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亟需加强对苏联历史的考察
|
|
| 时间：2009-06-02 |
|
目前我国国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之一，在于忽视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所扬弃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考察和研究，忽视了对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苏联历史的研究。而造成上述不足的根源在于我国学者往往习惯局限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而割裂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以及苏联历史和苏联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只有加强对苏联历史的研究，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得更加透彻，也才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随着苏联解体之后苏联时期的档案不断解密，苏联共产党历史和苏联历史中的很多疑问将会得到客观的阐释，而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不无裨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历史；研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模式的关系由来
众所周知，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深深地浸润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烙印。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人民有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指导思想，而这一科学指导思想一经跟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便立刻化为了无可穷尽的物质力量，正是在这一科学指导思想的引领下以及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才得以诞生问世。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来到中国，1921年7月23-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成立大会，马林参加了大会，大会明确宣布：“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的时候，应派一名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1]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布：“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2]而“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3]。因此，一目了然的便是：正是在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中国共产党才得以获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中国共产党才得以问世，中国革命的面貌才得以焕然一新，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就是受苏俄十月革命的催生和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深受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浸染。
在大革命时期，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伦（布柳赫尔）受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派遣来华指导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通过调查研究，深刻论证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开辟了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同党内一度盛行的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在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1945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章中正式确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是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之下形成的。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边倒”方针，即完全倒向苏联的社会主义，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中共领导人与前来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进行秘密访问的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向苏联方面表示：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已经势在必行；新中国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中共感谢苏联的援助，并愿意接受苏共的领导。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全方位地站在苏联一边，实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毛泽东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4]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这份文件的签署标志着中苏两国结成了为期30年的军事政治同盟，在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加强经济合作和文化交往，从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开始移植到中国，对于一个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政党而言，中国共产党没有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经验，既然中国共产党要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既然要以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作为自己的使命，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只能有一条道路可走，那就是向苏联学习，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随着一批批援华的苏联顾问和苏联专家踏上中国大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以及苏联管理和建设国家的理念、规章和方法等等都逐步地潜移默化地移植到了中国。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20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列数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对于苏联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整个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而且也促使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1956年4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苏共大反斯大林，各种议论正在开始，以后还会有，还会有更广更深的影响表现出来。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过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实践，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没有片面性，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地系统地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要在今后长时期内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5]正是出于“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的考虑，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并论述了要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并且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指出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包括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并举等等。1959年，毛泽东还提出安排国民经济要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的思想。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尽管毛泽东“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而且也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上述有益探索，但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思考，是以维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其前提和出发点的，在他看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虽然“有问题”，但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标杆。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之所以会做出这种判断，是因为当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刚刚被移植到中国来，开始发挥作用的时间并不长，他们所看到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优点、长处和正面效应，而这种模式在其发源地苏联已经存在了近20年时间，在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也已经存在了10年时间，其弊端和负面效应无论在其发源地苏联还是在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充分显现，所以才会引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随之爆发的波匈事件。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会去捍卫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有“共同道路”和“共同规律”，强调“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6]，而将赫鲁晓夫和东欧开始的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尝试看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一句话，在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探索，但是这种探索是有局限性的。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开始了20多年前其曾经坚决抨击的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调整和改革，而这种改革首先是建立在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的，1985年8月邓小平同志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剖析：“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7]正是在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深刻剖析和反思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得以形成，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邓小平不仅强调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强调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强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二、我国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着上述的紧密联系，因此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时候理应深入考察和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应当加强对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苏联历史的考察和研究。然而，遗憾的是，在我国国内学界往往割裂对二者的贯通探讨和研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学者往往不熟悉苏联历史，而研究苏联历史的学者往往回避谈中国问题，这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而割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以及苏联历史和苏联问题的贯通探讨和研究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对问题作出深层次的研究。而只有加强对苏联历史的研究，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得更加透彻，也才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随着苏联解体之后苏联时期的档案不断解密，苏联共产党历史和苏联历史以及中苏关系史中的很多疑问将会得到客观的阐释，而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不无裨益。
当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还应当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并且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研究，应当加强对资本主义历史和现状的深入研究。不过，这些议题已经超出本文所要探讨的范围了。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