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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领风骚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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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6-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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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实质上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
■“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独创，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和鲜明时代精神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自身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总结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开辟的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这个模式，对我们这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多民族发展中大国来说是最适合的，同时它增强和丰富了发展的活力和多样性，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中国模式”现在被世人热议，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模式”并非完美无缺。作为一种发展理论、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并不断校正完善我们的发展模式也是硬道理。
在华尔街金融风暴肆虐全球的今天，有关“中国模式”的话题，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各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都从不同的视角来重新进行解读。当然，这也极大地吸引了国人的目光和注意力。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也可以无可厚非的称作“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实质上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并不断校正完善我们的发展模式也是硬道理。
“中国模式”的由来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新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其中就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独立自主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提出，无疑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回应，同时雷默把“北京共识”的重点放在了与“华盛顿共识”的反冲功能上，但这一点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认同。所以，“北京共识”在国内的影响也远远不如国外，国内学者很快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
当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特别关注的主要原因，一是东欧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东欧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态势先后抛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继而引起全球性的争论。而中国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还能保持比较稳定和较快的发展，使得这些言论不攻自破。二是中国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上展现出的“举国体制”，让全球对中国政治体制刮目相看。长期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国际舆论界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一党执政的格局不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然而，面对无论是“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太空空间活动，还是2008年成功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特大地震灾害，显示出的中国“举国体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国际上怀疑、批评乃至否定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声音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肯定和赞扬。三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重灾区和“中国奇迹”的出现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结果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特别是随着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肆虐全球，人们在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不由得把目光纷纷投向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事实上，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30年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冷静反思，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
从理论上看，“中国模式”为我们架起了一个同西方对话的桥梁。“中国模式”在国外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称谓，成为西方学者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解读。我们让世界理解中国，就要学会用别人的语言逻辑解释自己的事情，从别人的研究范式中汲取营养。因此，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应用“中国模式”与别国对话，同时始终要把“中国模式”的阐释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事实上，这种模式明显地有别于所有其他模式，既不同于西方模式，也不同于苏联模式，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模式也有很大区别。“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独创，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和鲜明时代精神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自身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总结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开辟的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这个模式，对我们这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多民族发展中大国来说是最适合的，同时它增强和丰富了发展的活力和多样性，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中国模式”的特点
所谓“模式”，在此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中国模式”，在理论上有其鲜明的特点：
(一)坚持走自己的路。邓小平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走自己的路”，是一个内含着深刻历史辩证法的命题，它强调了历史主体的主动性、选择性和能动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走不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照抄照搬人家的一套，走人家的路，它就丧失了历史主体的品格，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模式，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模式，更不是西方势力所期望的资本主义模式，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回首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寻常的30年，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模式”。
(二)坚持实践出真知。实践性，是“中国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一个鲜明特征。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都将我们党在领导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实践经验，也即“中国模式”，概括为“十个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十个结合”，充分说明了“中国模式”具有的实践品格，表明我们党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三)坚持改革创新。“中国模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不断进行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概括，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现了我党非凡的创造能力和强大的活力，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一，准确把握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等论断，把中国的发展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的发展进步与世界的发展进步联系在一起，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使“中国模式”进入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其二，紧紧抓住了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精神。解放思想、求真务实、锐意改革、开拓创新，这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高度概括，也是人们精神状态的深刻反映。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继续开拓“中国模式”的新局面，根本动力仍是改革创新。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中国模式”，正是比我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四)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中国模式”的价值目标。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他们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新事物、新经验，这正是“中国模式”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确立的每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每一个重大理论观点，每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无不与激发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创造活力密切相关，而这些举措的成功，又无一不是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的结果。“中国模式”是凸显人文关怀、饱含民生情结和执政为民理念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普遍幸福的社会主义模式。
(五)坚持民族特色。“中国模式”立足于中国实际，扎根于民族沃土，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要求有机结合，并深深熔铸在整个民族的创造活力之中，充分显示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情况下，我们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向世界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没有过时，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也深刻说明了“中国模式”与世界文明成果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统一的、共生共兴的关系。
(六)坚持对外开放。开放性是“中国模式”的本质要求，没有开放性，就会因缺少新思想、新见解、新要求而丧失生机和活力。“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个向丰富多彩的实践开放、向日新月异的科学开放、向深刻变化的世界开放的动态过程。这个模式绝不拒绝而且还要继续汲取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着眼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前沿，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上，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中学习借鉴不同文化的有益成果，吸纳百家之长，内不失自己固有的血脉，外能适应世界浩荡之潮流，使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不断达到新境界，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永葆“中国模式”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模式”现在被世人热议，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模式”并非完美无缺。作为一种发展理论、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比如，如何缩小城乡收入的“剪刀差”，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如何加快推进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让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民生；如何完善公共财政，为百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如何促进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个个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难关等待我们攻克。正是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我们党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理念，以充实和完善现行的发展模式。其中，以下战略选择在未来发展中变得日益重要：
一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迅速增长，才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更不能将发展简单等同于GDP的增长。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等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作为执政理念和总体战略的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全面进步或协调发展的战略策略。
二是必须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效率和公平都是发展所要追求的价值，从根本上说两者不可偏废。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绝对平均主义传统，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有其合理性。但是，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必须及时调整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避免财富和权利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分化，避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在“中国模式”下，公平与效率至少应当具有同等地位和价值。
三是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民主化过程。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主要不是发展的手段，而是发展的目标。以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价值，正像福利是一种基本价值一样。政府不仅担负着领导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担负着领导旨在深化民主的政治发展重任。政府既要推动以法治、参与、人权、透明、稳定为目标的全社会的民主治理，也要推动以分权、效率、责任和服务为目标的自身民主治理。政府要担负起在全球化时代实现现代化的重任，自己首先应当成为民主的表率和创新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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