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为内生规则、相机抉择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模式的特征和理由如下： 

    初始改革目标的不确定，改革具有“试错性自发演进”的特点 

    中国的改革同俄罗斯的改革起点极为相似，都是在僵化的传统体制暴露弊端并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滞缓的情况下发生的，但是与俄罗斯等国不同的 是，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确定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模式。从中国的改革过程来看，作为一种公共选择结果而被官方以及社会上多数人所接受与认同 的改革目标，一开始就是不明确的，政府只规定了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种大方向也是宪法秩序所规定的。而在这一秩序范围内的改革目标模式是根据 “改革实践”和“认识提高”而不断调整和变化的。所谓的改革实践，正如邓小平所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改革目标的提出，其实就是改革决策者根据微观经 济主体的利益诱导，而接受的社会选择结果或称之与社会博弈“妥协”的结果。 

    没有一个“一揽子”改革方案，相应的就不能实施一套全面、综合、配套的正式改革方案。多少人尝试设计出一种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最高决策层也试图使改革更具总体性，但这样的改革方案从未得到强制实行，改革一开始就具有“试错性是自发演进”的特点。（见表1） 

    改革内容和方案的制定没有按照“构建的理性主义”设计，而是遵从实践性，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认识 

    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强调人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不可能通过“构建的理性主义”设计出完美的体制；信息是连续的，要利用原有的信息积累和组织 资源存量；信息是分散掌握在个人手中的，所以从信息不完全角度出发，一个新的改革政策或措施的出台，必须通过实践性的信息积累，而实践性的信息积累，说明 了中国的决策层在面对信息不确定状态下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这一点主要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理念和邓小平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改革标 准。这导致了中国虽然没有“一揽子”改革总体方案，但在事实上，中国朝着一个为“市场经济”所诱导的社会福利增进目标的系列规则前进。“走一步、看一 步”，“无论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改革方案就可以推行和实施。这又充分体现中国改革主体的相机抉择性。因此，中国 的改革呈现明显的制度的内生规则的相机演化轨迹。 

    政府是市场化博弈的重要参与人 

    尽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一系列规则大多是由政府制定，并自上而下推进，但是政府规则的制定既要求在市场经济状态下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又要 服从于市场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诱导。由于市场经济因素越多，即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效率越高，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越快。这样一来，政府的规则一方 面要有利于形成和构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一方面政府本身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也要趋向于符合市场规则。政府构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是一个放松管制和国有 资本退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微观主体的重复博弈，逐渐形成一个自我实施规则。而政府本身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如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建立就是政府 调节和干预经济规则的形成过程。 

    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由政府设置向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 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宪法秩序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 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第二，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市场化 改革的制度供给。如根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规划体制改革，包括确定改革的方向、原则、形式、步骤和突破口等；根据改革的总体方案，调整所有权关系，开放 市场，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新的规则或条件，建立一套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建立惩罚条令和程序，约束社会的各行为主体在政府设定的制度规则范围内活动，否则， 要受到一定的违规处罚；统一思想观念，即建立一套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阻力，降低交易费用。 

    但是，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利益又可以单一化为巩固和加强其政治权威，这又要求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社会支持，因此当市场制度的规则内容与宪法 秩序相抵触甚至矛盾时，核心领导者要考虑如何取得维护政治权威和获得社会支持之间的平衡，当社会制度变革的意愿强烈，形成一种大多数的共同利益压力时，核 心领导者会同意和主动进行突破一定程度的“宪法秩序”改革，以顺从民意。，这体现出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相机抉择性，也表明制度规则内生演化受到中国的制度 变迁过程影响才表现为渐变的特征，也就是通常我们熟悉的渐进改革路径。 

    从30年来整个改革过程透视规则的内生性、相机抉择性 

    这一模式对于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的概括具有普遍适用性。它可以说明中国的农村承包制的兴起与推广，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也同时能说明国有企业由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到股份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化过程。 

    中国的制度变迁可以经过几个阶段与几种形式。第一阶段，改革的地方试点（实验）方案形成。 

    第二阶段，地方政府的实施、修正和补充。无论改革方案来源于何处，都要经历一个地方政府的实施、修正和补充过程，这其实也是一个改革实验和 积累经验的过程。例如，在改革之初，中央政府往往会选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来试验新制度安排，以尽快获得比较利益，并积累经验，使人们掌握有关新制度安 排的知识，然后才予以推广。 

    第三阶段，中央政府介入，并通过推广、提升、纠正机制形成全局方案推动和实施整体改革。其特点是政府从全局利益出发，通过法律和行政命令自 上而下推动改革。在这种内生规则的制度变迁中层次分明，即基层组织或个人充当了初级行动团体的角色，而各级政府充当了次级行动团体的角色，最后，国家充当 了最高一级行动团体。 

    在三个阶段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规则的内生性特点表现在：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基层组织或群体（个人）的创造性。通过基层组织或群体（个人）的试 验，被证明制度创新可以带来利益增进，政府再进行推广，最终由行政命令和法律确立下来。而试验和推广往往要经过“反复”和“否定之否定”才能确立最适宜的 制度安排。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