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智

       李仲智，男，1946年1月出生，1970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兼北京儿科研究所所长、首都医科大学儿科医学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全国儿童医院分会主任委员、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儿科分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小儿外科杂志》常务副总编、《临床小儿外科杂志》副总编、北京扶助贫困儿童就医健康基金会理事长等职务。从事小儿外科及心脏外科近40年。

       救死扶伤、造福儿童是我的理想

       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受父亲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影响，带着“救死扶伤、造福人类”的理想，我立志从医。196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第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经过五年刻苦学习，我于1969年毕业分配到全国最大的综合儿童医疗保健中心——北京儿童医院，成为一名小儿外科医生。在这块呵护儿童健康的领地上，我一干就是三十六年。时间飞逝，北京儿童医院不断变化，在医疗技术、教学、科研、预防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经年不变的是儿医人善良的爱心、高尚的医德远大的理想和精湛的技术。我始终牢记诸福棠老院士“公慈勤和”的院训, 把救死扶伤、造福儿童视为一生的理想，关爱儿童，关爱健康，对待患儿就像亲人；把精谌的医疗技术视为自己的生命，立足特色，潜心钻研，刻苦实践，对技术精益求精。近40 年来的积累和经验告诉我，高尚的医德、敢为人先的医术、与国际接轨的思路，是为患儿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先决条件，也是医生成就事业的立命之本。这些经历和努力不仅使我锻炼成一名优秀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而且使我成为一名为儿童健康事业做贡献的执行者。

       为了这一天，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技术复杂、难度大、风险大、死亡率较高；开展手术需要的心血管造影、体外循环等设备价格十分昂贵；手术成功需要心脏内科、心脏外科、放射科、麻醉科等多科室的共同努力、密切配合；手术后护理技术要求很高，任何疏忽都会影响到手术的成败。因此20世纪70年代，国内能够开展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的医院仅有几家，造成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等候住院治疗的时间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患有严重或复杂畸形的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常常等不到手术的机会。无辜的小生命在无能为力面前，只能听任疾病的摆布。患儿家长的心常年泡在恐怖的泪水中，等待的不是希望而是噩耗的到来。诸福棠院士高瞻远瞩，他说“儿童医院不能只会诊断先心病而不能治疗先心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被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

       为了这一天快点到来，医院选派了心脏内外科专业、麻醉科，放射科等共10人组成跨专业的团队，赴治疗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开展较早的上海新华医院学习。作为青年技术骨干，我被赋予重任，师从我国小儿心脏外科前辈丁文祥教授。1978年5月，作为上海新华医院进修医生，我第一次获准独立上台。那台手术的难度系数并不大，但是，独立主刀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此前的模拟手术、动物手术、跟班手术与独立主刀几乎是没有可比性的。也因此，好心的护士们背着我用骨腊悄悄地捏了一个小人，以示对我、也是对患儿默默地祈祷。也许是因为护士们看过太多的失败，在任何一位准备跨过这道坎的新手上阵之前，她们都要这样做。祈祷带着宿命和悲凉的色彩。终于，一切结束了，丁教授满意极了:“我没想到，真是无可指摘，你动作精确、规范，手法沉稳、利落。” 我出师顺利。那段时间，我就像一头初生的牛犊，充沛的体能加上成功的自信，觉得自己脚下呼呼生风，一气独立完成了12例手术。这时候，丁教授放心地点点头，学生可以告辞了。回到北京，我建立了北京市卫生局系统第一个小儿心脏外科。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978年9月8日，北京儿童医院成功进行了第一例心内直视修补室间隔缺损手术，终于敲开了这扇尘封的大门。当时下了手术台，我看着彻底摆脱畸形心脏折磨的小生命，没舍得立即把孩子推到监护室。就像一首舒缓的的生命变奏曲，新生主题的华彩乐段需在鸦雀无声之后慢慢地体味。整整一夜，就在手术室里，我陪护着孩子一刻没有离开，想了很多很多。毕竟这是老一代医学人的心愿重托，毕竟这是北京市医学发展进程中一项空白的抹去。过去，现在，我觉得更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情绪不断地将自己推向未来——从今往后，北京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从先心病的魔爪下挣脱出来。

       此后，我们相继开展了动脉导管未闭、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等四种非青紫型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治疗，并取得连续100例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心内直视手术无1例死亡的成绩，在当时国内心血管专业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心血管专业已暂露头角，在全国心血管外科专业发展领域中占领一席之地。

       为了这一天，我做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