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的人

　　好勇斗狠的外省人

　　1949年，国民党百万官兵携妻带子仓皇逃往台湾。1956年开始，台当局开始在全台范围内为官兵眷属兴建居住地。10年间，763个眷村，将近10万户眷民在台湾有了落脚点。

　　眷村也叫“竹篱笆”，早年的眷村，总是弥漫着临时与过渡的气氛。来自五湖四海的国民党老兵，带来了全国各地的乡音、娱乐和美食。相邻两家孩子都回家晚了，一进家门，均遭到父母的训斥。训斥内容相近，口音却区别很大。一家的孩子往往能交到来自好几个省的朋友，学会好几种地方方言，尝到好几味家乡美食。

　　臭豆腐、热豆花、凉面、酒酿、面茶，用各种外省口音高亢地吆喝出来，眷村就像大陆小吃的集散地。村中饮食不仅多元，更有融合。村民以北方人居多，山东大馒头是家家的主食，冷水面、烫面、发面以及层酥面，是最受欢迎的汤面。

　　眷村的休闲也是不分彼此的。由于物质匮乏，一台晶体管收音机都是奢侈品。眷村人的休闲娱乐都是省钱的“集体项目”，或在树下聊天、下棋，或聚在一起听唱京戏。打麻将是眷村最普遍的娱乐。

　　尝过百家饭，因不停搬家而有了无数邻人和朋友的小孩，从小就好奇、抱团、适应力强。眷村子弟率直、冲动、重义气、好逞强。孩子们经常玩一种游戏，叫武侠杀刀，分成两拨，互相打杀。长大后，他们勇于聚党斗狠，抢夺地盘，这都来自眷村的特殊氛围。

　　然而，眷村内的热火朝天，始终与外界无关。眷村人一直有着“外省人意识”，认为自己是大陆人，他们讲着改不掉、也拒绝改的外省话：绝不学闽南话，说“广柑”而不是“柳丁”，和国民党老兵一样，骂人时发音为“踏马的”。和台湾本省人保持距离的同时，他们生出了一种对抗，以掩饰对新环境的不安。他们在心理上有意或无意地自我偏爱，让眷村的心理距离外面越来越远。

　　眷村文学

　　走出“家国”与“战争”

　　仇恨，是眷村文化在融合之外的又一个关键词。在“反攻大陆”的谎言欺骗下，村民把眷村当成他们暂时的落脚处，以为再过不久就会杀回老家。他们在低矮的屋顶悬挂反共标语和漫天的青天白日旗。即便今天，在未拆除的老眷村，依然能看到褪了色的反共标语布条。调皮的儿童爬上房顶，将其撕扯下来，坐在一旁的老者已经没了力气去阻止。

　　“随时反攻大陆”是当年使用频率最高的口号。每到大年初一，眷村会在村中大礼堂举办团拜活动，高喊“反攻大陆拯救同胞”的口号，然后观看国民党军中艺工团的表演。

　　眷村人后来发现，回去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于是，眷村成了他们不得不安定下来的虚构家乡。他们喜欢把曾经逃难的那段历史，编成故事讲给儿女，故事里的反面角色永远是共产党。眷村后代、台湾作家朱天心在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这样描写：“他们总习惯于把逃难史以及故乡生活的种种，编成故事以飨儿女。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情，以及经过十数年反复说明的膨胀，每个父家母家都曾经是大地主或大财主，都曾经拥有过十来个老妈子、一排勤务兵以及半打司机……”

　　上世纪50年代应运而生的“军中文学”，也因此成为反共和乡愁的混合体。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强势的文艺政策，想从文学中找到整军经武的理由。于是，在国府鼓吹的“军中文艺奖”之中，诞生了一批以生活在眷村为主的作家。他们有一定文学底子，愿意将背井离乡的苦难，归咎于中国共产党的“叛乱”与“夺权”。司马中原、朱西宁和段彩华这“军中三剑客”的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共色彩。

　　眷村的二代则不同，他们在父母思乡的情绪中长大，听熟了村口老兵讲的故事，与父辈的愤恨不同，他们能从“家国 ”与“战争”的文学想象中脱困而出，以一种辩证的姿态着眼现实，少了激越，却多出了反思。“你们的父亲是时代的遗腹子，你们算是偏房所生。你们的故事开始于出生前，连同大难不死的父亲，分别遗弃在码头和对岸的码头。”

　　自70年代起，继承了父亲朱西宁文学衣钵的朱天文和朱天心姊妹开始走红。同样富有才华的还有孙玮芒、萧飒、苦苓、苏伟贞、袁琼琼、张大春等。眷村二代作家的作品，冲破父辈在几十年“戒严年代”的压抑，以成长心事揭示台湾的一大隐痛。从他们起，真正的“眷村文学”得以诞生。

　　眷村戏剧

　　还没笑完就得哭

　　同为眷村第二代的电影人，也在作品中抒发了相似的况味。李佑宁导演的《竹篱笆外的春天》，根据朱天文小说改编、由陈坤厚导演的《小毕的故事》，都书写了竹篱笆中的少年成长史。

　　眷村出身的侯孝贤，《童年往事》讲的就是自家故事，片中的奶奶不断要走回大陆去的唠叨，夹杂着“反攻大陆”的广播讲话。随着父母和奶奶的辞世，对大陆的记忆在某种意义上被斩断了，在追忆历史中，眷村人终究要面向未来。

　　舞台剧里的眷村，多出了浓厚的喜感。在赖声川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里，眷村长大的李立群讲着眷村打孩子的段子：“小孩嘛慢慢来，使那么大劲干嘛？当年你打共匪怎么没那么大劲呢。”赖声川的喜感深得王伟忠的赞赏，王伟忠说， “喜剧是我的革命方式”。他与赖声川合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就有那么点黑色、调侃，但绝不刻薄。

　　《宝岛一村》里三代移民家庭的故事，清楚地再现了整个眷村的历史。剧中，老赵在厕所里看到一句思乡诗，就当成反攻大陆的“暗号”；他女儿指着墙上的“反攻”二字说：“干吗要写这么大，就是因为办不到，所以才要写得更大。”几十年过去，乡愁已淡作无奈。周妈妈说：吃早饭的时候你出门了，现在一开门，你回来了，你回来吃晚饭吗，可我已经一辈子过完了。

　　走进剧场的老兵、公务员，在笑过后流泪，没有眷村成长经历的台湾本省人，也被这种台湾文化中的独特元素深深吸引。用林青霞的话来说，看得人泪还没干又破涕而笑，还没笑完又哭将起来，把人“弄得像个傻子一样”。

　　王伟忠说，他的剧不是理性的探讨，而是感性的述说。其实，所有的眷村文学都是这样，感性地述说着眷村人的政治迷思、幻灭和残存的希望。

　　眷村人有股强势力量

　　有人说，眷村后代是台湾近30年发展的中坚力量。有出息的眷村子弟大都进入了新闻界、影视界、文化界和政界。演艺圈有国际知名导演李安、侯孝贤、杨德昌、王伟忠、林青霞、张艾嘉、邓丽君等，政治圈有宋楚瑜、胡志强、郝龙斌等，台湾首富郭台铭也来自眷村。没学好的，则组成了台湾最早的外省帮派，在地下社会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眷村人在台湾的强势表现，是眷村精神的真实写照。村人既无土地可守成，又无恒产可致富，什么都没有，所以一定要有出息。

　　眷村人重教育、家教严。上不起幼儿园，父母就用沙土、树枝教儿女识字；父母总会在开学前凑足学费，陪子女到校注册，顺便请求老师，在孩子顽皮时给予重罚。孩子在外与人争执、打架，不论其对错，父母一定先责打自己的子女。每逢新年，家长们一定在清晨带家眷和孩子，挨家挨户向长辈及邻居拜年。

　　随着台湾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破旧、古老的眷村已经改变或消失。1996年起，台当局颁布“老旧眷村改建条例” ，全台1000多个眷村，都必须在2009年前完成迁移、改建。这意味着，今年以后，台湾重要的人文资产将成为历史。

　　就在眷村实体面貌发生改变的时候，台湾却连年出现眷村文化热。除了影视剧，台湾各地建立了不少眷村博物馆及眷村怀旧餐厅。演眷村、谈眷村、吃眷村，俨然成为现下的文化时尚。2006年12月，首届眷村文化节就选在台北市信义公民会馆，即古眷村——四四南村的原址举行。往返海峡两岸的家书、炮弹台灯、“一家八口一张床”与一张张泛黄老旧的照片，勾起了人们对眷村生活的记忆。台湾报纸刊登的某眷村保留下来的六支路口反射镜，镜中心部位，蚀刻着完整的中国地图。

　　上进、有向心力和重情义的眷村精神，正在被台湾人认同和接受。近年来，台湾经济虽然远高于当年，但由于派系争斗，已经使社会出现了被撕裂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