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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西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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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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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年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护国宣广慧大师”之印
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宫保慈丹
国民政府“征认班禅呼毕勒罕为法”的文告
热振活佛出任摄政后，到曲科杰寺观湖，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应在东方转生，随后在１９３６年秋天组织人员分三路到西藏东南部、康区和青海寻访。其中的格乌仓活佛（色拉寺杰扎仓的活佛）和俗官凯墨索朗旺堆（他后来是１９５１年西藏的五名和谈代表之一）等到青海，１９３７年１月在玉树拜见准备返藏的九世班禅，请求九世班禅给以指点和帮助。九世班禅介绍了塔尔寺附近的情况和他看到的几名灵异儿童的情况，并为此写信给青海省主席马步芳，请求为格（乌仓）活佛的寻访提供方便。经过将近两年的寻访，格（乌仓）活佛在平安县祁家川的红崖村找到一个灵童拉木登珠，并将灵童和家属带到青海省政府会客厅在马步芳等官员参与下举行辨认前一世达赖喇嘛遗物的仪式。在确定可作为灵童之一后，格（乌仓）活佛要求先迎回拉萨供养，马步芳开始不同意，青海各大呼图克图也要求仿照七世达赖喇嘛之例，让灵童先在塔尔寺居住和学习，待中央和西藏地方当局商定后再护送进藏。噶厦于是向国民政府呈报寻访到灵童三名，请中央派大员入藏，主持抽签事宜。国民政府将此作为改善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契机，致电马步芳，令其派兵护送灵童全家进藏，并拨给护送费十万元。马步芳这才派师长马元海带一营骑兵护送灵童进藏，于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初到达拉萨。当年３月，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为专使进藏主持灵童掣签和坐床。吴忠信从重庆取道印度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到达拉萨，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的隆重欢迎。但是此时在灵童掣签问题上已经发生重要变化，摄政热振活佛坚决主张青海灵童即是达赖喇嘛的转世，司伦朗敦在此问题上与热振意见不同，经僧俗官员会议讨论，停止司伦朗敦的职务，西藏政教事权集中于热振一人，所以当吴忠信到拉萨时，原来说的三个灵童只有青海灵童一人，而且已经接受僧俗礼拜，有造成既成事实之势，而且热振活佛请求中央援照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先例准予免除金瓶掣签的手续，批准青海灵童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在热振活佛的坚持请求下，吴忠信提出先由他本人查看灵童是否确实“灵异”，再由西藏地方政府正式具文呈请中央免予金瓶掣签；热振活佛接受这两个条件后，吴忠信在罗布林卡“查看”了灵童。１９４０年２月国民政府依据噶厦的呈请，发布批准青海灵童拉木登珠免予掣签，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拨４０万元，作为举行坐床典礼的经费。２月１５日，吴忠信在拉萨喜德林寺的正殿代表中央政府向摄政热振活佛颁予“辅国普化禅师”的金册金印，同时新授其二等彩玉勋章，还向当时的四位噶伦颁发了三等彩玉勋章。英印政府在这时派其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等以观礼的名义赶到拉萨，监视吴忠信的活动，并竭力挑拨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他们唆使噶厦的少数官员将吴忠信在坐床仪式上的座位安排在热振活佛的对面，高低与司伦等人相等，而且把英印代表的座位与吴忠信排在一起，企图把吴忠信混同于一个外国来的祝贺的代表。吴忠信为此向噶厦提出了严正交涉，在热振活佛的支持下，终于使噶厦改变了原来的安排。２月２２日，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在布达拉宫举行，吴忠信的座位安排在与达赖喇嘛座位平行的左方，面向南面，以表明吴忠信的地位至少与清代的驻藏大臣的地位相等。当天参加坐床庆典的有摄政、司伦、噶伦等西藏各级官员，各大呼图克图、三大寺代表，中央代表吴忠信和全体随员，尼泊尔、不丹在拉萨的代表，共计５００多人，而英印代表古德由于他在座位问题上的阴谋破产，没有参加当天的庆典活动。３月８日，西藏地方政府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表示“承中央特派代表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亲临，并赠赐礼品，祥瑞十分，感戴无际。至于中日战事，现正由三大寺暨各寺喇嘛大举祈祷，祝祷中央胜利。”后来，噶厦还派扎萨阿旺坚赞为代表到重庆，为中央派员进藏主持达赖喇嘛认定和坐床向国民政府致谢。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坐床仪式上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成立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事发布命令
吴忠信在１９４０年４月离开拉萨前，征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正式设立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吴忠信本来向热振活佛提出的是设立“驻藏办事长官公署”，但是由于英国代表古德等人的阴谋活动，热振活佛考虑此事会受到西藏上层的一些人的反对，如果在僧俗官员会议上被否决，有损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威望，希望改用各方比较容易接受的名称；于是经国民政府同意，将机构名称定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随吴忠信进藏的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被任命为驻藏办事处的第一任处长。
国民政府特派专使吴忠信到拉萨看视十四世达赖喇嘛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后，致信中央表示感谢政府对他的关怀
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和坐床后，担任摄政的热振活佛的威望日益提高，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亲英势力对这种发展十分恐惧和不满，他们费尽心机，利用各种手法，想要逼使热振活佛下台。他们利用热振活佛处理一些僧俗官员的任免总裁题上引起的不满，散布流言蜚语，指称热振活佛和几个女人有染。年轻的热振活佛对此感到心烦意乱，求助于打卦问卜，得到的指示是继续任职将大为不利，只有回热振寺静修三年才能躲过灾祸。于是热振活佛不顾各方面的劝阻，决心辞职，并推荐当时担任达赖喇嘛的副经师的达扎活佛阿旺松饶土多旦巴杰增继任摄政。达扎活佛是堆龙德庆附近的打隆扎业党寺的一个品级较低的活佛，热振活佛曾经拜他为师学经，因此有师生情谊，他任达赖喇嘛的副经师（正经师即是热振活佛自己担任）也是热振活佛提名的。当时达扎活佛已经６７岁，热振活佛推荐他继任，显然是为自己三年以后再次出任摄政而做的一种安排。而且在达扎活佛出任前，曾与热振活佛密谈一夜，双方有某种约定。１９４１年１月热振活佛辞去摄政职务，并致电国民政府告诉自己辞职和达扎活佛继任摄政，２月，达扎活佛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业经达赖喇嘛明令暨西藏大众会议决定，一致推举微末为西藏摄政，再再敦请，无法推卸，特诹吉于藏历１月１日宣布就职，特电奉闻”。达扎接任之初，对热振活佛的推举表示十分感激，在热振离拉萨返回热振寺时，达扎还率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和藏军官兵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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