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许博允——两岸文化交流“第一人”
|
|
| 时间：2009-06-08 |
|
|
如果要在台湾艺术史上圈出时空经纬，许博允绝对是漏不掉的一个重要坐标。他与林怀民、吴静吉并称“台湾三大文化支柱”。许博允身份多元，除了作曲，他还涉足美术、环境设计、影像制作、专栏撰写……但他更广为人知的是在1970年代创办的“新象艺术中心”，成为台湾文化面向世界的幕后推手。为了经营“新象”，许博允数次变卖家产达数亿元，人送外号“台湾最受尊敬的败家子”。
家教非常重视汉文化
许博允出身名门，祖父许丙是台湾日据时期的贵族议员。日本人在台湾推行奴化教育期间，许丙鼓吹发扬民族精神，坚决反对日本军阀诱迫台湾民众改换日本姓名。他身体力行维护民族文化，鼓励台籍子弟学习汉文，协修孔庙……许博允的祖父对京剧狂热至极，听说梅兰芳在香港落难，他马上赶去营救；京剧大师顾正秋来台湾，许丙每天在永乐剧院包下前两排的位子请人去看。
“当时我们才三四岁，当然要听儿歌嘛，哪里想听京戏，祖父就用巧克力糖、冰淇淋引诱我们去戏院。我们家教非常重视汉文化，我祖父一生喜欢正音(即京剧)雅乐，他喜欢兰花，喜欢琴棋书画。幼年的熏陶其实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对京剧和中国的古典戏曲，说实话，小时候我并不懂得欣赏，只觉得那是祖父的爱好，潜意识里似曾相识。到了十几岁时，我突然发现，祖父是有道理的。”
儿时的生活方式给许博允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家中的长孙，他常觉得自己的童年完全符合《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状态。“我们家的厨师以前是梅兰芳家的厨子，我们家一煮饭，邻居都请求去厨房观摩，祖父每次会开放几个参观名额。这个大家族吃饭都要开很多桌，每桌都是一二十道菜，像流水席一样，每个礼拜由各家的媳妇轮流采买。逢年过节，甚至要借人家小学的操场来办席。小时候我身边都是表弟表妹表姐，今天去这个姑妈家，明天去那个姑妈家，一点不亚于曹雪芹的想象。”
在台湾现代音乐先驱许常惠的弟子中，许博允是少有的一个非科班出身。少年时代，因为迷恋老庄，反感学院式的教育，他索性拒绝联考，让祖父和父亲深感失望。
“我是台湾第二代美男子”
跟祖父的爱好相映成趣，许博允的父亲是西洋音乐迷，年轻时所有的薪水都换成了歌剧或交响乐唱片。“我家那时有个‘爱乐会’，是亲戚朋友组成的。父亲听78转的唱片，卡鲁索、拉赫玛尼诺夫、巴托克弹自己作品的唱片……”在这样一个东西方音乐交融的环境下长大，许博允中学毕业就拜到“台湾现代音乐之父”许常惠先生门下，学习作曲和小提琴，也是在这个阶段，他认识了后来的夫人樊曼侬。
樊曼侬也出身音乐世家，“从娘胎里就开始听音乐”，她的父亲习军乐出身，后任台湾首任“国防部”师范乐队队长兼指挥。由于家庭原因，她和许博允比其他同学更快获得音乐资讯。两个人在一起比音乐唱片，比版本，很多东西可以谈，因此一见如故。
樊曼侬对少年许博允的印象，“他太漂亮，太帅了。他的学问比我们都好，但他安静、很害羞，都不说话；有时候来艺专旁听，也是默默不说话。可他会谈一些我们当时听不懂的东西，像老庄、我思故我在之类。”
直到现在，李敖跟许博允碰面还会开玩笑，“有谁你看不顺眼的，我来帮你骂。”两人还会比较谁身边的女孩多。“ 李敖肯定不是我的对手，我是台湾第二代美男。第一代是辜振甫，第三代是费翔。”
许博允说，如果台湾要出一位国际性的演奏家，樊曼侬当年最有机会，“可惜嫁给了我。”他常说她是“大地之母”，既是女朋友，又是母亲。嫁给许博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跟他一起生活，“心脏要特强，才能经历‘天堂与地狱’的起落”。樊曼侬陪他走过“新象”最艰难的时刻，陪他经历过变卖家产的痛苦抉择。她常说，如果人生可以选择，没有人会要做许博允。
在40年前的台湾，演奏现代音乐，不但被视为另类，还必须冒着挑战正统艺术权威的危险。19岁那年，许博允和樊曼侬等同学少年组成的“江浪乐集”正式发表作品，一场单纯的创作发表，竟演变到要被开除或记过，许博允的作品也引起了艺校教授之间的对立与争论。“发表那个曲子是在1962年，《怨歌行》，是写班婕妤。那时候对现代音乐，学院派是抗拒的，私自参加校外的演出，公开发表，又是叛逆的音乐。更糟糕的是，当时整个台湾都在一种特别高压的气氛之下，三个人公开聚会都需要申报，我们发表会当然不止三人，而且当然是公开的，这就违禁了。”
与林怀民合作“云门舞集”
父亲始终支持许博允的音乐理想。为了“新象”的运作，父亲卖掉了经营多年的淡水高尔夫球场。“我父亲自己的理想是当‘外交官’或教授，当时台大聘请他做教授，可祖父不同意，长子必须挑起家庭的重担，希望他去经商。长子几乎没得选，所以父亲就遵从了祖父的意志。我是长孙，祖父对我的冀望很深，但是我却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去成长，没有正常地走读书的路线。祖父和父亲是失望的。我创办‘新象’，父亲非常支持我，也是他爱好的。但是他常说，艺术不能当饭吃，没办法，你要走这条路，赔钱货。”
许博允与林怀民的交情起于父辈，父亲早在东京帝国大学念政治系时，便与辜振甫、林怀民的父亲林金生是同班同学。林怀民的父亲对儿子专攻舞蹈也曾经一肚子的耿耿于怀，多次委托许博允担任说客。“他父亲觉得林怀民有文学的造诣。士大夫的思维里，最伟大的就是文人、拿笔杆的。一个男孩子，好好的教授不干，去跳什么舞蹈？！我没办法，又不能不传达。可是后来，‘云门舞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父亲很骄傲，他儿子的作品，他一定会去现场看。”
1970年代林怀民筹办“云门舞集”，许博允与他一拍即合，决定一起酝酿多媒体艺术创作，“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给中国人看”的口号坚定了自己的创作身份，并由此衍生出成立“新象艺术”。“云门舞集”早期作品的音乐几乎都是出自许博允之手，他的《中国戏曲冥想》成为“云门舞集”开幕大戏《乌龙院》的音乐。自此，许博允创作的大量音乐，如《寒食》、《夸父逐日》、《哪吒》、《梦土》等，通过“云门舞集”传遍了世界。
刚刚诞生时的“云门”，那些舞者甚至连国标都不会跳，许博允在私下里手把手地教他们，樊曼侬也在云门舞集担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音乐总监。
许博允将那段时间称为“台湾的文艺复兴时期”。1984年，“新象艺术”租了台湾仁爱路上的一个小剧场。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林怀民的“云门舞集”、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吴兴国的“台湾当代传奇剧场”、朱宗庆的世界最早的职业打击乐团……一批享誉全球的台湾文化团体，都是在那个小剧场里迈出了第一步。
记者：“新象”成立的动因是什么？
许博允：一是创作，二是兴趣。觉得有这种需要，台湾群众在文化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上都非常不够，需要有人把好东西引进来，把我们的好东西输出去，中外古今东西南北，这是多么广大的概念，但是我们今天东西之间交流多，南北之间交流少。地球这么大，却这样扁。
“新象”当时就已经关注亚洲文化、南美文化、加勒比海文化、中亚文化、非洲文化……艺术视野已经非常开阔，所以我们尽力筹款，去做这件事。1980年我们第一次举办国际艺术节，160多场演出，那一次我就赔了几百万，那时候的几百万，相当于现在几千万！哇，那时候真的很吃力！然后办艺术周刊《新象艺讯》、做“新象”艺术中心——我们有小剧场、有画廊、有艺术设计、有餐厅、有练习场……
记者：那时候台湾文艺方面很多事情都是“新象”开风气之先，在有些事情上似乎成了新规则的制定者。
许博允：真的是这样。“新象”所举办的许多活动，在台湾的文化史上都是第一次。比如，以前台湾画廊参观都是不收钱的。第一个私人收费画廊，要买门票进场，也源自我们；摄影作品可以像艺术作品一样买卖，从50元一张卖到后来1万元一张，也是从我们开始的。很多事情都是从争议开始：我们在公园举办大型活动，公园私人可以用吗？在公园里办活动，可以卖票吗？台湾是一个小岛，国际顶尖的艺术大师会来吗？包括后来林怀民引进版权意识，演一次给一次版权，观众无权在场内摄影摄像，在此以前台湾没这个概念……一个一个事件引起世俗的讨论，引起观念上的改变，不是从过去既定成熟的角度去考虑、去开始讨论的。这就是文化事件带来的里程碑式的意义。
上海更易接受外来文化
记者：钢琴家阿格里希、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作曲家菲利浦·格拉斯等大师级的人物都让“新象”请到了台湾，1996年，是你们把三大男高音请到了紫禁城……有人说您是两岸文化交流第一人。
许博允：(笑)是，我们做过很多突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乐团到台湾演出，都是我们带进去的。东欧的捷克、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前苏联……每次进台湾之前，都是我到政府那里出面当保人。所以他们叫我Mr.Communist Protector(共产主义者的保护人)。我一个人要保那么多人，到政府各个环节，跟他们讲，这些都是优秀的艺术家，来做艺术的，跟政治无关。当保人是要担风险的，一个出差错，保人革权3年，3年内不准再经营，我保！一开始一个人只能保一个，我抗议，我上哪里去找那么多保人？到现在，大陆到台湾去演出的艺术家超过7000多人次，都是我们邀请，我们担保。大陆音乐家首次赴台：周文中、殷承宗、刘诗昆、谭盾……都是我们带进去的。
记者：说说您记忆中的“台湾文艺复兴时期”。
许博允：台湾的文艺复兴，其实应该从1950年代末追根溯源。许常惠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性人物，因为音乐界有个明星人物许常惠回国寻根，于是台湾的音乐先于其他文化形式走在前面，起码表象上是如此。许常惠发表的一系列《音乐在哪里？》、《巴黎乐》等，叙述文化寻根对他的激发。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最浓厚最有价值的资源就在自己生长的地方，这个观点影响了很多人。
而且许常惠采取了因才施教的方法，带出了一批学生。到1960年代初，我的第一个作品在1962年已经带有前瞻色彩，但一下子就被蒋介石“戒严”了。我们那时候成立一个现代艺术学会，一批画家、画会也加入进来。问题出在写文字的容易被 “关照”。这个中间拖了10年，被关的被关，被押的被押……到1970年代：林怀民回国，做云门舞集；吴静吉做戏剧，赖声川、李国修、金士杰等一批人都是吴静吉带起来的；我做亚洲音乐新环境……当时台湾文艺界确实有全面繁荣的景象。
记者：往来大陆和台湾之间，您怎么看待大陆的文艺界？
许博允：我1987年第一次来大陆看演出，剧院里的观众一边看演出一边吃瓜子、喝茶；但现在很多包场演出开始变得文明和正规。在这一点上，上海比北京进步更快。北京文人多，批判性强，自省意识强；上海则是官场和生意人多，很容易成气候。国外的音乐剧在上海可以演一个月，在北京连一个礼拜都演不下去。北京排斥外来文化的力量比较强，外国文化要经年累月才可能被接受。但上海是一个海埠，对他不了解的事情他也有兴趣站在围墙边看一看。所以我常建议那些艺术家，你先到上海演演看，你不要急着去京城，你会死得很惨。
对流行歌曲要求不要太高
记者：您说过，流行歌曲是简易形式的经典音乐。您对台湾当下的流行乐坛怎么看，您认为在台湾现行的商业模式下，有多少流行歌曲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
许博允：流行音乐旋律变化不大。严格来讲，10首歌中没有一首可以存在下来，因为大多都是彼此抄袭。可是流行歌曲在社会层面上有它的意义，它可以让人获得乐趣、获得快捷的安慰，因为它简易嘛。就像数学，发展到多么高深，可是对一般家庭来讲，接触到的也不过就是加减乘除，流行歌曲就是数学的加减乘除。
记者：您的意思是不必对流行歌曲提太高的要求？
许博允：对它不要提太高的要求。但是作为一个流行音乐人，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这样你才会被留下来。如果你已经成名，你应该走内涵的路线。像“猫王”出名了以后到德国去接受声乐训练。这时候他想的是怎么保护我的喉咙，我怎么让我的声音特殊化。于是他受益无穷，让他的生涯拉那么长，让他变成一个代表时代的偶像。迈克·杰克逊舞蹈很出色，有很好的show，可是音乐很差。台湾流行音乐现在也有这样的趋势，很平的音乐，靠show来包装，很容易变成RAP。 RAP是非洲的说唱加摇滚，属于音乐里的叙说语。周杰伦就是这一派，但周杰伦的走红也是有原因的，他也是从小学钢琴、学音乐的，有专业底子。
记者：作为倒扁积极分子，您对马英九怎么看？
许博允：我做过陈水扁的政府顾问，也做过马英九的政府顾问。陈水扁是很努力的人，但他的方向、个性、观念完全错误，而且他错了以后非常固执，不听、不改。马英九有人格魅力，可能有人说马英九不大有魄力，错了！他一定会有魄力。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