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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最繁华的市中心——深南路与红岭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上，邓小平巨幅画像下，川流不息的车辆传递着深圳仍在快马加鞭的气息。每一秒钟，这个城市都为中国贡献２６０００元人民币的ＧＤＰ，和５１００美元的出口总值。
在一辆穿梭在深南路的公交车上，２５岁的杨山山正坐车准备回到关外的家。在深圳最繁华的华强北一家电子制造业公司做人力资源工作的他，面对深圳市区动辄三五万元一平方米的房价，不得不每天花三个小时挤在公交车上穿过拥堵的梅林关。
深圳，中国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这里曾经是中国人看世界的“窗口”，也曾以“深圳速度创造世界奇迹”而成为中国的骄傲。然而在近年的发展中，“特区不特”、“难以为继”等疑问一直困扰着这座年轻的城市。
“我觉得深圳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有吸引力，机会也没有以前那样多，特别是年青人，在不断高企的物价下，生存都已非常困难。”杨山山说。这位来自安徽六安的小伙子重点大学毕业后带着年青的梦想选择了深圳。
每天都有几十万年轻人和杨一样在深圳过着“两栖”生活，工作在关内，居住在关外。与当年全国高级人才聚集鹏城那般“孔雀东南飞”的梦想年代相比，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遍地是黄金”的“深圳神话”正逐渐褪色。
五年前，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激起千层浪。在民间对深圳遇到的问题进行反思的同时，深圳市委市政府同样意识到深圳发展面临“土地有限、资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负、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四个“难以为继”的严峻挑战。
经过３０年的高速发展，深圳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同期其他城市难以企及的成就。２００９年深圳本地生产总值达到８２０１．２３亿元，比１９７９年增长９７９倍，年均递增２５．８％。这一年，深圳人均ＧＤＰ达１．３６万美元，达到国际公认中等发达水平，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深圳也开始思考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烦恼”。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曾坦言，深圳正面临资源瓶颈、二元结构、国际化水平不高、人口压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不高及政府职能转变差距等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
经济特区作为先行发展地区，最早遇到发展难题，也必须先行破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必须摆脱“成长的烦恼”，“轻装上路”再出发。
“３０年过去了，在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市场经济的增长极的功能已经完成或消退时，特区作为制度创新实验室的功能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区从来就是以区域空间谋划中国全局问题。”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中心研究院杨雪冬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深圳考察时，不仅肯定了深圳成立３０年来的成就，并且提出“经济特区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要求深圳仍“要坚持‘特’”，“在体制改革、发展方式转变、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创造新的特色”。
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易振球说，通过制度创新，既再塑特区辉煌，又为中国持续发展打造新的发动机，已经成为了特区发展的共识。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深圳市五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圳必须重新焕发特区“拓荒牛”那种激情和胆魄，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迎难而上，克难而进，勇立潮头，再创新业，“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在新的起点上‘走出一条新路’”。
２００９年５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在方案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居于各项改革首位，这在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等７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绝无仅有。
２００９年以来，深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连出重拳：坪山新区、光明新区的运作探索“一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基层管理体制创新；在省级以下政府中，率先启动大部制改革，深圳的政府部门从４６个削减为３１个，精简幅度高达３１％。
２０１０年伊始，公务员分类改革全面展开，聘任制试点进一步扩大，３４８名新进公务员从此没有了铁饭碗。正在筹办的南方科技大学，被确定为法定机构改革试点，探索真正的“教授治校”。今年６月对市审计局局长等８个正局级领导职位实行公开推荐选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在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谐社会建设方面，深圳的各种创新探索和思路正在不断推出：２０１０年１月，深圳市委四届十三次全体会议提出深圳未来的城市构建目标是建设“民生幸福城市”；７月，《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深圳率全国之先为保障性住房立法，实现“住者有其居”；深圳市宣布建立“第二条保障线”，进一步降低救助门槛，将低保边缘困难家庭全部纳入社会救助范围，并首次将非户籍居民纳入社会救助政策范围中。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圳将互联网、新能源、生物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确立为发展重点，使深圳产业结构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极。创新，依然是深圳特区的灵魂和动力。
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陈鸿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表达对深圳的期望：“如果深圳能继续保持真善美的城市化，民众在经济上易于就业也易于创业，在政治上享受充分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在文化上拥有多元化的精神享受，促使社会更加稳定、更加和谐，这就是特区未来应该立起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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