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日奔波于同一条马路两侧的单位和画室之间，这位本职工作是出版社编辑的“业余画家”，对这样的市场反应颇有些意外。

　　同样让人意外的事还有，在近期国内一本时尚杂志举办的“北京城市英雄”网络票选中，况晗凭着近300幅胡同宽线条铅笔画，超越了李宁、于丹、冯小刚等众多明星，得票最多。

　　“可我从没想过要当什么‘英雄’。”他颇不好意思地说。

　　的确，从这位正坐在画架前，给新画“安儿胡同”的门廊外添着花花草草，身形矮胖的中年男人身上，怎么也看不出英雄的影子。

　　这个英雄的“武器”，都装在身旁的一个磨脱皮的铁制文具盒里：一支中华牌速写铅笔、一支HB铅笔和几支直径不同的“铲形头”铅棒。

　　大多数时候，况晗的工作从磨铅笔开始。他拿出最常用的那根“哈达姆斯”铅棒，在砂纸上仔细地打磨，直到铅棒前端变成铲形。

　　随后，他两脚支在画板前的小矮凳上，弓身一笔一顿地画着，扁平的笔触力透纸背。时不时还要停下笔来，拿起夹在上方的照片比对一番。

　　对于这个48岁的编辑来说，这份额外的“力气活”，还真不轻松。

　　他右手的中指上，有颗黄豆大小的老茧；虎口时常被坚硬的铅棒磨破，要缠上胶带才能握笔；肩周炎不离不弃地相伴多年，现在画上几笔他就得停下来。

　　不过，况晗还是坚持了18年。在北京市区这间50多平方米的画室里，每当有访客前来，他就离开画架，坐在茶几前的小矮凳上回忆起往事。一旁硕大的旧水杯里，塞满了烟头。

　　在这个南方山村长大的画家看来，最初的胡同画，不过是为了“打发时间”。那是1991年4月，况晗一家三口搬到北新胡同12号院，一间只有9．13平方米的平房里。

　　这是他来北京后第二次搬家。过去的28年，生活在青山秀水的南方，天燥风硬的北京让况晗很不适应，“连砖缝中都积着土”。房子越搬越小，还要和其他七八户人家同挤在一个四合院里。

　　失落感突然而至，昔日“意气风发”的江西小伙子颇有些沮丧，“没想到，来了北京，却得带着老婆孩子钻胡同”。他不晓得还能做什么，每天下班后，无聊地蹲在院中，点上烟，随手画上几笔。

　　渐渐地，屋角的腌菜缸、公用厨房墙上挂着的菜篮子、胡同口斑驳的墙皮……都成了“消磨时间”的对象，带着这个远离故乡的青年人的惆怅，一起走上画纸。

　　起初，这个年轻画家仍旧喜欢用氤氲的水彩。可一次，一个在胡同里长大的邻居小伙儿在一旁看他写生，不住咂嘴：“我看您啊，愣是把硬邦邦的老北京，画成了江南水乡！”

　　原本不经意的一声赞，却让他动了心思。显然，水彩不适合北京，更不适合胡同。

　　琢磨良久，他翻出美国画家西奥多·考茨基的《宽线条铅笔画》。这是他在10多年前花5角钱买的。铅笔朴素的线条，稳重厚实的灰色调，恰能暗合胡同朴实古旧的韵味。

　　临摹数遍之后，况晗一阵狂喜：“我越看越像，胡同不就这德行吗！”

　　决定修炼胡同铅笔画“独门绝技”后，况画家走出了不足10平方米的家，一头扎进了胡同。军绿色帆布8开画板、几支铅笔、一个小矮凳，和那辆28型飞鸽自行车，是他全部的行头。

　　逐渐地，那些沉默的四合院、平淡无奇的木窗石阶，青砖灰瓦，在他的画纸上，开始有了动态的影像：那满墙的爬山虎下摇尾巴的小狗、在丝瓜架下炒菜的主妇，在胡同口剥着大葱聊天的大妈，还有那过路的收废品小哥，竖着耳朵听大妈聊天……

　　“一旦这些人的脚步停止了，胡同就会不安起来。”画家由衷地感叹道。

　　只是，这些胡同里的寻常景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难以找寻了。

　　1995年，朝阳门北小街“墨河胡同”拆迁，而况晗才刚描完它的几笔轮廓。那时候，他第一次意识到，画笔“根本赶不上推土机的速度”。

　　很快，他用照相机取代了8开画板。还是那辆单车，西城区的皮库胡同、崇文区的珠市口东大街、宣武区的东北园胡同……不知疲倦的况晗抢拍了近6000张胶片。

　　那时，他每月工资不足500元，胶卷冲洗自费。有天拍摄回来，见他又“消灭”掉8卷，妻子急了：“你要折腾到什么时候呦？”

　　的确，这番“折腾”费力又费钱。没了周末不说，一卷“柯达”21元，冲洗24元。每次二三十卷地买，他一个月的工资就没了。

　　如今，回忆起过去，况晗仍憨笑着说：“还真有点可怕。”

　　渐渐地，胡同的照片攒了厚厚几十本。哪儿的胡同又拆了，没能画下来，或者连资料都未能留下，况晗就好像“欠了它的”，心中不安。

　　“总是有一种紧迫感。”几近天命之年的画家这样解释自己的奔波，“来不及画了，先留个影，再慢慢还原到纸上，也好让我们的后人留个念想。”

　　在北京的南方人，最怕寒冷的冬季。为此，妻子特意给他准备了套装备：牛头鞋足足3斤重；一身棉衣裤，折起来比一床被子还厚。出门拍照前，他再套上三双袜子、两副手套。“扎粽子”似的裹住全身，唯有裹着羊毛帽的前脸上，露出一双用来对焦的眼睛。

　　偶尔，这身特殊的行头和相机，也会引来不小的麻烦。

　　一次，在后海烟袋斜街，午后阳光慵懒，一个壮硕的中年男子正在胡同口悠闲地剔着牙，恰巧靠在一个雕花门墩上。无论怎么取景，都避不开他。无奈中，况晗拍下了他大半个身子，男子斜眼瞥见，不由分说夺过相机，一把就将胶卷扯了。

　　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个普通话蹩脚的南方人只能赔礼道歉，想法子开溜。现在，他的随身挎包里，总是塞着工作证、身份证和一小本自己的画册，以此证明并非“偷鸡摸狗者”。

　　18年来，这个异乡人认真地标记着老北京的每一条胡同。那套1982年版的北京地名录上，水彩笔的画线密密麻麻，甚至，一条胡同同时被覆盖着红黄蓝绿好几种颜色。因为贪图画面的美感，很多时候，同样的路，他在每个季节都会走上一次。

　　最近，他的画册正式出版，取名《消失的胡同》。古朴的画面上，老北京旧城墙内106条胡同，风貌尽显。只是，画上的景物在不可遏制、隆隆作响的城市化进程中，显得如此脆弱，其中的几十条胡同，早已面目全非，或是压根儿无迹可寻了。

　　况晗至今记得，去年北京奥运会前期，他首次举办“宽线条铅笔画胡同主题展览”。那天，很多北京市民前来参观，有些上了年纪的观众是流着眼泪看完的。

　　还有一次，况晗在东北园胡同寻找画过的95号院，遍寻不得其踪。见路旁坐着位纳凉的大姐，他便拿着画上前询问。谁知，这正是《琉璃厂小志》编者、著名古籍版本学家孙殿起的家，这个中年妇女，正是孙殿起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