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是一门学问。所以日本有了茶道。据说茶叶和佛教一样，是由中国大际传往岛国的，日本人把两者包容了，在喝茶的礼仪中也讲究禅境与悟性，沏一道茶时的思辩或修养不亚于吾乡人操持满汉全席般隆重。现在，是中国人颠倒过来要向日本人打听及学习茶道了。茶道仿佛也像原装松下电器似的。成为舶来品－－大和民族真是联盟也很怪异。关于茶道，周作人如此解释：“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特色代表艺术。”世界是不完善的，人终须凭借某些手段获得完美的错觉，茶道恰是手段之一。

　　周作人把茶道讲授得很清白，但他本身是历史上较复杂的人物。他解放前在北平八道湾有一套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了。究竟为何易名，他深缄其口，讳莫如深。或许表明雨是天降的，而茶是人为的——天意与人事的变更？据说室内挂有“且到寒斋吃苦茶”的条幅，刻意追求一份行到水穷处，坐看去起时的境界。半个世纪过云了，坐落于老城拆迁区的所谓苦茶庵该已沦为一片废墟了吧？我总听见岁月的影壁后面传来一个老人沙哑的嗓音：“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特色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看来，茶道并非教诲人们饮水思源，或一劳永逸地坐忘尘世，不过给人们追名逐利之余提供一番小憩罢了。

　　十年以前，百姓路吉作人的，比知道鲁迅的少得多。同样，周作人的苦茶庵，怕只在知识阶层有所流传，而说起老舍的茶馆，国人几乎无不晓。那已是一座超现实的茶馆，云集旧时代的三都九流，有提笼遛鸟的遗老遗少，也有说书的江湖艺人、卖唱的天涯歌女乃至歇脚打尖的人力车夫……纸上的茶馆，因网罗了栩栩如生的众生相而风吹不倒。苦茶庵是个人主义的，而老舍笔下平民化的北京茶馆则弃雅就俗，返璞归真。老舍而骄傲——就像巴黎的回顾展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老舍生前肯定没开过茶馆，没当过掌柜。但在他死后，在正阳门一带，确实有一座老舍茶馆平地而起。据说里面也安排拉二胡的、唱戏的，但店面封资修得过于豪华。连招牌都烫金的－－我上下班骑车，总过其门而不入。我是怕自己失望。那里面肯定没五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卖了。那里面更找不到骆驼祥子的影子了。老舍寂寞的时候，会来这喝茶吗？后来我学会安慰自己：忽略安深厚的商业色彩吧，就把它当作老舍的纪念馆，纪念一位仍然在北京城的记忆中活着的死者……

　　老舍茶馆是北京的专利。在南方，阳澄湖一带，人们议论着阿庆嫂的春来茶馆－－它同样是地图上找不到的。春来茶馆是因现代京剧《沙家浜》而出名的。《沙家浜》的作者是汪曾祺。“祭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我逛街常听见有人哼这段子，或放这磁带。也许他们不知道汪曾祺是谁。但他们明明在唱汪曾祺写的歌词。这就可以了。记得那回我见汪先生，很激动，耳朵里尽回响着阿庆嫂的唱腔。汪先生也是文坛上有名的茶客，写过一篇《泡茶馆》，完全凭记忆追怀搞战期间西南联大校门口的一系列茶馆，及其布置风格的区别。他以深深的感激作为结尾：“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昆明的茶馆是有福的，它泡出了一位小说家。

　　茶道简真在把喝茶神化为一门学问、一种修行。但如果喝茶等于是在做学问，那是否太严重了？喝茶能体现一份平常心，就足够了。茶叶的好坏、贵贱是次要的。茶具的精雕琢更是远离主题，关键在于心态，心态的平衡托举着你，在胝谷徘徊，或从高枝上坠落。用工业社会的自来水沏茶曾是一大忌，漂白粉味太重。《茶经》里无不注明要用上好的泉水，井水则次之，甚至有承接新降的雨水或收集芭蕉叶上的露海洋污染以代替城泉的。这实际上都是形式。形式主义的茶馆是做作的，愚昧的。沏茶最重要是自我的感觉。不在乎水质，不在乎火温－－用感觉沏茶叶，生活中的阴影望风披靡。

　　除了心态，就是环境，在寺庙里喝茶，在离尘世最远的地方喝茶，那种体会是无法言喻的。我在南京的鸡鸣寺喝过一回特色龙井，坐在半山腰的亭子里，我嘬起嘴唇吹佛着漂在杯里的叶梗，陡然察觉风正以同样的姿态从远处吹佛着我，使我灵魂舒展如新。风的呼吸，我的呼吸，是一致的。我去鸡鸣寺，没有烧香，却专门去喝茶——同样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