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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好人主义盛行的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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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6-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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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好人主义，就是信奉做“事”不如做“人”，做“坏”人不如做“好”人。认为比起实打实地作出成绩，搞好人际关系更容易在官场上生存、升迁，因此不愿意得罪人，一心想的是把上级拍好、把下级哄好、把同级敷衍好。他们没有什么一定要坚持的东西，为了私利都可以拿来交换，信念让步于利益，规则不敌灵活变通，时常放弃职责来为个人“市恩”。他们害怕面对问题正视矛盾，而宁愿遮着掩着，只求糊弄上级或公众。
好人主义存在许多弊端，它违反了党的宗旨，损害了党的形象；它不追求公平、正义，不尊重规则，有碍于法律信仰的形成；它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不惜以党和人民的利益做代价。因此，党和国家一直要求在实践中防止好人主义，但效果在我看来并不明显。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
第一，时代发生变化，部分党员已失去坚守党性的主动自觉，更难以达到党性的高要求，这造成理想虚无化，只相信现实的利益，而反过来又更让他们讲不了党性。
建党初期，党员们在形形色色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共同的信念凝聚成一个集体，追求一个共同的事业。党掌握了政权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不少人挤身于“公仆”之列，并非从内心深处信仰党的信念，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只是作为一项职业，以期在社会上取得较好的位置，甚至就是为了升官发财。
和平时代占主流的，通常是现实的人生哲学，它与党性所要求的热血和激情，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脱离实际要求每个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奋斗终身”，有些人就会认为反正达不到目标，干脆全盘放弃对自己的要求。超道德往往就是伪道德，理想太高远就难免因灰心转向庸俗，而精神空虚就会寄托于实际的利益。
第二，不能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组织共同利益的关系，就很难做到讲原则。战争年代讲原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为了坚持对的、纠正错的，否则就会危害到共同的事业，也危害到个人。而如今，因分工和层级的关系，个人往往很难体会到，一个人讲原则能为党的事业贡献多少力量，更不用说这种贡献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现实的好处。而组织的强大，也让他们相信其不是一个人一个单位不讲原则可以破坏的。因这两个原因，就很容易为人情、为个人利益而抛弃原则。
第三，法制不健全给不讲党性原则留出了操作余地。一方面，法律尚不完备，有些事情无法可依，依法行政未能完全落到实处，这些都给以权谋私留下了灰色地带，给权大于法留下制度漏洞。另一方面，干部管理中更常依赖党纪而不是国法，对于不讲原则、不讲党性的行为，也没有有效的惩戒措施。
第四，注重关系、人情来自于文化传统，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古代中国缺少外界的竞争，因此不注重创造而重视分配，非常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起凭借个人能力和勤劳来创业，不择手段地在社会分配体系中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常能使人更轻易地获得财富和地位。而熟人多了，既方便互相交换社会资源，又利于拉帮结派争夺资源。所以，喜欢搞关系甚至是中国人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不需要太多的思考。
因此，要改变好人主义盛行的现状，我个人主张给普通党员制订一个可以达到的最低要求，比如依法行政、爱岗敬业、遵纪守法等等，或者严格入党标准，宁缺勿滥，真正为社会树立榜样，以免党员普遍失去精神目标而沦落为利益至上。要用法制建设来限制官员谋求个人不当利益。要改革干部考核制度，明确岗位职责，为人民代表大会问责行政官员提供便利。要用现代思想来破除讲关系讲人情的不良传统，提倡通过个人解放个人奋斗来推动社会进步。而苦口婆心的劝导、长篇累牍的学习，往往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效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人民论坛》(2009-05-16第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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