子面。父母非常高兴，说：“那就别上学了，反正咱们也供不起，不如就去卖报吧。”半个月后，家里那口从来不满的面缸居然满了，全家人能够吃饱窝头了。而这时臧鸿已学会优美地吆喝卖报了。
 

　　卖了两年报纸，臧鸿在小歪子的启发下想到：“卖臭豆腐好，卖不完还可以吃；卖报，卖不完就白扔了。”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小柳条筐和小歪子一起去叫卖臭豆腐。每天早6点钟起床，提着小柳条筐，从城东灯市东口的家走到城西琉璃厂的王致和腐乳厂取货。赶上下大雨，他也不闲着，一件蓑衣，一个斗笠，照样挎着篮子穿梭在胡同里叫卖：“臭豆腐，酱豆腐，臭豆腐浇酱油哎，酱豆腐蘸窝头哎……”北京人活得讲究，买东西不但要看谁的货好，还要听谁的叫卖好听。同样是王致和的臭豆腐，臧鸿的货就卖得格外快——只因臧鸿从小喜欢模仿庙会里的各种吆喝，又生就一副好嗓子，只几天的工夫，他的吆喝水平就超过了同行们，他喊得有腔有调有滋有味。
 

　　到13岁的时候，有了力气的他开始挑着挑子沿着天桥、龙须沟、瓷器口、花市一线卖水果和蔬菜，生意也越来越有规模。渐渐地，他有了一辆排子车，每天早晨拉着车到天桥四面钟去批发水果蔬菜，然后由天桥走龙须沟到羊市口、灯市口，一路悠扬地吆喝下去——“香菜、韭菜、辣青椒——茄子、黄瓜、嫩蒜苗——有水萝卜、胡萝卜、便萝卜——拣样挑……”臧鸿能一口气吆喝30多样菜名。小四合院里的主妇和深宅大院里的女仆们经不住这诱人的吆喝，她们迈着小脚向臧鸿蜂拥过来。
 

　　1948年年底，看到一队队进城的解放军，臧鸿的吆喝声中充满了火一样的激情——他高兴啊，因为从那时起，他成了梦寐以求的不被人欺负的人。不久，他的吆喝被文艺界人士听到了。
 

　　1952年，臧鸿在北京铁路局工程处做架子工。人们看到他能说会唱，就把他调入了铁路文工团。在团里，他演戏，也说相声。其中自编自演的相声《一贯害人道》、《夫妻之间》得到了第5代相声演员张喜树老先生的首肯。张先生说：“赶明个儿，我给你找个老师好好学学吧。”张先生说话算数，过了几天，他领着臧鸿来到老艺人、相声前辈王长友的门下，王长友听了他的段子后，慨然收他为徒。在王先生的指导下，他演出了轰动一时的相声《卖布头》。由于臧鸿对北京相声的贡献，《中国相声史》将他的名字收了进去，辈份要高出几位当红笑星好多。
 

　　198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要将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同名电影，著名导演水华请侯宝林先生出山，想让他在电影中穿插几句老北京走街串巷的叫卖声。侯宝林出于对影片的负责，坚决推辞：“我这声音观众太熟了，我向您推荐一个人，他在这方面要比我强得多，他是我们北京城里有名的吆喝大王。”于是，水华就找到臧鸿并请他到寓所喝酒。水华是臧鸿崇拜的大导演，臧鸿就欣然同意了。先是到北影厂的录音棚录音呆了3天，吆喝了70多种叫卖声。接着，他又去西三环万寿寺，参加拍摄涓生和子君逛庙会的场面，他在其中扮演卖酸梅汤的小贩。影片上映后，反响很好。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在《城南旧事》《知音》《老北京的叙说》《四世同堂》《谭嗣同》《春桃》《开国大典》《大决战》《霸王别姬》《天桥梦》《琉璃厂传奇》等130多部电影、电视剧中配了叫卖声。到后来，凡是拍摄反映老北京生活的影视作品，导演们都要来找臧鸿。
 

　　有人说，臧鸿是老北京吆喝的集大成者，甚至有人说是臧鸿把吆喝升华为特色艺术的。然而，关于吆喝，臧鸿的理论才最令人信服：“吆喝，既要有规矩又要有艺术性，瞎喊不行。在大宅门前吆喝，要拖长声，既让三四层院子里的太太小姐听见，又要透出优雅，不能野腔野调地招人烦；在闹市上吆喝，讲究音短、甜脆、响亮，让人听起来干净利落，一听就想买。早些年，北京城南城北的吆喝都不一样，好像是两个派系。就拿卖冰糖葫芦的来说，东南城的吆喝出来干倔；西北城大宅院多，小贩的吆喝优雅深沉；在王府井附近吆喝的，多是小伙子，甜脆响亮。”
 

　　臧老爷子不嗜烟酒，天生一副好嗓子，他还说：白布对襟小褂，毡帽头，胳膊上挎一个小篮，这是卖小食品的装扮，让人看上去就干净；和尚领背心，手里拿一把芭蕉扇，老远一看就是一个卖瓜的；卖水果的，都穿长衣服，腰上系一条褡包(带子)，把前襟掖在褡包上，为的是走路方便，同时也精神。他还解释说：“商贩在吆喝之前有一个习惯动作，用手捂住耳朵，是为了拢音，也是告诉别人要吆喝了，别吓着孩子，把顾客当上帝从这简单的动作中就能体现出来。”　
 

　　1993年，臧鸿在北京老舍茶馆演出。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先生提出要听他喊卖柿子的声音，而且要听卖京北高庄柿子和卖京东平谷大盖柿子的吆喝声。臧鸿清清嗓子，两种截然不同的吆喝，他依次喊了3遍。胡先生听了以后，兴奋地站起来鼓掌，高兴地说：“绝了！完全就是这个味儿，听了旧时北京秋天卖柿子的吆喝声，我好像又回到了做姑娘的时候。”说罢，当场为臧鸿题了一幅字“京城叫卖大王”。
 

　　还有一次，他在舞台上模仿当年卖半空花生的样子，来了一段精彩的吆喝。演出结束后，一位白发苍苍的台胞在10余位儿女的簇拥下，到后台找臧鸿叙旧。老人说，他当年在北京谋生时几乎身无分文，就靠买一分钱一把的半空花生解馋充饥。看到子女们不懂什么叫半空花生，他就向他们解释说，半空花生是从好花生中选出来的坏的或瘪的，削了价贱卖。臧鸿的吆喝声勾起了他的回忆。
 

　　现在，臧鸿在京城已经是大名鼎鼎，然而，臧鸿现在最惦记着的是晚辈们是否能把他的绝活学好，把老北京的民俗传下去。他说：“现在市场极大的丰富，过去的叫卖声却几乎听不见了。现在的叫卖也改革了，‘瞧一瞧，看一看，挥泪大甩卖’。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卖，有时又拉又拽强买强卖，甚至雇托儿，让人很反感。老百姓还是喜欢听几句‘陈年老调’的吆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