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接续形成和共同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同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特色鲜明的当代中国内容。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源流、脉络,有助于我们坚定思想信仰和提高行动自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社会进步问题,先后完成了两次成功结合,实现了两个历史性飞跃,解决了两大历史性任务。第一次飞跃,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理论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实践上指导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第二次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从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实践上引领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富强和中国人民达到小康。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内忧外患和半个多世纪的自立崛起,所完成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转折,蕴涵着极为深刻的真理。归结到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实际和人民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的历史链条和逻辑演绎,说明两次飞跃是一个分阶段的完整过程。两次飞跃各自经历深刻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过程,不仅决定了本身的成就,也为下次飞跃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而第一次飞跃能否真正实现向第二次飞跃的过渡,同样取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适时国情的正确结合。
第一次飞跃始自上个世纪20年代之前。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中国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随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且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具备了科学的思想前提、坚强的领导力量、雄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照搬苏俄成功的革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崭新的革命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他们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的工人阶级同与其有天然联系的、又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结成最广大的革命同盟军,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中国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条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经济恢复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逐步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被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同时,它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准备了思想条件和提供了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开始思考怎样巩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尽管毛泽东没有直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提出要“以苏为鉴”、不能走苏联走过的弯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找到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成功地开展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根据这样的思路,毛泽东领导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艰苦的探索:创建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坚实的制度文明基础;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重要的物质文明基础;总结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科学的治国理政思想——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巩固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不要迷信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好;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各种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按照“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统筹兼顾,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关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独立自主,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等,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有力的精神文明基础。这些思想理论成果,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来源。
然而,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导致毛泽东的探索没有成功。有两个主要问题局限和困扰着他的探索最终走上歧途:一是始终没有明确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二是始终沿用革命思维和斗争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问题。结果产生社会问题政治化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偏差。而革命思维、斗争方式与过渡时期思想的融合,便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这样的理论和路线,使毛泽东的探索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渐行渐远,直至伤及和危害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