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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英雄城市的永恒记忆 占据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地位
时间：2009-0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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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11日凌晨，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
在广州起义8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广州市委共同举办纪念广州起义80周年学术研讨会。现摘登部分与会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
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
李 蓉
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期， 广州起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屈从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勇敢地坚持革命，决不放弃的精神，一定会为实现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而继续奋斗，决不半途而废。广州起义和其他起义一样，也是为挽救中国革命所作的一次英勇的反击，它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的屠杀政策，冲击了敌人的反动统治营垒，打击了国民党新军阀。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创建新型人民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广州起义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建立的一个完全新型的革命政权。广州苏维埃政权，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切政权归工农兵、消灭反革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人工资、没收大资本家和地主财产、工业国有化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了革命人民愿望的革命政纲。
广州苏维埃政权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为后来新型的人民政权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广州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举行的工农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是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起，联合了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但是，经过国民革命军、工农革命军的转变，到广州起义时已经出现了工农红军。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的一次伟大实践。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英勇地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也在艰辛地探索着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样，都是在探索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当时的秋收起义还没有见最后分晓，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没有完全形成。广州起义的局部性胜利和最后失败，为中国革命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广州起义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广州起义是一次光荣的失败。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占领广州后，共残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5700多人。许多走避不及和不愿离开的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士兵，被逮捕、严刑拷打、枪杀、活埋。革命烈士用自己生命谱写的可歌可泣的诗篇，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的异同
叶文益
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发生在同一年内，相隔仅四个多月，相互之间前后呼应，一脉相承。
从背景来看，这两次起义都是中共实施“武装暴动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开展“民众武装暴动新政策”指导下进行的。
两次起义基本上都沿用了国际共运传统方式，即首先以夺取大城市、建立城市苏维埃政权为主要目标，搞城市武装暴动。
两次起义的军事力量当中，原来受中共影响的参加过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第二方面军中的革命官兵，是起义的主力军。南昌起义的军事力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贺龙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蔡廷锴十一军十师以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朱德领导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所辖的两个保安队等。而广州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也是中共所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属下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警卫团。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改编，该团中有几百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两次起义所举的旗帜不同。南昌起义爆发时，起义部队使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起义后成立的领导机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政权机构是“国民政府”，在诸多方面仍带有“国民党”的印迹。而广州起义已经完全抛弃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名义，公开打出了建立苏维埃的旗帜。1927年10月15日，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决定：“以后军队及全省工农讨逆军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一律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与国际旗同”。
两次起义队伍的成分构成不同。南昌起义的队伍成分比较“单一”，几乎是“清一色”的穿着军装的士兵，而广州起义队伍的构成则多元化，是工人、农民、士兵携手举义，联同作战。
两次起义成立的革命政权的性质不同。南昌起义成立了共产党员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而广州起义则创建了城市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实现了中共独立领导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最初尝试。有评价认为：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秋收起义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广州起义第一次建立了城市工农民主政权。
（作者系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探索革命新道路的重要贡献
李淼翔
广东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为寻找革命道路进行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最早地区之一。在广州起义的过程中，广东党组织进行了多方面开拓性的实践，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州起义是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而举行的，它作为“革命退却时的‘退兵战’”，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的重大的反击。广州起义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应另当别论，而不是什么“左”倾盲动错误或应不应该起义的问题。
在广州起义期间，除广州市郊的农民武装直接参加了广州起义外，南海、清远、花县、宝安、新会（包括江门）、顺德、中山、惠阳、潮安、信宜、万宁、乐会等县的工农武装，均于1927年12月中旬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按原定计划举行了武装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比较，广州起义则是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第一次有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参加的武装大暴动。
1927年9月以前，中央的指示只限于“开始宣传苏维埃的意义”。9月以后，中央才明确提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11月中旬，陆海丰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随后又在广州起义中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于是，苏维埃运动在广东各地乃至全国迅速兴起。
“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思想的提出。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客观地分析了本省的形势，意识到城市的革命已经低落，先是提出“以农村影响城市”的设想。12月28日，李立三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提出应“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在当时党内最早明确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
广州起义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号，对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起义爆发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公开提出建立红军三个军，作为苏维埃政府的武装。广州苏维埃政府任命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副研究员）
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历史特点
王新生
1927年底的广州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它对于此后各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产生了很大影响，对研究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权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作出决议,反对四一二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内有人提出退出国民党的要求，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留在国民党内，争取领导权。南昌起义后，联共（布）、共产国际在发给中国的指示中，特别强调不要建立苏维埃，南昌起义军到广东后，“应成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党政府”。而在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叛变革命，打着国民党的旗帜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情况下，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为反革命的旗帜，再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帜是脱离实际的。8月20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提出：“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并认为，苏维埃应首先在广州、长沙等城市建立。
1927年12月11日，以张太雷为书记的广东省委领导起义后建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有以下历史特点：
第一，鲜明地高举苏维埃的旗帜。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发布《广州苏维埃宣言》，公开明确地向全中国人民宣告：放弃国民党的旗帜，走苏维埃的道路。
第二，形成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结构。广州苏维埃政府设主席1人，主席以下设内务、肃清反革命、劳动、土地、外交、司法、经济、海陆军等8个委员会。并设有秘书长、工农红军总司令、总参谋等。这个构架与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非常相似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对此后各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有重要借鉴作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处长）
对军队建设的有益启示
邓宗启
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都是我党单独领导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是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为建立人民军队，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广州起义领导人在选择起义的时间上，是经过长期酝酿，根据四个阶段的形势发展，慎重、适时作出的。在前三次准备起义条件不成熟时放弃行动；在第四次，粤桂战争爆发后，广州城内守军不多，留守的教导团、警卫团、黄埔特务营是倾向革命的。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组织实施了起义。广州起义有力地证明，善于发现、捕捉和把握历史机遇，对加强军队建设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广州起义在军事指挥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起义选择在敌人力量薄弱之际，在情况发生突变的形势下提前举行，采取夜间袭击的战术，使敌人措手不及，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作战计划，迅速占领了广州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些体现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军事指挥原则。总结广州起义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新形势下，要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必须创新战略战术思想，大力推进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组织体制和军事管理创新。
广州起义前后都十分注重发动群众，采取街头演讲，深入大街小巷散发传单，写标语，唱《国际歌》、《少年先锋歌》，张贴苏维埃政府的宣言，开展多种形式的战地宣传；张太雷同志曾在起义大会上将起义纲领、口号逐条解释等。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进入新世纪，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广泛地发动群众，做好军事斗争的各项动员准备。增强全民国防观念；贯彻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方针；加强科技人才建设。
（作者系广东省军区党史办主任）
对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的贡献
洪汉文
广州起义与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之间存在内在关系。
一、广州起义探索了我党领导革命和建军的道路。广州起义发生于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之中。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二、广州起义后创建的红四师是最早的红军部队之一。1927年12月11日上午，广州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大部分地区之后，召开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决议：“组织工农红军三个军”，“在最近几天内至少应该组织五万红军”。会议号召“广州工人们即刻来广州市各处红军征募处登记”。由于时间比较紧迫，这个决议没有全部付诸实现，但是，它最早提出了建立红军的问题。
三、参加广州起义的部队,在广州起义之前就已经对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其中以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更为显著。其主要经验有：注重军队中党的建设，基层也建立了党小组；注重密切军民关系，建立军民鱼水之情；注重军官带头冲锋陷阵，为下级做好表率作用。这些优良传统，传播到红四师和更多的红军部队，成为党在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四、广州起义铸造了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广州起义的过程虽然仅仅几天，但起义显现的革命精神都是永存的，它在铸造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中功不可没。广州起义显现的精神：一是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二是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三是团结奋斗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四是一切听党的指挥的作风;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奉献精神。
（作者系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苏维埃运动
林雄辉
广州起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揭开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序幕，开始进入工农兵三大力量联合革命的新时代。
周恩来评述广州起义“有世界历史意义，开中国革命苏维埃的新阶段”。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和报告人。在中共六大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组织起草和作了《军事报告》的主报告，在评价广州起义时，周恩来指出，“广州暴动有世界历史意义，开中国革命苏维埃的新阶段”。
广州起义后不久，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布第28号通告，阐明了中央对“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的态度，指出：“最近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暴动，事实上更加证明了中央这种观察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苏维埃革命’的阶段。”
广州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共产国际后，罗明纳兹曾认为共产国际应顺势号召中共组织更多的武装暴动去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国际对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但仍以为：广州是一座革命的光荣城市，工人和农民取得的政权虽很快没有了，“它虽然有一系列要由中国共产党负责的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错误，但是却开辟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新时期。广州起义的国际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广州市委参与起义的领导
欧阳湘
在广州起义的筹备期间，广东省委机关远在香港，大量具体工作是通过广州市委得以实现的。
首先，早在1927年的4月初，广东区委就准备发动以夺取广州为主要目标的全省总起义。4月22号，广州市委正式成立。广东区委迁到香港后改组为广东省委。12月8号，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就说：“省委已决定完全迁省，港只留一交通处。”可见，在广州起义前的这一段时间，市委是我们党在广州的领导机关。
其次，市委领导的广州工农革命斗争，为武装起义奠定了组织和群众基础。在实际上，在广州起义的筹备期间，广州市委领导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比较大型的有：1927年6月19日、6月23日和8月20日的群众运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黄色工会的罪行。这些为起义的开展完成了必要的准备。这些斗争主要是由广州市委领导的。
第三，市委承担了广州工人赤卫队的恢复和组织训练工作。广州起义的特色是城市暴动，除近郊的农民武装外，有两支基本力量。一是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这是正规部队，是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另一支基本力量是“工人赤卫队”。
第四，从起义的组织策划和领导机构来看，地方党组织在广州起义的领导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起义总指挥部与广东省委几乎是同一套人马，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任总指挥，另两名成员是省委常委兼广州市委书记黄平、省委常委兼广州市委委员周文雍。
（作者系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八七会议与广州起义
周发全 邹东山
广州起义是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一次重大实践，是党领导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将这次起义视为在革命低潮时不应举行的起义，甚至认为是“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物，都是不应该的。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会议精神就是广州起义直接的方针政策依据。
广东是中央临时政治局关注和部署起义的重点地区之一。广东是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的起点。因此，广东的工作备受中央重视，并作为中心区域，要求各方面予以配合。八七会议以后，紧接着在8月9日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讨论广东的工作是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会议决定成立南方局，“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
组织广州起义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革命群众开展的一系列斗争，撕破了从武汉南下广东的汪精卫、张发奎的种种伪装，使其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为起义提供机会。
广州起义发生在曾经是大革命中心的广州，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它深刻的教训，证明面对敌人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的形势，试图通过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部主任、副主任）
张太雷与广州起义
陈永红
作为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张太雷的英名，将和这不朽的历史事件一起，永载史册。
肩负党的使命，积极准备起义。1927年8月，八七会议在汉口举行。张太雷出席了这次会议。8月9日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张太雷提出自愿去广东工作的请求。随后，广东省委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不料,起义机密泄漏。张太雷当机立断,把起义日期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举行。
起义的第二天,在广州市内西瓜园空地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和市民等各界群众一万多人,兴高采烈地来到会场。会议快要结束时接到报告：敌人发动反扑。战况紧急,形势突变,张太雷和与会的几位领导人作了商议,决定马上散会,疏散群众。他自己去大北门察看督战,其余人员速回起义总指挥部组织力量投入战斗。当张太雷亲赴前线指挥战斗时, 突遭敌人伏击，壮烈牺牲，年仅29岁。他是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
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用革命的武装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敢于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和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的胆略和气魄。
（作者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副调研员）
广州起义的历史启示
郑惠玉
回顾和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可得出三点启示：
一、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让我们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广州起义的局部胜利和最后失败，促使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通过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道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有区别，也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不同。
二、广州起义革命精神的实质在于，在逆境中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把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始终保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牺牲一切的大无畏精神。
三、广州起义中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体现为一种革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领导全国人民求解放的奋斗历程中还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它和广州起义革命精神一样，是一种革命传统文化。升华和创新革命传统文化，就是要去其所处时代烙印而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样式，由此来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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