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正因为参加“洋高考”的学生日渐增多，教育界对此的看法明显出现了分歧。支持者认为，学生能自由选择“洋高考”，说明我们的教育冲破了封闭之门，对提升国内学校教育水平是个很好的促进。反对者则对学生参加“洋高考”很“感冒”，为他们开出的成绩证明上的分数普遍偏低，甚至由此引发了学校和家长的激烈矛盾。在反对者看来：“‘尖子生’都出国，等于中国流失了优质生源。”

　　学生们憧憬“洋高考”，国外高校也正以更灵活的方式“侵入”，这无论对中国的普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

　　东西方教育模式反差很大

　　吴彦去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盖尔夫大学之前，已在上海一所高校学了两年经贸英语，对东西方两种教育模式，她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初到盖尔夫，吴彦最大的不适应是那里的教学方式。课堂上，同学们的讨论积极而热烈。为了在讨论中独树一帜，吴彦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每堂课前的预习压力都很大。对老师布置的大作业和各阶段考试，她也得全力以赴，因为任何一环都与期末评价直接挂钩。

　　而在国内高校，吴彦所经历的课堂教学仍然延续了中学里的灌输方式，考核也多停留在卷面上，并且以期末一考定评价。这让不少学生平时上课心不在焉，逃课成了家常便饭。

　　宽进严出和严进宽出，由此形成巨大反差。一位留学中介说：“几乎每天中午12点，我都能在MSN上遇到那些留美的学生。他们读得很苦，却感觉很有滋味，很有收获。”

　　“学生选择留学而放弃国内高考，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中国高校的国际竞争力。”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相对于国内大学，国外名校的吸引力在于教育质量高、教育氛围好、奖学金制度完善以及就业前景好。

　　对那些曾经接触或了解过国外教育模式的学生来说，最终左右他们选择的，可能是对国内一些大学本科教育的失望。当教育专家们还在反复呼吁改革教育制度的时候，学生们等不起了。

　　给学生选择权至关重要

　　“洋高考”吸引人的，还在于它破除了“一考定终身”的选拔理念。

　　杨飞3年前来到美国，最初只是进了一所排名100之后的高校。一年努力过后，他顺利转入排名在30左右的高校。受益匪浅的他，去年让妹妹复制了同样一条择校之路。他说：“在这里，我们可以改变命运，可在国内，也许只能被命运改变。”

　　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所长孙抱弘说：“我们再也不能只用一种模式去教育人。”他认为，“洋高考”的渐热，应该引起教育界的反思，高校的一系列制度亟待改变。

　　“如何给予不同学生以选择权”，就是孙抱弘所指的需要改变的制度之一。他说：“在国内，高考的成绩不仅限定了学校，还限定了学生的专业，大多数考砸的学生恐怕很难改变发展方向。”而在国外高校，学生在就读期间，有很多机会再次选择自己中意的专业，甚至学校。

　　孙抱弘认为，中国高校在急于扩大的过程中，似乎忘记了如何提高质量。许多教授不愿意站上本科的讲台，“他们应当扪心自问，如今老师的师德和知识结构，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学比，谁高谁低？”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到底要“考得好”还是“学得好”，“洋高考”之热，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于教育的更高要求。一座国际化的都市，需要有国际视野的教育者。由于与海外学校有过20多年的交流，复旦附中校长谢应平的观念显得很开明：“中国的基础教育必须改革，尤其是在办学目标和办学模式上，必须要学习发达国家‘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做法，改变应试教育的模式。”

　　上世纪80年代复旦附中能下决心把学生“送出去”，是由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教授的推动。在谢先生看来，教育要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而不要被分数牵着鼻子走。

　　正是因为加大海外交流，近5年来复旦附中每年都有二三十名学生被世界一流高校录取。而且学校本身也发生了改变：砍去大面积补课，留时间和空间给学生发展个性，每天下午3点之后，校园里不再满是埋头书本的“分数奋战者”，而多了许多兴趣爱好者。“教育者首先要创新，这才能培养出有创新精神的学生。”

　　问题是，“洋高考”毕竟带来了“尖子生”流失现象。每年四五月间，都有手拿国外高校“入场券”的考生，放弃国内名校预录取甚至保送资格。“没有一流的生源就没有一流的大学。”熊丙奇说，“任何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都非常重视生源竞争。优秀学生和优质师资互相生发，加上一流的学术研究，才能使大学成为一流。很多大学的科研，也要依托于学生资源，一旦这种氛围和资源消失，任何‘名校’都会很快失去光彩。”

　　今天，呼吁留住“优质生源”，不可能再依靠简单限制“洋高考”等堵塞政策，而需要教育者自省其身。毕竟，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