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战火

　　历史证明湖南是抗战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主战场。从1938年10月开始，到1939年12月，日军逐渐调整在华兵力，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宁沪杭地区被视为“治安区”，华中武汉地区和华南广东地区被作为作战区配予重兵，武汉地区配备了第11军的6个师团和2个独立旅团，广东方面配备了第23军的4个师团和2个独立旅团，这些约占侵华日军三分之一强的兵力，从南北两面保持着对以湖南为主的中国第9战区夹击之势。

　　对于中国来讲，自古就有“湖广稔天下足”之称的湖南，北带长江，南依九疑山脉与广东、广西相连接，东屏幕府山、九岭山、万洋山与江西分界，西挟石门山、武陵山与四川、贵州为邻，粤汉铁路、湘桂铁路、湘赣公路、湘黔公路纵横其间。随着抗战深入，湖南在战略上变得越发重要，稠密的人口成为兵源取给之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于湖南的重要性，曾经指出:“长沙、衡阳乃江南心膂，交通枢纽。敌如攻略该地，足陷我国力于麻痹状态，不仅削弱我尔后反攻之能力，而且有助于其尔后之南进”。为此中国方面也将重兵阵于第9战区，部署的兵力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强。

　　1939年9月，欧战爆发，日军集结6个多师团，从赣北、湘北、鄂北三路同时进攻长沙，赣北日军为国军第19集团军所阻，湘北国军根据“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在正面节节抵抗的同时，将主力转移至东部山区，日军进至长沙附近时，遭到国军侧击，被迫退却，第一次，日军只望了望长沙。1941年9月，日军发起第2次长沙会战，鉴于第1次的兵力分散，这次将5个师团和2个独立旅团约12万人，采用“中央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或许被第1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所鼓舞，第9战区意图御敌于汨罗江一线，不想战线很快被日军突破，连最为善战的第74军、第10军也在浏阳地区遭到打击，日军得以进入长沙，两天后，因受到外围国军威胁，又被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的命令约束，不得不退回原防。

　　两次长沙会战使第9战区清醒的认识到后退决战的重要性，确立了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为目的，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我军于外线，待敌进入我预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反攻，包围敌军而歼灭的作战方针。并赋予了一个响亮的名称“天炉战法”。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第23军紧接着从广州向香港发动进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配合英军作战，于对日宣战的当天（9日），命令暂编第2军、第4军由长沙附近南下。对此日本天皇裕仁不禁向参谋总长杉山元发出疑问:“围绕进攻香港对于广州和九龙半岛方面，有无中国军队反攻的忧虑？”得知国军南下的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认为有必要采取牵制行动，司令官阿南惟畿中将得到报告后立即予以了批准。日军最初只是计划在汨水两岸击歼国军第20军和第37军后结束作战，但随着香港于12月25日沦陷，阿南惟畿的野心迅速膨胀，当正面国军按计划向预定决战的长沙以东地区后退时，阿南惟畿独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于12月29日晚下达了进攻长沙的命令:1、敌有向长沙和金井方向退却之迹象。2、军决定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3、第3师团应迅速由近路向长沙追击。4、第6师团击溃麻石山、鸭婆山附近之敌后，应以主力追击朗梨市之敌，另以一部向长沙方面追击。5、第40师团以一部留在浯口附近，主力进入麻峰嘴附近后，应向金井急进。6、独立混成第9旅团应向关王桥急进，一并指挥泽支队在汨水以北掩护军左侧背的安全。

　　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面对即将到来的恶战，将战区参谋长吴逸志等长官部大部人员转移到耒阳，亲率前方人员组成指挥所，设于岳麓山爱晚亭附近的山洞中。薛上将规定:“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罗卓英）代行职务，按预定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

　　薛岳在发出“世午忠电”后，显得坐立不安，竟一口气登上岳麓山顶，望着山雨欲来的长沙城，薛上将喃喃自语:“关键就看李瑶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