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南越王赵眜墓原址
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1983年6月在建筑施工中偶然发现，经国务院批准于同年10月发掘，共出土各类随葬物一千余件（套），其中有“文帝行玺”金印等印章，确证墓主是两千多年前建都广州（时称番禺）的南越国（前203年—前111年）第二代王文王赵眜、赵眜死于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
象岗是一座海拔49．71米的石英砂岩山岗。南越王墓凿山为藏，深埋于20多米的山腹深处，历史上未被盗扰。墓室南北构筑，分前后两部分，共7室，墓内还发现15个殉人。建墓的750块红砂岩石石料采自广州附近的莲花山，经20浬海路运来，足见造墓工程浩大。南越王墓是迄今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完好、随葬品最丰富的汉代彩绘石室墓，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墓道和外藏椁
墓道位于墓室的南边，现存墓道长10．46米，发掘时发现有分层填塞的泥土和大石，用以防盗。这里出土有鼎、钵、罐、匏壶、铜镜、带钩和牌饰等器物16件。从出土器物的性质及安放位置来看，这里应埋有一个殉人。
墓门前是一个长4.12米，宽约2米的竖坑，坑中筑有长方形木椁室，叫外藏椁。椁木已经朽烂，只留下极灰的痕迹。随葬品分两层摆放，上层有一个木箱，里面装有一组仪仗饰；下层有17个大陶瓮和一架木车模型。椁内发现一位殉人，他和墓道上的殉人都是守墓的卫士。
前室
前室是墓主居处的厅堂，与墓道有一石门相隔，门后设有顶门器。由于墓道土石的压力，石门已被挤开，门轴断裂。前室顶部用一块大石覆盖，四壁及顶部绘有红、黑两色相间的云纹图案作装饰，寓意魂气升天。室内有一殉人棺木，从出土的“景巷令印”铜印来看，殉葬人身份应该是南越国处理王室家事的宦官。室内出土有铁刮刀、环首刀、玉璧、组玉佩、铜镜等器物。引人注目的是，前室出土两套石砚，砚上留有墨迹，经鉴定，其墨色与前室壁画相同，很可能是描绘壁画后留下的。
东耳室
东耳室是放置宴乐用器的藏所。随葬品数量很多，室内整齐地陈放有三套青铜乐器：十四件一套的钮钟，五件一套的甬钟，八件一套的翟。钮钟旁边发现有两套石编馨，一套八件，另一套十件。还有提筒、钫、壶、瓿等大型酒器及六博棋、铜镜、带钩、铜戈，此外还有漆木器和铁器等。在石编磬旁边发现有一具殉葬人的残骨，他可能是一位年轻的乐师。
西耳室
两耳室是储放各种用器、药品与珍玩的库房，随葬品多层叠放，原来可能设有木架，因木架朽坏，架上的器物也随之倾倒，所以出土器物的位置有相互错叠和杂乱无章的现象。出土器物包括青铜礼器、金银饰件、玉石珍玩、甲胄弓箭、车马饰件、五色药石、印章封泥、丝织衣物、陶器石器、漆木竹器、铜铁工具等等，它们大多用麻布、草袋、丝绢等包裹。室内出土有“帝印”和“眜”字封泥，由此可见，有些器物是南越王生前亲自缄封后放入墓中的。
主棺室是安放墓主棺椁的寝宫，中间放置一格一椁。漆木棺椁两头设有头箱和足箱，已朽掉。墓主头北脚南，身穿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玉衣的上下和里面共铺垫29块玉璧，沿用了战国用玉璧上铺下垫的传统。头枕丝囊珠珍枕，面盖缀有8块金饰片的丝绢面罩。头部及双肩放有3件透雕工饰，墓主腰间两侧各放五把长铁剑。
棺椁内外放置了墓主人的大量心爱之物。在墓主的身上共发现有“文帝行玺”金印和“赵眜”玉印等9枚印章。由此可知，埋葬在象岗山腹心深处的这座西汉大墓的墓主人就是史书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王，僭称“文帝”的赵眜之墓。此外，在主棺室的东侧，有一件精致的漆木屏风。这些精美的出土文物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出土的印章，为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墓葬的年代以及对墓中随葬器物的研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东侧室
东侧室是南越王4位妃妾的葬所。他们各有印玺随葬，身份清楚。这些印章分别是“右夫人玺”、“泰夫人印”、“左夫人印”、“部夫人印”等印章。4位夫人的木棺已全部朽烂，这里陈列的是左夫人部分残骨。四位夫人的随葬品有组玉佩、铜熏炉等，此外还有一批陶器和漆木器。
西侧室
西侧室是仆役之所。有7人殉葬，没有发现棺木，其中有两个殉人在北部，他们的残骨与猪、牛羊的骨头混在一起，说明了他们的身份十分低下。室内出土有铜、铁、陶、金、银、玉、石、漆器和封泥等随葬品共 125件。
后藏室
后藏室是储放炊具、容器的库房，原有一道术门将它与主棺室分开，木门朽烂，现只留下两个铜门环。室内共重叠堆放有铜器、陶器130多件，并有禽畜残骨和海产品贝壳等。还发现有多枚“泰官”印文的封泥，说明后藏室的器物是由泰官缄封入敛的。这批珍贵的饮食器充分反映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饮食文化特色。
第二部分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专题陈列
南越王赵眜墓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墓中共出土随葬物一千余件（套），以玉器和青铜器最为重要。玉器中的丝缕玉衣、青玉角杯，各种玉佩饰等都是汉代玉器的重要发现。铜器中的“蕃禺”鼎、船纹提筒、虎节等至为重要。还有“文帝行玺”金印、古波斯银盒、蓝色平板玻璃牌饰等大批珍品。
这批文物，对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广州早期的城市发展，汉越民族和文化的融汇以及中国早期的海外交往，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堪称岭南文化之光。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专题陈列分为文帝金印、主室瑰宝、墓中殉人、御库藏珍、钟鸣鼎食五个部分，概纳了墓中出土的全部珍品，常年对外开放，以供中外现众赏鉴。
一、文帝金印
“文帝行玺”金印
“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印面的长和宽都是3．l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是98％。
金印的印面阴刻有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刚健有力。相传秦汉天子有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信玺、皇帝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天子之玺。这枚金印应是南越文王的官印。金印的印钮是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龙头伸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隆起可以用来穿印绶。出土的时候，金印印面沟槽及印台四壁都有碰撞和使用的痕迹，显然它是墓主生前的实用物。
“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目前考古所发现的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秦汉时期的带玺都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印面尺寸为“方寸二”，相当于2.7到2．8厘米，“文帝行玺”金印打破了帝玺的规制，反映了南越王僭越称帝的性质，这与历史记载是相符的。
南越国世系表
南越国共传了五代王，在历史上存在了93年。南越国的开国之君赵佗，是河北正定（今石家庄）人。秦始皇时被派遣率军南下平定岭南，公元前214年秦朝在岭南设桂林、南海、象三郡，赵佗任南海郡龙川令。在秦末农民起义的烽火中，赵佗在五岭绝道断关，干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自立为王，定都番禺，后又自称“南越武帝”。在统治南越国67年的时间里，赵佗推行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岭南的早期开发。现在广东龙川还有纪念赵佗而修建的越王庙等古迹。他的陵墓至今不知所在。
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是赵佗的次孙，在位16年，正是汉武帝时期。因为赵佗十分长寿，赵眜父亲未能接位为王。赵眜的生平事迹在《史记》、《汉书》中都有记载。
南越国第三代王赵婴齐是赵眜的儿子，在位约十年。他的陵墓在三国时被孙权派人盗掘。
第四代和第五代王都是婴齐所生，因兄弟争位相残，共在位三年，均未建陵墓。第五代南越王赵建德因谋反为汉武帝派几十万大军所擒获，后被斩首悬级于长安城门上。南越国就灭亡了。
南越国疆域图
南越国是西汉初年岭南的第一个封建地方政权。它的疆域大致是秦代岭南三郡的范围，东抵福建西部，北至南岭，西达云南东部，南濒南海，西南抵越南北部地区。
自古以来，古代越族人生活在岭南大地上。南越国时期，这一地区第一次得到大规模开发，铁器和农耕得到推广，郡县制度得以实行，社会生产全面发展。南越国之后，汉越民族更加融合，岭南进入了更为全面的发展时期。
“帝印”玉印及封泥
这枚玉印是在墓主腰腹位置出土的九枚印章中的一枚。这九枚印变原来是三个一组用小漆木盒盛放着，后来盒子朽烂掉了。
玉印的印文是阴刻篆书的“帝印”两个字，因墓室进水及年代久远，玉印被侵蚀成黄白色。印钮雕成螭虎形状，装饰有云纹。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南越国第一代王、第二代王都曾僭越称帝，在国内使用皇帝的称号和礼仪。“帝印”玉印及“帝印”封泥的出土是这一史实的有力证据。
封泥是中国古代封缄竹木简、文书和杂物并加盖印章的泥块，如同今天的火漆封。封泥出现于春秋末期，盛行于秦汉至魏晋时期，唐代以后由于纸的普及而消失。
“赵眜”玉印及封泥
“赵眜”玉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腹部和腿部之间。覆斗式印钮，上边有一个小孔可以穿印缓。印文是阴刻篆书的“赵眜”两个字，这枚玉印是墓主人的名章，它和“眜”字封泥相互印证，使我们知道墓主人姓赵名眜。
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南越国第二代王叫赵胡，这与出土的“赵眜”玉印有出入。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呢？专家认为：可以是由于名和字的歧异。也可能出自一人二名，一越名，一汉名。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墓主人是历史上南越国第二代王的事实是没有问题的。
“泰子”金印和“秦子”玉印
“泰子”金印和“泰子”玉印同出土于墓主人的腹部，原来是放在一个小漆木盒子中的。
金印的印文是篆书的“泰子”两个字，有边栏和竖界，书写风格和著名的秦代石刻很像，凿刻精致。以龟作钮，腹部中空用以穿印绶。
这两枚泰子印章上的“泰”字与太阳的“太”字是古音通假，“泰子”就是王太子的意思。它们应该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子（也就是赵眜之父）的遗物。因为赵眜父亲未能接位便去世了，“泰子”印便由他来掌管，赵眜去世后，印章就和他一起火葬了。“泰子”玉印的印文、书体等与“泰子”金印有完全不同的风格。
墓主人棺椁模型
墓主人葬具是漆木的一棺一椁，外面的叫椁，里面的叫棺，因为墓室曾经受水浸，棺椁都朽烂无存，只留下些漆片，您现在看到的是根据遗迹制作的棺椁模型。在墙上的棺椁示意图上可以看到：棺与椁两侧紧贴，根据棺椁遗迹和棺内随葬品推断，外椁长约3．3米，内棺长约2．2米，宽0．75米。棺和椁的多余空间形成头箱和足箱，用以放置随葬品。
外椁盖上放有兵器等随葬物，椁面四角各放有一大块玉璧。外椁壁板钉有6个鎏金饕餮纹的铜铺首，两侧各两个，首尾各1个，铺首本是钉在门上用以衔环的底盘，饕餮纹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
严格的棺椁制度在周代已形成，是中国礼制的重要内容。周礼规定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土两重。这种制度在秦汉时期被部分地沿用了。
二、主室瑰宝
丝缕玉衣
丝缕玉衣是南越王的敛装。长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
以玉衣作效装的习俗在历史上风行了三百余年，从西汉初年的文景时期便已开始，东汉时期玉衣己明确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种，接等级不同分级使用，三国时期玉衣制度被废止。目前中国考古出土的完整玉衣有十几套，南越王丝缕玉衣的制造时间比世人熟知的发现于河北满城的中山靖王刘胜金缕玉衣早10年左右，因此，它是我国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玉衣，又是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新品种，其上衣采用对襟形式也是一大特色。丝缕玉衣应是南越国宫廷所特制，玉料产地尚待确认。用玉衣敛葬的习俗源于玉能使尸体不朽的观念，往上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的玉敛葬风俗。
出土时，南越王尸体已经朽烂，玉片也散落在地，专家用了三年多时间才修整复原。考古工作者在丝缕玉衣的内外还发现了大大小小的几十块玉璧，在玉衣的头端、手套一端还随葬有玉饰，充分反映了南越国统治者的崇王观念和厚葬习俗。
承盘高足杯
承盘高足杯放在南越王棺椁的头端，由高足青玉怀、游龙衔花瓣形玉托架、铜承盘三部分组成，造型呈三龙拱怀之势，它共由金、银、玉、铜、木五种材料做战，工艺精巧、造型奇特。
秦汉时期统治者迷信神仙，认为饮甘露、服丹药玉屑可以长生不死。在南越王墓中出土有五色药石，所以这件承盘高足杯可能是南越王生前用来承聚甘露的器具。史书记载，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在长安建造了一个巨大的仙人承露盘，矗立于高台之上，也许跟南越王的这件承盘高足杯是一脉相承的。
这两个展柜展出的分别是墓主人的头骨残片和部分牙齿以及他的尸体残骸。据鉴定，南越王去世时年龄在40岁左右。由于南越王墓群山为藏，又以大石块砌构，没有防水措施，山体几次浸水进入墓室，加之南方天气湿热，墓主尸体几乎朽烂无存。
第二代南越王赵眜二十余岁就从祖父手里继位为王，在位期间，偃武修文，当周边遭闽越国（今福建）侵袭时，请汉朝出面解决兵端。对汉朝采取绥靖政策，派儿子婴齐入朝当人质。他在位的十六年，南越国国内政治平稳，但与日益强盛的汉朝相比，实力已在渐渐衰落。赵眜之死可能与体弱多病和服食五色药石等丹药有关。
墓主组玉佩
组玉佩又叫玉佩组饰，是贵重的装饰品。南越王墓出土组玉佩11套，南越王的这一套最为华丽。它共由玉、金、玻璃等5种不同质料的32个饰件组成，以双凤涡纹璧、透雕龙凤涡效璧、犀形璜、双龙蒲纹璜四件玉饰自上而下作为主件，中间配以4个玉人、5粒玉珠、4粒玻璃珠、2粒煤精珠、10粒金珠等，玉套环居于最末端，形成一套大小有别、轻重有序、色彩斑斓的华贵佩饰。
从出土实物来看，汉代组玉佩的组合已经简化，像南越王的这样组合繁杂的组玉佩尚不多见。
贴身玉璧
古人迷信玉可以保存尸体不腐，认为玉是“天地之精”，又是呈祥瑞，避邪恶的神物，南越王身穿玉衣，在玉衣的里里外外发现大大小小的几十块玉璧随葬，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这是在丝缕玉衣内料贴墓主遗体随葬的十四块玉璧。其中两块夹于左右耳间，十二块分三行贴身纵铺。
这是在玉衣外面的十块玉璧。出土时玉璧上有丝带串连的痕迹。
玉璧在古代是一种重要的礼仪用器，主要用于祭天，也是等级身份的重要象征。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都发现了玉璧，汉墓中出土的玉璧很多。您看到的这些玉璧的功能是丧葬用玉，生前，这些玉璧可能被用在祭祀等重要场合。
珠襦组带
在丝缕玉衣的上半身，覆盖着一件短上衣，叫珠襦。所谓珠襦，就是用小珠缀串装饰的短上衣。南越王珠襦下部装饰三条纹带，由金花泡、金素泡、银贝、玻璃贝等组合成菱形图案，缝缀在衬里的丝绢织物上。出土时，珠襦已经朽烂，留下这些小饰件，它们的底部还残留着丝绢的痕迹。
金花泡的设计和加工十分精细，球面形泡体上的金丝和金珠都是焊接固定的。在20倍的放大镜下，您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花泡的焊接点，这样微细的工艺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它的工艺技术，可能来自于古代的西亚地区，是中西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证之一。
珍珠枕及金薄片
越王随葬的枕头以珍珠填充枕芯，收集起来的小珍珠重约470克。珍珠因为产量少，得之不易，在历史上长期为帝王、贵族所垄断使用。我国珍珠的主产地在广西北部湾的合浦，古人把靠近合浦和雷州的海域叫“珠池”，西汉初年，这里正是南越国的管辖地。珍珠枕里的珍珠可能也来自广西合浦。
古时候死者入殓时，面部要覆盖一块丝织物或布。墓中出土了八块杏形金薄片，原来是缀在南越王玉衣面罩上的一块丝巾上。丝巾已朽，金片尚存。金片的图案是两个尖角羊头纹，羊头两两相背，这些金片，含有草原文化的因子。类似的金片，在河北满城汉墓中也曾发现过。
龙凤纹重环玉佩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1000余件（套），其中，玉器占了五分之一，玉器中，装饰用玉所占比例最大，种类已多，是中国汉玉的一次空前发现，其造型工艺都极为精美。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珮是一件装饰玉，它出土于墓主右眼位置，青白玉雕成。在设计上，玉佩分为内外两圈，内圈透雕一条游龙，外圈透雕一只凤鸟，站在龙的前爪之上。凤冠和尾羽上下延伸成卷云纹，把外围空间填满。凤鸟回眸凝望游龙，龙凤似在喃喃细语，妙韵天成。这件玉佩雕镂精细，构图完美和谐，主次分明，是汉玉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它的器形图案被选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馆徽。
兽首衔璧玉佩出土于墓主的头部，用一整块青玉雕成，属于装饰用玉。这件王佩最主要特点是不对称。请看：它的整体由一个方形兽头和一块谷纹玉壁组成。兽眼圆睁，眉毛高扬，极为传神。兽首左侧透雕一只螭虎，虎尾向上卷曲，右边却没有，左右形成不对称的格局。下面的玉壁套在兽鼻子突起的长方形的銎孔里，可以前后转动。玉佩的背面光平无纹。整件器物采用了镂空、浅浮雕、线刻三种技法，线条流畅、雕刻精美。
金钩玉龙
金钩扣玉龙出土于墓主人的右肩上，整体由一条青玉雕刻的玉龙和一个金质的虎头带钩组合而成，形成一幅猛虎噬咬巨龙、龙虎争斗的生动图景。
玉龙身体弯曲成S形，回首张口，衔住背鳍，尾巴回卷，下半端折断，断口两边各钻有3个小圆孔。金带钩是铸成的，器表打磨光洁，钩尾和钩首都做成虎头形。钩尾的虎头双眉上扬，额预铸出一个“王”字，非常形象。虎口形成的套銎，刚好套住玉龙的折断处。把龙、虎两个神灵巧妙地用不同材料做成一件器物，反映了汉代工匠富有创意的构思。
铁剑
这是在南越王身体两侧发现的10把铁剑，每侧5把，每件都有一米多长，最长的一把长一米四六，是目前所见西汉时期最长的一把铁剑。铁剑有5把镶嵌着玉剑具，是玉具剑。出土的时候，这批铁剑都有丝绢裹着，锈蚀严重，剑身与剑鞘不能分离。
南越国有较强军事实力，南越国军队的装备以铜兵器居多，铁兵器主要为将官使用，南越王墓出了大量的铜铁兵器，南越王赵眜就身佩十把铁剑，正是南越国尚武精神的体现。
足箱及银盒
这个展柜里展出的是南越王棺椁内足箱里的随葬品。在足箱里放有139块陶璧，当中放一个银盒，盒里装着药。陶璧里有两块玉璧，说明整批陶璧是作为玉璧的明器（即冥器）而随葬的。
银盒盖身相合呈扁球形。盖子和盒身上采用锤枼工艺制成对向交错的蒜头型凸纹。这种工艺与纹饰。造型是古代西亚波斯银器的特点，而与中国本土的不同。专家认为这是一件海外舶来品，银盒进入中国后，工匠根据汉代银器的特点，在盖子上焊接了盖钮，在盒底加了圈足，还在器身上留下了许多铭文。西汉时期，广州已是中国重要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
南越王墓出土了银盒。非洲象牙、乳香等许多海外舶夹品，说明广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两千多年前就已与海外有着密切的交往，这比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时间还早。
玉角怀
这件玉角杯用一整块青白玉雕成，中间凿空成犀牛角的形状。相传犀牛角的酒杯可以溶解毒物，玉虽不能解毒，南越国的玉匠却借题发挥、匠心独运，就着玉石的形状施刀，综合运用玉雕的各种工艺方法，如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圆雕等，在器身上巧妙布局各层纹饰，再经过细致的打磨，至今玉角杯仍放射出它温和恬润的光泽。
这件玉器，既是一件美色美奂的工艺品，又是一件熔传说于现实，引入遐思的实用品，它表明这一时期玉雕在章法布局、材料运用、技巧发挥上走向成熟。无论从哪方面看，它都堪称是中国汉玉不可多得的稀世之宝。那位不知名的艺术家，如果不是胸中有丘壑，又怎能创造出如此的杰作！
玉盒 玉盖杯
玉盒、铜框玉盖怀和玉角杯都出土自南越王棺椁的头箱，这三件都是玉雕器皿。全国汉墓中目前出土的玉制容器不过十余件，南越王墓就出土了五件，可见这批玉器的价值。
这件玉盒由青玉雕成，盖与盒身有子母口相扣合。盖面的纹饰分为三区，上面桥形的小钮里所套的玉环可以活动。盒身象个圆碗，也装饰有三圈纹饰。玉盘的玉质温润，内外磨光洁，雕镂精细。
铜框玉盖杯体现了汉代的镶嵌工艺水平，杯体呈八棱筒形，座足呈喇叭形，怀身是一个鎏金铜框架，有上下两截，上截嵌入8块竹片状的玉片，下半截嵌入5块心形的玉片。玉盖怀的盖子外滑也是一个鎏金铜框，盖项嵌入一块青玉。出土的时候，铜框玉盖杯用多层丝织物包裹。
八节铁芯玉带钩
八节铁芯玉带钩出土自墓主人棺椁的头箱。带钩，是古人束衣带作装饰的钩。这件带钩由一根铁芯穿连8块玉制作而成。钩首为龙头，钧尾为虎头，细致地雕刻出老虎的凸眼、直鼻、獠牙、胡须、浓眉。钩身多处为铁锈沁染，镂刻龙与虎相混合的躯体，上面刻有鳞、鳍，和缭绕的云纹，带钩的钮为扁圆柱体。
带钩在战国至汉代很多见，这件带钩优美的造型，精致的工艺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龙虎共体玉带钩
这件龙虎共体玉带钩由一整块青玉雕成，半透明，局部有褐斑。这件带钩钩首是虎头，钩尾为龙头，龙虎双体并列，李典成S形，龙张口衔环，虎探爪抓环，形成一副龙虎争环的图景，墓中出上有几件以龙虎相争为题材的带钩，比如金钩扣玉龙、八节铁芯玉带钩等。龙、虎、龟、凤等四神灵的动物造型经常出现在秦汉时期帝王诸侯的带钩上。
南越王墓中出土带钩共36件。其中铜带钩24件，银带钩7件，金带钩1件，玉带钩4件。4件玉带构形体大，造型美，作工精，保存好，特别引人注目。
大玉璧
墓主人的棺椁中出土了37块玉璧，这是最大的一块，直径有33．4厘米，堪称璧王。
玉璧壁面上的纹饰分为三区，其中外区为七组双身龙纹，这件玉璧是墓中装饰龙纹最多的一件器物。
关于这块玉璧的用途，在南越王生前，它可能被用于祭祖或外交等场合，死后它被作为丧葬用玉，放在棺椁内。
屏风
屏风是室内陈设作为遮蔽的用具。这件屏风出土于主棺室东侧，是我国汉代考古首次发现的实用漆木屏风。以前出土的同时期的屏风大都是明器，形体较小。
由于出土时漆木门板已朽，仅存一些铜构件和散落在地的漆片，专家们根据构件的出土位置、构件造型进行了科学的复原。
这件屏风不仅规模大，而且结构奇巧。它中间的屏门可以向外开启，两侧的翼障以折叠构件连接，可以展开。它的上部装饰有插着羽毛的朱雀和双面兽首造型的顶饰，中间的门板上装饰着绚丽的红、黑二色的卷云纹图案，下部是鎏金的人操蛇等造型的托座。屏风出土时共收集起来的鎏金泡钉有658枚之多，可见其装饰之华丽和南越王生活享用的奢靡。
屏风预饰
顶饰是屏风横梁上的装饰物，墓中出土顶饰五件，都是青铜铸造，通体鎏金，其中有两件朱雀顶饰，三件双面兽首顶饰。在朱雀头顶和善首上都有一个圆管，可能是用来插羽毛的，圆管的内壁都刻有数字记号，这些数字是复原屏风的依据之一。
朱雀是秦汉时主管南方的神，又叫朱鸟，是想象中的动物。这件顶饰的朱雀昂首展翅，站在方座上，脖子身体、双翅刻满了羽毛纹饰。方座四面装饰着火焰形纹饰，南方主火，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尊火中的朱雀形象，栩栩如生，说明了汉代的思想观念在南方已经非常普及了。
人操蛇托座
人操蛇托座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青铜铸造，遍体鎏金，出土有两件。托座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一个直角形的构件，用来套合屏风的下端。下半部分是一个越族大力士抓住五条蛇的形象，力士两眼圆瞪，眼珠外突，鼻短而高，口衔一条两头蛇，身着短袖左衽上衣，下体着露膝短裤，赤着双脚，双手抓蛇，双腿夹蛇，四蛇相互缠绕，向左右延伸。外连一组云纹。
南方多蛇，古代越族人有抓蛇、食蛇并以蛇为图腾的习俗，越人操蛇象征着祛邪避恶。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大门石墙上的两组大型浮雕的主题就是操蛇的男女越神，体现出南方越文化的特色。
蟠龙护蛀托座
蟠龙托座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青铜铸造，通体鎏金，墓中出土了两件。蟠龙托座由一条龙、两条蛇、三只青蛙组成，龙的四足踩在一个由两条蛇组成的支座之上，支座为双蛇合作，蛇身各卷缠一只青蛙，再向前延伸至正中会合，形成一个‘U”形触地。龙的四肢微微下蹲，一只青蛙伏在龙口之中，前肢抓住龙口的边缘，神态安稳。将尤、蛇、蛙的形象集中在一个整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多民族习俗观念走向一体化的过程。
屏风的托座和预饰做成龙、朱雀、兽头、蛙、蛇等造型，和屏风门板上的卷云纹图案以及鎏金的泡钉一起，将这座高1．8米，长3米的大屏风装饰得华丽、神奇。
三、墓中殉人
殉人分布平面图
在南越王墓中共发现十五个殉葬人的残骸，这是殉葬人分布平面图。
从图上可以看到，墓室内有五个室有殉人。墓门外埋有两个守门的卫士。第一道墓门进去是前室，前室东侧有一个宦官殉葬。东耳室近门道处埋有一个青年乐师。第二道墓门进去，东侧室殉葬四位夫人，各有印玺随葬，西侧室埋有七个仆人，他们的遗骨依次排列在地板上，都没有棺木，其中一位年纪尚幼。许多殉人都有印章证明他们的身份。
野蛮的殉葬制度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中原地区到汉代已基本废止，改以木桶、陶涌随葬，反映了人力之可贵。岭南远离中原，根据考古和历史记载，这一时期还残留着殉葬制度。
墓道卫士随葬物
在墓道起斜处和墓门前的外藏椁内，各发现了一个殉人，他们应该是墓道卫士。这两个展柜展出的仪仗饰和陶器是卫士的随葬品。
仪仗饰的木芯已经朽烂掉，只剩下八件预饰和九件铜镦。这里展出了二件顶饰和一大一小两件铜镦，顶饰通体鎏金，形状象一个深腹的碗，上面铸造出几条龙相互缠绕的图案。这个陶鼎是越式鼎，具有南方几何印纹陶的特色，鼎盖上有几何纹以及三棱形的鼎足。这些陶壶、陶罐、陶碗、陶瓮的器身上都有水波纹、蓖纹、小方格纹等纹饰，极具装饰效果。
前室景巷令随葬物
这枚“景巷令印”鱼钮铜印出土于前室东侧殉葬人的身上，在景巷令棺木周围，还发现了一套组玉佩，由3块玉璧、2件玉璜、2件玉环和1个鎏金铜环组成，还有一件铁括刀等。前室西边出土有一架漆木马车的铜构件。
“景巷令”是殉葬人的官职名。“景”与永远的“永”字是古音通假，“景巷令”就是“永巷令”，永巷令通常由宦官担任。这位殉葬人应是是南越国职掌王室家事的宦者。在南越王出行时，他要调备车马，陪侍—旁。
东耳室乐师随葬物
在东耳室近门道处，发现一个殉葬人。经鉴定，他是一位20岁左右的男性青年。在他旁边，出土有3套青铜编钟和2套石编等以及许多酒器。他的身份应该是一位敲击钟磬的乐师。
这几个展柜陈列的是乐师的随葬品。其中有一套组玉佩、两件带钩、三面铜镜等。熏炉旁边的是瑟枘。瑟枘是古乐器瑟上用来固定弦的一种构件。南越国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竹六类，瑟属于丝类的古乐器，这两套瑟枘都呈山峦起伏状，细看能发现山间有虎、熊、猴等各种动物出没。瑟枘下面的主轴上还留有弦的痕迹，千年之后，袅袅余音犹在耳边。
六山纹铜镜
这面六山纹铜镜出土于西耳室，三弦钮，以六个山字为主体纹饰，以浪花形的羽状纹为地纹。“山”字是战国时楚国文字的写法，和今天的汉字类似。用山代表高山，可能寓有长寿之意。山字镜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等多种，以六山纹铜镜最为少见。山字纹镜是典形的楚式镜，说明了南越和楚地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铜框玉卮
铜框玉卮是一件运用镶嵌工艺的实用玉器，用来饮酒，也是一件工艺品，它由9块青玉片嵌在一个鎏金铜框上制成，跟后相配的有一个漆木盖，盖上的黑漆大部分已朽落掉。当年出土的时候，铜框玉卮上裹了很多层丝绸，可见在当时它就是一件珍罕之物。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公元前198年，长安的未央宫竣工，汉高祖刘邦置酒未央官，大宴群臣，捧玉卮向他的父亲刘太公敬酒。可见玉卮在古代是珍罕之物，目前全国考古发现的玉卮很少，这件玉卮出土于西耳室，是奴仆的殉葬之所，似乎说明这位殉人有较高的身份。
“泰官”、“厨丞之印”封泥
这个展框内展出两块封泥，左边的是“泰官”封泥，右边的是“厨丞之印”封泥。封泥顾名思义就是封存物品的泥块。按照汉代官制，泰官是主管王室膳食的官职，棒禄是六百石（音担）。厨丞是詹事府的属官，是掌管皇后、太子饮食的官员。
封泥的周围是西侧室殉葬现场复原和西侧室的随葬物。这125件随葬物应该都是泰宫、厨丞两位官吏检查验收封缄后入墓的。这两块封泥还说明西侧室的七位殉人的身份是御膳房里的奴仆，并且告许我们南越国的官僚制度以仿中原汉王朝为主。
“右夫人玺”金印
“右夫人玺”金印是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三枚金印中尺寸最小的一枚。按照汉代礼制，夫人是皇帝和诸侯王妃妾的称号，可以推断，右夫人等四位夫人的身份都是南越国后宫的妃妾。右夫人的随葬品数量多、品质精、印章以黄金为质，且汉代以右为尊，说明右夫人应该是诸妃之首。
南越国曾接受汉朝册封，在礼制、官制上摹仿汉朝，南越王又僭越称帝，另搞一套，这种矛盾也反映在后宫制度上，就是右夫人印章黄金为质，且称玺。这四位夫人生前可能备受宠幸，但最终却难逃殉葬的命运。
“赵蓝”私章及其它印章
这个展柜里的四枚印章都属于右夫人，与“右夫人玺”金印一起出土。“赵蓝”象牙印是右夫人的名章，说明右夫人姓赵名蓝，其它三枚印没有印文，赵蓝和南越王同姓，也许是越人从夫姓的缘故。在南越国时期统治阶层中汉越通婚比较普遍，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娶越女为妻，生下赵建德，即后来的第五代南越王。南越国连相三王的丞相吕嘉也是越族人，史书记载他的后代中男的都娶南越王的女儿，女的嫁给赵氏宗室。南越国能在岭南越族地区统治93年时间，跟提倡汉越通婚的民族政策以保持社会安定，是有一定关系的。
右夫人铜镜
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多达39面。其中这件龙凤纹铜镜出土在东侧室，是右夫人的随葬物。它是三弦钮，在宽带状的十字形纹内有四只凤鸟，张开翅膀翘首回望，在十字形纹外则有四条卷曲成“S”形的龙，回首怒目，龙凤纹饰装饰在铜镜上，有吉祥的寓意。
铜镜是我国古代的照面用具，一直到玻璃镜子出现并普及才退出历史舞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铜镜的纹饰具有不同的风格与特点。战国到西汉初年是中国铜镜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铜镜制造业非常发达，类型繁多，纹饰绚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多具有战国遗风，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思想和艺术崇尚。
右夫人组玉佩（A组）
组王佩是一种较复杂的佩饰。右夫人有两套组玉佩，这是A组，一共由3种不同材料的20个器件组成，组合复杂。自上而下依次是：连体双龙佩、两件玉环、三凤涡效璧、玻璃珠、十颗金珠、五件玉璜。
连体对龙佩的构图是二龙探爪张口攫物的形状，极富动感，正中间是一个花蒂形的物件。三风涡效璧的构图是三只凤鸟偎依在璧上，凤鸟大小不一，姿态各异。五件玉璜分为三种，玻璃珠下面的那件透雕四条龙，中间两件磺的两端都雕成龙头状，最末端的两件磺只在器身雕刻涡纹。
南越王墓中出土组玉佩11套，以南越王和右夫人的这一套最为精美。
右夫人组玉佩（B组）
这套组玉佩由七件玉雕组成，自上而下依次为两件透雕玉环、玉舞人、两件玉横、玉管。
小玉环双面透雕龙纹，大玉环双面透雕两龙两兽，互相缠绕，最下面的为二龙合作玉璜。玉佩中间为一个圆雕玉舞人，工匠将舞女长袖飘飘、扭腰摆臂的瞬间定格，极为传神。墓中共出土玉舞人5件，通过这些玉舞人我们可以知道，南越宫廷舞蹈中流行的还有汉式舞蹈。最下面的玉珍雕成二龙合作状。
“左夫人印”铀印及左夫人随葬物
这枚龟钮的鎏金铜印印文是篆书的”左夫人印”四个字。秦汉时期对印章的钮式有规定，龟钮为诸侯王一级使用。这两个展柜里展出的铜印、组玉佩、铜镜都属于左夫人，其地位次于右夫人。广西贺县汉墓也出土了一件“左人人印”龟钮玉印，其身份应是诸侯之妻，与南越王“左夫人”的身份是不同的。
展出的左夫人组玉佩由7件玉饰组成，自上往下依次是蒲纹玉璧、玉玦、玉璜、花蕾形玉佩、玉璜、韦枼形珮、玉璜。
左边的这面缠绕式龙纹铜镜是半环钮，直径23．2厘米，主纹是四龙缠绕，与菱纹相结合，地纹是云雷纹。
右边的这面连弧纹铜镜是三弦钮，卷边，直径14．3厘米，以圆形涡纹和三角形雷纹组成的云雷纹作地纹，上面有七条弧相连。
“素夫人印”铜印及泰夫人随葬物
这枚龟钮的姿金铜印印文是篆书的“泰夫人印”四个字。这两个展柜里展出的铜印、组玉佩、铜镜都属于泰夫人。泰夫人在四位夫人中地位次于左夫人。“泰”通“太阳”的“太”，是大的意思。
泰夫人的组玉佩由4件玉雕组成，自上至下依次为方形玉佩。透雕龙凤纹璧、谷纹璧、涡纹璜。
在这三面铜镜中，左边的三龙纹镜上，主纹是三条菱形的龙，作腾飞状，三弦钮，卷边窄缘。中间的一面是十字龙凤纹镜，三弦钮，直径26．6厘米，主纹在内区是二龙二凤对称排列，外区是一龙一凤相间排列，地纹是菱形状。右边的是一面宽弦纹镜，三弦钮，主纹是三圈宽带弦纹。
“部夫人印”铜印及部夫人随葬物
这枚龟钮的鎏金铜印印文的第一个字曾经被墓室顶部的石头砸过，再加上锈蚀，模糊不清。经辨认，可能是部字。那么这位夫人就是部夫人，“部”可引伸为少或小，那么部夫人就是少夫人或小夫人了，她在四位夫人中身份最低。这两个展柜中展出的铜印、组玉佩、铜镜都属于部夫人随葬品。
部夫人组玉佩由5件玉雕组成，自上而下依次为涡纹璧、玉舞人、玉璜等。
左边的这面缠绕式龙纹镜是三弦钮，卷边，主纹是四龙缠绕，地纹是云龙纹。右边的这面方连四龙纹镜也是三弦钮，卷边，主体纹饰是四龙相互缠绕的图案。
带钩一组
这个展柜展出的是四位夫人的装饰物，有带钩、牌饰、珠串等。
带钩是古人用以来衣带的装饰物，战国时已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说法，在汉代，带钩的使用十分多。南越王墓的带钩大多小巧玲优、构思奇妙，以自然界的动物形象做成一件件富合艺术性的实用品。
从左至右，第一件是蛇首铜带钩，钩身细长，酷似卓然直立的蛇，南方多蛇，这件文物体现了地方特色。第二件是雁首银带钩，造型是一只细颈宽腹的大雁。第三件是角形带钩，圆圆的角甲上装饰着回字纹。第四件是雁前银带钩启型与那件银带钩又有些不同，真是摹物写态，各具千秋。第五件是七星效银带钩，钩首是龙头形状，钩身装饰着北斗七星纹。这是南越王墓出土的唯一的一件与天文有关的文物，因而更显其珍贵。
四、御库藏珍 铜剑、铁矛、磨剑石
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拥有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的武器就是很好的物证。展柜里的这把铜剑是战国时期典型的楚式剑，出土于西耳室，原来装在木匣里面，出土时木匣已经朽烂，它应是南下秦兵将士的遗物。
磨剑石和铜剑同出，并有磨面的痕迹，说明它是专门磨砺刀剑的。
错金铁予出土时已和鞘简锈蚀在一起，不能分开，鞘筒的表面鎏金，正、背面用错金、错银的手法错出三角形、流云纹的图案，显得华丽典雅，它也许是南越王出征时的专用品。
铁铠甲
在古代甲是指士兵穿的护身衣，胄指的是头盔。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铁甲和秦始皇兵马俑中的一种骑兵俑的戎装几乎完全一样，有甲无胄，无袖，无领，肩无搜膊装束，手无护甲的遮掩。说明南越国时期军队中仍保留了秦朝骑兵服的式样。
这件铁甲锈蚀严重，经测定，它重9．7公斤，其用甲片709片。这种轻型铁甲既能护身，又有利于保持灵活性，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铁铠甲大致一样，可能是南越王生前穿用的。
虎节
节，是古代用于军事和外交、交通等方而的信物。接形状有人节、龙节、虎节之分。
这件虎节用青铜铸成扁平板的老虎的形状，虎威蹲踞之势，虎口大张，尾部弯曲成“8”字形，虎身上的斑纹用60片金箔片错成，在虎的正面有错金的铭文“王今命车徒”五字，所以称它为错金铭文虎节。从铭文可知，它是一件调动兵马的信符。
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虎节，从文字、纹饰等方面看，与楚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它是迄今为止考古出土的唯一的错金铭文虎节。
戈、矛、戟等
戈、矛和戟是古代十分常见的兵器。戈用于钩杀、矛用于冲刺，而戟将戈与矛的功能结合起来，是一种既可刺杀又可钩杀的双重性能兵器。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三种兵器基本保留着战国兵器的特点。东耳室出土了一件有铭文的戈，上面有“壬四年，相邦张议”等字，说明了这件戈是秦惠文王四年（公元前321年）由相国张仪督造的，由于秦统一百越而到达岭南地区，随后成为南越国的王室文物，成为礼仪场所中的仪仗之器，是泰平百越的重要历文物证。
铜箭镞与弩机
弩是秦汉时代一种具有远程杀伤力的先进武器，它始创于战国，有板机和瞄准器。扣动扳机，就可以将箭发射出去，有的弩还可以连发。当时弩的最远射程约260米。南越王墓出土的弩多达15件，弩机在这一时期的使用是相当普遍的。
此外，南越王墓共出土箭镞883件，放置在竹筐里，有的带有倒刺，有的铸有血槽，有的还淬过毒。还有球形的铅弹丸，共528颗，可能是用弹弓之类的武器发射的子弹。如此种类繁多的武器出土说明了南越国的尚武精神。
铜铁工具
在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铜铁工具，为两广汉墓所少见。这些斧、锛、锤、刮刀、刨刀等手工工具出土时全部装在西耳室的一个漆制的木箱内。其中铁工具多锻造而成，与同时期中原铁器的铸模制造方法形成了较大的反差。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南越国已掌握了加工铁器以及铁器的淬火技术。众多的铜铁工具的出现，则说明了南越国有了较为发达的手工制造业。
错金嵌绿松石铜镜
带托铜镜是一种复合镜，由镜面和镜托两部分组成，镜面和镜背分别铸造，再用粘合剂将它们粘合在一起。镜背用鎏金、错金银、镶嵌绿松石等手法装饰，制作精细。经化验，这面铜镜镜面的含锡量高，使铜镜的反光度强，但易碎裂。镜背的含锡量很低，含铅量高，质软，在没有柔性金属铸造的时候，这种刚柔相合的办法，实在是一种创举。山东临淄也出上有一件类似的铜镜。
绘画铜镜
南越王墓出土的绘画铜镜共有四面，仅这一面作了去锈处理。这面铜镜直径达41厘米，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最大的一面西汉绘画铜镜。
铜镜绘画分为内外两区，内区绘卷云纹图案，外区绘人物，使用的颜料有白色、青绿等。绘画内容是两人跨步弓腰击剑，两侧数人袖手旁观的图案。其绘画风格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画相似。
象牙卮
这件象牙已出土时被装在一个漆木酒杯内，整体成圆筒形，它由象牙卮盖、象牙卮身和金质的卮座组成。史书记载，秦汉时期，南方多犀角、象牙，多向中央进贡，这件器物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的牙雕工艺。卮盖内针刻有凤鸟、飞雁纹，盖身刻有四只独角神兽，神兽张口回首，姿态威猛，画面用朱、蓝两色相涂，更增添了画面的立体效果。这件针刻填色象牙制品尚属首见，是一件匠心独运的针刻线画精品。
象牙卮旁边的骨雕天鹅塑造的是一只天鹅回首梳理羽毛的形象，是不可多得的微形骨雕艺术品。
平板蓝色玻璃牌饰、铜框牌饰
墓中共出土牌饰16对32件，其中玻璃牌饰11对，镂空动物纹鎏金铜牌饰5对。它们大多放置于墓主的胸腹两侧，可见是一种佩饰。这些具有草原文化特点的铜牌饰过去在广州也有出土，应是秦朝南平百越时泰军带入岭南的。而平板玻璃在汉墓中则属首次发现。这些玻璃光洁透亮、气泡少且厚薄一致。经分析，这些玻璃属铅钡玻璃，铅、钡的含量高达33％和12％，属典型的古代中国玻璃系统。在中国，平板玻璃过去认为出现较晚，这次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玻璃制造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铜灯及四连体铜熏炉
墓中出土铜灯共两件，形制一致。由灯盘、圆形柱和圆形灯座三部分组成。灯盘内有三个突出的乳钉，是用来放置灯芯的。在汉代，灯的燃料主要是动物的油脂。
旁边展出的一件四连件铜熏炉，在国内十分少见，南越王墓共有5件这样的熏炉出土。炉体由四个互不连通的小盒组成，可以燃烧四种不同的香料，由于当时的香料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所以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广州同这些地区的交往关系。
六博棋
博戏是汉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赌博游戏，它的具体玩法失传很久。但博具在汉墓中则多有所见。
南越王墓出土的这套六博棋棋盘已经腐朽无存，只剩边缘的金箔片装饰。出土棋子共计12颗，分为墨绿色和白色两组，墨绿色的是青玉棋子，白色的是水晶棋子，用青玉和水晶作为六博棋子，是考古上的首次发现，在旁边的墙上您可以看到六博棋的棋局图。
玉剑饰
在西耳室的一个漆盒内放有用朱绢包裹的剑饰43件，按剑首、剑格、敛珌、剑璲四件一套可分为8套。主棺室出有5把玉具剑，所附剑饰共15件，两者合计达58件。它们均用青玉雕琢而成，运用透雕、线雕、浮雕等技法，雕刻出螭虎、瑞兽、鹦鹉等，这些剑饰将质地、造型、寓意完美结合起来。在同一墓中出土款式如此众多、构图奇巧、工艺高超的玉剑饰，堪称为汉代剑饰艺术之冠。
砚和墨
西耳室中出土这种圆饼形的墨丸4385颗。另有西耳室一套、前空两套由天然扁平的河卵石和研石组成的石砚出土。河卵石和砚石表面均光平如镜，且都附有朱墨残迹，墨的颜色和前室壁画的颜色一致，显然是描绘前室壁画后遗留下的实用物。
这些墨九是目前已知出土最大批的，也是最早的墨丸实物，对中国早期文房四宝的研究具有重要临。
五邑药石捣药工具
秦汉帝王喜欢寻仙访道，以求长生不老之术。汉文帝深夜召见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不是垂询国家大事，而是和他谈神论鬼，汉代黄老思想的盛行由此可以想见。在南越王墓，也出土了大量的药物和捣药的工具，这证实了史书所记载的南越王生前的体弱多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五色药石，由硫磺、雄黄、紫水晶、赭石和绿松石组成，为汉墓中首次发现的五色药石的实物，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南越王对长生不老药的迷信。
墓中还出土了羚羊角和一些已经碳化了的中草药。
印花板模
在西耳室出土的两件印花铜板模，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套丝织物印花工具。它由大小两件凸板组成，背面均有穿孔的小钮用以穿绳，便于执握。大的为主纹板，形如火焰；小的为定位板，象一个“人”字。出土时，它的周围有大量的碳化丝织物，纹样与板模一致。
值得说明的是，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两件印花纱，和南越王墓这套工具纹样相似，说明了越、楚两地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传世及出土的实物看，印花板的使用多见于公元7世纪以后，而这套印花板的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所以它在中国纺织印染业以及世界科技史上有重要的价值。
丝织物
南越王墓出土了成批丝织物和印花凸板，说明南越国应该有丝织品的生产，并且还有十分先进的彩色套印印花技术。这些丝织品，更多已碳化，但织物的组织结构在20倍放大镜下清晰可见，套印的花纹、色泽也大致可辨。丝织物品类大致有绢、罗、纱、织带等六大类二十多种，品类繁多，数量巨大，墓中的许多器物也用丝绢包裹，耗费惊人，显示南越国当时已有了官办的织物作坊且有相当产量。
彩绘陶器
墓中出土的这批彩绘陶属于考古学上的几何印纹陶系统。这批彩陶多是在烧成的陶器上涂一层泥浆作底色，然后直接在上面彩绘，彩绘的纹饰较为简单，一般为几何纹或卷云纹，也有绘弦纹、水波纹的。彩绘陶的器形都较小，应该是供死者在阴间享用的“明器”。明器即冥器，专供死人在阴间使用。
民间印纹陶器
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共50多种369件，反映了这一时期制陶业的发达。这些陶器是岭南秦汉陶器的代表，它们均属于中国南方几何印纹陶系统。火候高、器形多、纹饰美，器物的表面多拍印有圆形、方格形等纹饰，并刻画有大量的水波纹、斜线纹或弦纹等，就是这批陶器的特色。
“长乐宫器”陶瓷
这件陶瓮出自墓门外的外藏椁内，器表打印有篆文“长乐宫器”四字的印戳。我们知道，在汉长安城内，有长乐宫、未央宫等宫殿，为帝王、后妃的居所。这些陶瓮的出土，说明了僭越称帝的南越王在宫延建筑方面也仿效西汉中央王朝。
马饰
南越王墓墓室面积较小，没有象秦汉时有的王侯墓葬那样用真车真马随葬，仅前室放了一些车马饰件，它们都是鎏金或者鎏银的。在右边的马饰图上您可以看到这些马饰件所处的位置。
其中马衔又称“马嚼子”，横勒在马口。镳，又称“勒”。衔销一般会称，带刺的衔镶是用以驯服烈马的。当卢是马前额上的装饰件，当卢上铸有一个怪兽。络管饰在马嘴的前面，用革带串连。节约是连接皮辔带的装饰件，墓中出土616个，分为螺旋形，兔形、牛头形三种。带扣是连接皮带辔的零件。
车饰
古代的车又叫舆，与水中的舟相对，一般有伞、车厢、轮子、车辕等几个部分。南越王墓因为墓室狭小，仅随葬马车的一些构件和饰件。中国古代的交通工具，南方多用舟船，北方多用车马。
曲尺形的饰件，是用来加固车厢四角的。轴圈是车轴上的构件。衡是车辕头上根本末端的铜饰圈。车是车轴上加固轴头的构件，上面有两孔，用来插车辖，防上车轮脱落。盖弓帽是车厢上伞的构件，这里展示了金、银、铜三种。盖弓就是伞骨，盖弓帽装在盖弓的末端，用以约住伞布。这个展柜里陈列了两种伞柄箍，分别是银金和错银的，纹饰十分华丽精美。
五、钟鸣鼎食
楚式鼎
鼎最早是一种用来煮食的炊器，后来成为政权地位的象征。所以有“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的说法。南越王墓共出土铜、铁陶鼎51件，其中青铜鼎36件，这些鼎按器形可分为楚式鼎、汉式鼎、越式鼎三种，这是墓中出土的唯一一件楚式鼎，它器形高大，浑圆腹，圜底，高蹄足，蹄足上部为高浮雕的羊头。
这件楚式鼎与墓中出土的其它具有楚文化特色的器物反映了南越国与楚地的经济贸易交流是较为频繁的。
越式铜鼎
南越王墓出土青铜器500多件，它们大多具有地方文化特色，应是本地生产的，其中越式鼎就有17件。这两件大铜鼎出土于后藏室，它们器形高大，平底直足。这种青铜鼎的出土地点与南方几何印纹陶的分布范围大体重合，这一区域正是秦汉时期的百越杂处之地，所以我们称之为越式鼎。岭南越族在周代已经常握了炼铜技术，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鼎和其它器物代表了南越国青铜冶炼的最高水平。
越式大铁鼎
铁器在岭南的出现比中原相对较晚，岭南汉墓出土的铁器还较少，而南越王墓出土铁器则多达246件，其中有两件大铁鼎，说明了岭南这时已有一定规模的冶铁业的存在。
它身圆如罐，双环耳，有三个瘦蹄状器足，两侧耳下至底部有合范痕，是典型的越式鼎。这是岭南地区所见型体最大的铁铸件，对研究岭南冶铁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蕃禺”铜鼎
南越王墓出土汉式铜鼎共18件，其中4件器身有“蕃禺”或“蕃”字的铭文。这件“蕃禺”汉式铜鼎扁圆腹，圆底，矮蹄足。鼎盖刻有“番禺、少内”等字。墓中共出土有“蕃禺”铭文的鼎共9件。
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它在秦朝时是南海郡的郡治，后来是南越国的都城。这件“蕃禺”铜鼎说明了广州建城已有221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广州城市建设史上的重要物证。“少内”是官职名，秦朝时设置，掌管财货，汉朝沿用，“少内”铭文说明南越国对汉朝官制的仿效。
炊具
这个展柜里展示的是一组铜制炊具，分别是釜甑、鍪与铁三足架。最左边的是一套釜甑，下面的叫釜，上面的叫甑。釜相当于今天使用的锅，甑放在釜上，甑底有算子，可利用烧煮时釜中冒出的蒸汽来蒸熟食物。右边是放在铁三角架上的三件铜鍪，用来烧煮食物，出土的时候，在鍪里发现了青蚶、龟足和鸡骨头等。南越王墓出土的食物五花八门，炊具品种多样，反映了不同的烹调方法和岭南饮食文化的特色。
烤炉和煎炉
烤炉和煎炉反映了南越国宫廷内烤和煎两种烹饪技艺。南越王墓出土了三件铜烤炉，这里展示了一小一大两件，右边是一幅烧烤示意图。小烤炉四角微微翘起，四壁有铺首，炉腔内有泥范，可能是一铸好便放人墓中的。大烤炉底部有轮，便于移动。小烤炉的壁上有四只乳猪，猪嘴朝天，用以插放烧烤用具。
煎炉分上、下两层，下层放炭火，上层底部发现有黑黑的烟炱痕，说明这个煎炉入葬前是使用过的实用物。
姜礤等
这个展柜展出的铜挂钩、姜礤、铜勺都是厨房用具。南越王墓出土铜挂钩共5件，它是用以钩挂食物的器物，铃形器内盛水，可以防止蚂蚁爬到肉上。这种简易而实用的器物在今天南方农村仍然使用。
姜礤前面有漏头，后部有乳钉擦面，是用来磨取生姜汁的，这种用具现在厨房仍在使用。墓中出土的姜礤多达34件之多。铜勺跟我们今天使用的没有什么区别，众多饮食器具的出土，说明了“食在广东”有它的历史渊源。
酒器一组
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酒器，反映了当时的饮酒之风。这里展示了一组酒器，有三件鎏金铜壶，一件铜瓿，二件鎏金铜钫、一件铜皿、一件异形壶。其中铜壶、铜瓿、铜钫、铜壶都用来盛酒。铜皿除盛酒，还可用于温酒。鎏金铜壶是汉代铜器的精品，鎏金这种工艺方法，开始出现于东周时期，就是将金汞合剂涂抹在器物表面加热，待汞蒸发之后，金就牢固地附着在器物表面了。南越王墓出上的鎏金铜器超过了百件，数量是十分巨大的。
盥洗器一组（匜、洗等）
这两个展柜展出的匜和洗都是古代的的盥洗用具，一般匜和洗在洗手时配套使用。用匜盛水，从开口的一端流出，用洗在下面接水。南越王墓中出土铜匜16件，银匜一件，其中的一件有“蕃”字铭文，说明它们是南越国自制的。这一组铜匜大小套合，岁月久远，都锈蚀在一起。此外，还有铜洗，也是汉代用来盛水的器皿。
铜鉴
南越王墓中出土铜鉴三件，这里陈列的两件可作为代表，出土时里面发现鸡、牛、猪、鱼、龟等动物的残骸。
鉴是早是用来盛水照面的器皿，由于铜镜的出现和大量生产，使它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能，而用来盛放食物或沐浴等。墓中出土的铜鉴铸造精工，其中的一件颇具吴越地区容器的特点，反映了这一时期区域文化交流的广泛。
船纹提筒
提简是古代越族储酒的器物。墓中出土大小不一的提筒共9件，随葬时大小相套。这是最精美的的一件。简身有四组船纹，反映的是一支大型作战船队在战争结束后凯旋的场景。船体明显绘出甲板，船内分舱，隔成5舱或6舱，满载战利品，其中的一舱内满是铜鼓，铜鼓是古代越族部落权力的家征。图上还绘有海龟、海鱼和海鸟，并有“羽人”战士手提敌人首级或执宰俘虏等情形，这是目前考古发现规模最大和最为完备的海船图形，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上有人认为它展示的是祭河神的场景。
甬钟
钟是古代贵族祭祀或王室宴会时必不可少的青铜打击乐器，出现于西周时期，《周礼》和《汉书·礼仪制》中均有介绍。因大小依次成组悬挂，所以称为编钟，斜挂的我们叫它甬钟，直悬的称它为钮钟。南越王墓出土编钟共三套，这套铜甬钟可能是南越国自铸的，说明了这个王朝对“礼”的重视。
琴瑟模型
琴和瑟都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西周时已经出现。南越王墓由于浸过水，木质的东西都朽烂掉，只有琴瑟的瑟枘、琴匙、琴轸还保留下来，这里陈列的就是瑟销和琴匙等。
瑟枘是瑟的配件，墓中出土12件，可分为三套，都是青铜鎏金的，做成博山形状，山峰间有熊。虎等兽类出没，极具造型艺术之美。琴轸是转动丝弦调音的小轴，墓中出土了48件。琴匙是调弦的工具，墓中出土3件，它们都通体鎏金。
钮钟
编钟是古代贵族礼仪中的重要打击乐器，一般在祭祖或宴会时使用，南越王墓出土青铜编钟三套，这是一套铜钮钟，它一套共十四件。钮钟的作用是为演奏提供音准，使乐队中演奏旋律的丝竹乐器等有律可依。钮钟的声音厚重雄浑，一般用来演奏雅乐。钮神在岭南秦汉时期还比较少见。
勾翟
勾超是古代越族特有的打击乐器，多出土于长江流域的吴越地区。这套勾翟一套共八件，重191公斤，是岭南首次发现如此大型的越族打击乐器。勾翟每件钲部均刻有“文帝九年乐 乐府工造”的篆体铭文，按大小有“第一”到“第八”的编号。文帝九年即公元前129年，说明它是在南越王赵眜即位第九年由乐府的工官铸造的。
石磬
磬是一件非常古老的打击乐器，夏代时就已出现，西周时期钟曾并举，为乐器之王。磬一般由各种颜色的石灰岩和大理石制成，东周时已总结出一套制磬要诀。
南越王墓出土石编磬两套，一套八件，另一套十二件，呈曲尺形，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磬的声音清脆，古人比之如玉。
陶响盒和陶响鱼
南越王墓出土陶响器16件，其中有7件陶响盒和9件陶响鱼。这些作为乐器的陶器是用泥捏成两半空心鱼或扁圆型，再合成一个整体，里面装上粗砂粒，摇动时可发出沙沙的声音，它的作用相当于今天的砂锤。陶响盒上的纹饰是几何印纹，陶响鱼的纹饰是鱼鳞纹。
这里展示了一件铜铎。铎是打击乐器，里面有舌，振之有声，铎因舌质和用途不同，分为金铎和木铎两种。铎多用于军事上，也可用作舞具，长沙马王堆汉墓就有执铎而舞的图案。
玉舞人
这件玉舞人高3．5厘米，由青白玉雕成。舞女的发型是横出的螺髺，服饰是右襟的长袖衣，衣裙上有卷云纹。我们留意她的舞姿：一手抛袖上扬到脑后，一手向身后从袖，穹腰摆臀，身似无骨，口微张开，似在歌咏，是典型的越女跳楚舞的形象。玉雕舞女在汉代诸侯墓中常打发现，但多为扁平玉块，这种圆雕玉舞人，尚属首见。南越王墓出土了五件工雕舞女像，为研究汉人乐舞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
第三部分 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专题陈列
本专题展出的陶瓷枕是香港实业家、文物鉴藏家杨永德先生与夫人杨张瑞贞女士捐赠给我馆的珍藏文物，共有二百余件，数量之多，品类之众，窑口之广，为国内罕见。这批枕的年代由唐迄元，以宋金时期为多，釉色五彩纷呈，造型多式多样。窑口则以唐宋以来北方产区的河南、河北为主。举其要者，有河南巩县窑、登封窑、宝丰清凉寺窑，以及河北磁州窑、定窑，也有山西晋南窑、陕西耀州窑，还有南方的长沙窑。景德镇窑等，瓷枕的绝大部分出自民窑，装饰题材主要求自自然景物和民间生活情景，反映着当时当地的民情风俗。
杨氏夫妇酷爱陶艺，情系桑梓，深信文物为人类共有之文化遗产，独乐乐不若与众同乐，遂将多年搜求之所得，全部捐献给国家，先生风范，高山仰止！广州市人民政府于1993年特在我馆辟杨氏藏枕专室，以飨大众。
长沙窑唐枕
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的民间窑门，其窑址在今天湖南长沙市铜官镇，所以又以铜官窑。唐诗：“焰红湘浦口，姻浊洞庭云”描述了它的兴盛。它首创了中国陶瓷工艺中的釉下红彩。其产品有壶、灯、瓶、杯、枕等日常生活用品，也有别具一格的鸟、狮、锗、鱼等玩具，产品远销到朝鲜、日本、印尼、伊朗等许多亚洲国家，是唐末五代时期我国外销瓷的大宗。
这件唐代长沙窑瓷碗充分展示了长沙窑釉下彩绘的工艺。所谓釉下彩，是指在釉下进行彩绘，是在胎体上彩绘之后再罩上一层无色透明的釉，以摄氏1300度的高温与瓷器一次烧成，从而形成光润柔和、清淡雅致且不易变色的效果。这件瓷枕在灰白色瓷胎上施以黄釉，釉下彩绘褐绿彩的四瓣花纹，在枕的侧面绘简化的花卉纹，是目前存世不多的唐代瓷枕之一，同时也反映了瓷枕在产生初期造型的质朴。
唐代巩县窑三彩枕
巩县窑是一处唐代窑场，它的窑址在今天河南巩县的小黄冶等处。它烧造白瓷、黑瓷以及三彩和黄、绿、蓝等单色釉的陶器，产品主要有碗、罐、瓶、尊、烛台和枕等，而枕分有三彩枕和绞胎瓷枕两大类。
唐三彩是一种多色的低温铅釉陶器，用铅和石英配制成透明釉，在釉料中加入含铜、铁、钴、锰等金属元素的矿物作呈色剂，配制成黄、绿、紫、蓝等色调，并且交叉运用，从而形成了色彩绚丽的艺术效果。三彩是指多彩的意思。这件唐代巩县窑三彩枕在灰黄色的陶胎上施以三彩，在枕的顶部和底面印花瓣纹，形体规整，造型生动，釉色给人以艳丽清新的质感。
巩县窑绞股枕
这件唐代晚期河南巩县窑瓷枕充分反映了巩县窑在瓷器制造中的绞胎工艺技术。所谓绞胎，是将白、褐两种颜色的瓷土，相互间隔，揉合在一起，然后相绞、拉坯，制作成型，于是瓷胎上便出现了白、褐相间的纹理、或如树木纹，或如鸟的羽毛效，或如行云流水，或如朵朵鲜花，再经过他施焙烧，便形成了绞胎瓷。
这件瓷枕用灰、白、褐、黑四色胎土相绞合而成，器物的表面施以黄釉，形成了自然流畅的水波纹效果，是绞胎贴面瓷器的精彩作品。
巩县窑绞胎印花枕
这件瓷枕在灰黄色的陶胎上贴圆形的绞胎花纹两朵，并以两朵绞胎灵芝纹相间隔。这类花纹的作法是用白、褐两色的瓷土作成泥条和薄的泥片，以泥条为芯，两色薄泥片相互重叠，轧出凹凸口，凹处再填以白色泥条，然后横断切成薄片，即形成了深浅两色相间的花朵纹。这种作法和今天的制作花色糕点及糖果的工艺相似。
巩县窑陶瓷工艺中的印花、贴花和绞胎工艺在此枕中巧妙结合，在巩县窑瓷枕中十分珍罕。杭的底部刻划有”裴家花枕”四字，正是俗称的“花枕”之类，说明它是由专业作坊制造的。
寿州窑瓷枕
寿州窑窑址位于今天安徽淮南上官镇，唐代属寿州，所以叫寿州窑。它以生产黄釉瓷而著称。“茶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将寿州窑列为唐代的六大名窑之一。
这件瓷枕在灰白色的瓷胎上施以酱黄釉和黄白釉，在胎体上施有厚重的化妆土，这是寿州窑器物的重要特点之一。所谓化妆土，也叫“瓷衣”，是用不含铁的白净瓷土施于胎体表面，然后再施表面釉。这样既可掩盖胎体因杂质未净而露出的杂色黑点，又可克服器物表面因粗糙不平而造成的缺陷，从而提高了釉色的莹润和玻璃质感，这件晚唐瓷枕体现了寿州窑器物的质朴和厚重。
汝官窑瓷枕
汝窑是北宋五大名窑之首，一般称为“汝官均定哥”，它是自古及今最引人往目的古窑。汝窑窑址1987年发现于河南宝丰清凉寺，其地宋属汝州，故名汝窑。汝窑主要烧造宫廷用瓷，存世仅二十年左右，其传世品是五大名窑中最少的，已散落于世界各地，由此可见汝窑瓷器之珍罕。
汝窑瓷器胎质坚细，其胎多呈香灰色，釉色以青釉为主，分为天青、蛋青、茶青等多种。由于釉内加有玛瑞粉末，釉泡大而稀疏，明朗如珠，因而有“泡如晨星”之谓。
这件瓷枕是现在汝窑器物中最大的，也是目前所见唯—一件汝窑瓷枕，十分珍罕。其胎灰白色，施天青釉，釉色莹润，可见玛瑙泡和玛瑙光。
定窑剔花枕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继邢窑之后又一著名的白瓷窑场。窑址在今天的河北省曲阳县，那里宋代属定州，所以叫定窑。它始烧于晚唐，到北宋时，就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了，及至金朝，仍十分兴盛。
在五六名窑之中，定窑产品以丰富多彩的装饰花纹取胜，主要装饰手法有印花、刻花、划花和剔花等。这件瓷枕充分体现了定窑的剔花工艺技术。所谓剔花，就是在已绘好纹饰的瓷胎上将花纹以外的部分剔除，使花纹凸起，有如浮雕，从而展示了纹饰的立体效果。
这件枕头在枕面上剔出缠枝牡丹花纹，在侧面剔出卷草纹。技法生动写实，画面富丽堂皇。
定窑剔花腰形枕
定窑产品主要以白瓷为主，其白瓷白中带黄，俗称象牙白，积釉处多有“泪痕”。定窑剔花工艺产品画面极富装饰效果，这件瓷枕在灰白色半陶瓷胎上剔出褐色牡丹纹，施以灰褐色透明釉。装饰画面严谨整齐，格调清新，典雅的布局展现了华夏文化的雍容气度。这件瓷枕可作为金代定窑剔花工艺的代表。
定窑擎荷娃娃枕
这件瓷枕集造型、印花、剔花技法于一身，是定窑工艺的完美结合物，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它以灰白色的半陶瓷胎塑造出一个撑荷叶的娃娃形象，以荷叶作为枕面，十分巧妙自然。娃娃则似睡似醒，酣态可掬。枕面剔出褐彩的牡丹花纹，再配以缠枝纹，而枕座上则有印花纹。整件器物构思新颖、结构流畅，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定窑印花婴孩纹枕
印花是宋代河北定窑普遍采用的工艺高超的技法之一。工艺素雅的定窑印花瓷器，一向被视为陶瓷艺术的珍品。
这件瓷枕是珍珠地花纹枕中的佼佼者，也是定窑罕见的珍品。所谓珍珠地，是在纹饰的空隙处境印细而密的珍珠纹，故又称珍珠地划花。它在灰白色瓷胎上施以印花珍珠作地纹，在枕面中心处划一丰腴肥满的婴孩，枕侧面配以印花纹和珍珠纹，整件瓷枕造型完美，构图匀称，划法流畅，充满了健康的艺术美，也充分展示了定窑完美的纹饰水平。
新安城关窑元定形枕
河南新安城关窑是近年发现的豫西窑址之一。它的青瓷以印花工艺为主，基本属于耀州窑体系，出土器物有灯、碗、洗、枕等，其珍珠地印花工艺十分高超。
这件瓷枕可作为新安城关窑瓷枕的代表作。灰白色的半陶瓷胎上印珍珠地纹，再划出两只凤鸟纹，在就的侧面剔出牡丹花纹，瓷枕施灰黄色透明釉，釉色莹润，画工精湛，布局工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白地划奔羊元宝形枕
所谓划花，是在陶瓷器的制作中，用竹签一类的工具在胎面上划出线条花纹，用蓖状工具划出的花纹则更为纤细精巧。这种工艺最早见于河北的定窑，而以河北磁州窑最为著名。这个展柜里的文物充分展现出磁州窑系的划花工艺。第61号河南修武当阳峪窑瓷枕，在白地上用巧妙的构图和强劲的笔力，以寥寥几笔，勾划出一只狂奔野羊的形象，让人叹为观止。
山西晋南日地填黑擎荷花纹枕
这个展柜展出的山西晋南地区的八角形枕，极具地方工艺和文化特色，第80号可作为这一地区瓷枕的代表。这件瓷枕在淡黄色的半陶瓷胎上剔花，在枕面作形体规整的菱形开光，开光内填黑，剔出白色荷花纹，左右两侧绘褐彩的花纹，这件瓷枕明显受到磁州窑技法的影响，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地区风格。
山西晋南白地填黑诗文枕
这件瓷枕在灰黄色半陶瓷胎上以彩书对联一首：“峰前明月照藤床，窗内清风生石枕”，表达了千年前人们使用瓷枕的感受。从这句对联我们可以知道，“藤床”和“石枕”是这一时期人们家居中的寻常之物。宋代词人李清照就有“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相思”和“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的优美词句。这件瓷枕，造型规整，书法秀美，书风明显受到宋徽宗赵佶“瘦金体”的影响，说明了“瘦金体”在这一时期的流行。
磁州窑黑花鱼藻纹腰形枕
磁州窑是宋代我国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中心窑址在今天河北邯郸观台镇一带。其作品风格质朴，独树一帜，不仅风行国内，同时也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制瓷业。其产品以黑色的釉下彩绘最为著名。
这件瓷枕在灰白色瓷胎上施以化妆土，创造性地将中国画的技法以图案的形式巧妙生动地绘制在瓷器上，具有中国画的强烈的渲染气氛，取得了介于中国画和图案之间的效果。画面为一水中游动的鲤鱼。底部有“张家造”款，是当时的名牌产品。这件作品笔法流畅，在不经意的写意笔触中展现出一种生活的情趣。
鹤壁望窑诗文枕
鹤壁集窑创烧于唐代，终于元，烧造历史达500年之久，但不见于文献的记载。考古发现其窑址在今天河南省的汤阴县。
这件北宋晚期鹤壁集窑瓷枕展示了这个窑口的产品特点，其白地黑花是磁州窑技法的沿续。它在枕面上书褐彩对联一首，自右向左释读为：
虾麻水上真书出，蛐鳝泥中草写之。
它的意思是：青蛙浮在水面上，象楷书的“出”字；蚯蚓在泥中滑动，象草书的“之”字，实在是一幅精美的对联。
磁州窑苏轼词文枕
这件北宋磁州窑枕底有“张家造”三字款，枕面书词一首，叫做“回文菩萨蛮”，它的作者是大文学家苏轼。词文自右向左释读，每一句返回念一次。
落花闲院春衫薄 薄衫春院闲花落
迟日恨依依 依依恨日迟
梦回莺舌弄 弄舌莺回梦
尤使问人羞 羞人问便尤
这首词描写的是一位相思的少女等候心上人来临的情景。瓷枕上的词文则反映了苏武词在民间的流行。这件瓷枕作工精湛，书法精美，是陶瓷枕中的精品。
磁州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枕
磁州窑瓷枕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其瓷忱的纹饰内容，包括有诗、词、画、赋、曲和警语、祝语等内容，是这一时期民间思想观念、社会崇尚和生活习俗的有力保存者。
这件金代磁州窑瓷枕在枕面上书“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字，见于《论语》，反映了典型的儒家道德思想，一直是中国人处世的指针。
磁州窑船子和尚待枕
这件磁州窑瓷枕在腰形的枕而上用褐彩书有两句诗：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在月明归。
其中“在”应为“载重”的“载”的别字。
这句诗的作者是唐代有名的俗称“船子和尚”的德诚禅师，他的故事记载在《五灯会元》一书中。他在诗中写道：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意境极为空明，反映了禅宗那种毫不执着，心无所住的恬适态度。难怪他的名句在宋金时还流传着。这件瓷枕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时南宗禅的兴盛。
“枕赋”枕
这件磁州窑“枕赋”枕是目前所见唯一枕上说枕的实物，也是目前所见到的枕上文字字数最多的一件瓷枕，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和文物价值。
这段文字以特有的文学形式——“赋”来描述瓷枕的产地、兴起和当时人们对瓷枕的钟爱，洋洋洒洒达259个字，并署有制作者的名号“漳滨逸人”，底部有“王氏寿明”的印款。从流传下来的多件由他制作的瓷枕看，他是当时磁州窑的做枕高手，绘画、书法等都极有造诣。
长治窑虎形枕
长治窑窑址位于今天山西省西部的长治县，它是金代磁州窑系的代表性窑址。它的代表作品是白地黑彩虎形枕。这件瓷枕作卧虎形，用黑彩绘出虎头及身部纹样图案，笔法凝重，厚实而不失法度。在枕面画有高飞的双雁，下绘几丛水草，在水泽旁边有一抬腿回视的水鸟，简单的几笔描绘出水涯天际的旷远景象，是金代瓷枕中罕见的佳品。枕作虎形，表现了千年来这一地区的崇虎习俗，显然含有除魔辟邪，逢凶化吉的心理寄托。
宋三彩枕
唐三彩以造型丰富、色彩艳丽而闻名于世，但宋三彩却鲜为人知。宋三彩不仅继承了唐三彩的工艺传统，还有所创新和发展，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杨永德先生捐赠的陶瓷枕中有26件宋三彩枕，充分体现这一时期的三彩艺术风貌。如果将造型和釉色作为唐三彩的创造的话，那么来代的主要成就是采用绘画刻划的方法进行装饰。图案规整，线条流畅，刻画的刀锋刚劲有力、细致入微。这件河南修武当阳峪窑宋三彩枕可作为这种工艺的代表。它虽不如唐三彩光润，但釉色却比唐三彩浑厚、凝重，而且填色规整。所以说宋三彩是唐三彩之后的又一高峰。
磁州窑诗文枕
这件金代磁州窑枕在侧面有施黄釉的模制卷草纹，在枕面施有绿釉，并刻划有词一首。词文如下：
帘卷夕阳曲槛明，
东风桃李满画城，
回首十年浑似梦，
几飘零。
花落渐随流水远，
莺慵已许送春声，
惟有西山还似旧，
笑天青。
——寄摊破 浣溪沙
这首词写得沉着老到，且不见著录，可以为《全宋词》增加内容。
鹤壁集窑诗文枕
鹤壁集窑是宋金时期位于河南汤阴县的一个民间窑口，它属于磁州窑系统。
这件瓷枕在谈褐色胎上进行釉下彩绘，枕的侧面绘以草叶纹，枕面书点《点绛唇》词一首。词文如下：
莺踏花飞，
乱红铺地无人扫，
杜鹃来了，
叶底青梅小。
倦拨琵琶，
总是相思调，
凭谁表，
暗伤怀抱，
门掩青春老。
这首词的作者不明，很有些南宋词人晏几道的风格。他有类似的词：“千花百草，送得春归了，拾蕊人稀人渐少，叶底青梅小。”这首词有一些简化字，如“乱”字，和今天一样。
金三彩诗文枕
这件金代山西晋南地区瓷枕在枕而长方形框内书写一首五言绝句：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这是唐代很有名的绝句，它的作者是元和、长庆年间的诗人张祜。他曾有“千首诗轻万户侯”的美誉。《何满子》是唐代的一种曲名，因唐玄宗时一位名叫何满子的歌人临刑哀歌而得名。这首诗是写唐代宫女生活的，宫女远离故乡，被幽禁于官中达二十年之久，一面唱着哀婉的《何满子》曲给皇帝取乐，一面想到自己悲惨的身世，不禁黯然泪下。宫女内心的凄楚，被描写得淋漓尽致。
金三彩枕
华丽、雍容、用笔洒脱而不失法庭，是山西晋西地区金三彩枕给我们的印象。宋代瓷枕具有平和、中庸、清淡的风格。目空一切，呼啸生风的老虎在宋代几乎不列入瓷枕的绘画内容中。这件金代瓷枕则和宋代不同，它构图自然洒脱，用笔自由奔放，老虎以粗矿、凝练的形象进入了装饰艺术中表现出刚劲、质朴的北方风格。
辽三彩枕
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辽代三彩枕。枕面画有珍珠地牡丹花纹，侧面模印兽首及山水人物，施有三彩釉，它是辽代龙泉务窑的产品。龙泉窑窑址位于今天北京西郊门头沟区的龙泉镇，是一处有代表性的北方辽代瓷窑遗址。这件枕的外形极具草原文化特色，和辽代墓葬出土的许多随葬枕形相近。
黑定“长命”枕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继河北邢窑之后又一著名的白瓷窑场，窑址在今天的河北曲阳县。它主要烧造白瓷，也烧造绿釉、褐釉以及黑釉瓷器，这就是文献中所称的“绿定”、“紫定”和“黑定”。
这件瓷枕在灰白色的瓷胎上施以黑褐色釉，枕面用褐彩书“长命”二字，书风受苏轼书体影响。“长命”则寄托了陶瓷工匠们的美好祝愿。
景德镇青白瓷枕
景德镇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窑址，位于今天江西省的景德镇市。它始烧于南朝，自唐至今一直是著名的瓷器产地。因在宋真宗景德年间烧造贡瓷得到赏识，改名为景德镇。景德镇创造了影青瓷。展柜中几件景德镇瓷枕均属这一类瓷器。
所谓影青瓷，又叫青白瓷，主要是指其釉色青中有白，白中泛青。景德镇窑瓷器因为胎质洁白，釉色温润，青白如玉，所以有“类冰似玉”的美称。当时人把景德镇瓷枕直接呼为“玉枕”，词人李清明因而有“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的词句。
这件瓷枕可作为景德镇影青白瓷枕的代表。在枕面线框内印有三个儿童戏球的图案，侧面有一圈龙纹图案。整件器物极具玉的质感。
耀州窑瓷枕
耀州窑是宋代重要的瓷窑之一，窑址以今天陕山铜川的黄堡镇为中心，其地宋时属耀州，所以叫耀州窑耀州窑以烧造青釉瓷而著称于世。在我国南北两大青瓷体系中，耀州窑代表着北方青瓷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广州、广西永福都发现了供外销而仿烧耀州窑青瓷的窑址。
耀州窑产品胎质坚硬，釉色青翠艳丽，装饰富丽堂皇，纹饰简朴、壮美，技法以刻花为主，兼有印花、刻花、镂空、雕塑以及模印等，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画面。这件作圆雕卧狮形的瓷枕是耀州窑晚唐时期的作品。
吉州窑绿釉八角形枕
吉州窑又叫永和窑，窑址位于今江西吉安永和镇的西侧，是宋代江南一处综合性的窑场。它集南北民窑之大成，瓷器品种繁多，纹饰丰富多彩，以白釉下彩绘、黑釉剪纸贴花、洒彩等品种著称。它的釉下彩绘对后来的景德镇青花瓷的产生影响极大。
这件吉州窑瓷枕的珍罕之处在于它的底部有“严家记”的戳印。由于它的发现，使文献记载的吉州窑五大窑户得以补齐。这件瓷枕在枕面划三处蕉叶纹，侧壁印有牡丹纹，四角有竹节形柱，底有“严家记”三字的铭款。明代《格古要论》记载道：“吉州窑，宋时有五窑。”多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永和镇窑址进行调查发掘，先后发现有舒、陈、谢、郭四姓窑户的铭记，这个传世的“严”家枕，正是未见的第五家窑户。
吉州窑诗文枕
这件南宋吉州窑瓷枕将中国艺术中的诗、词、画结合在一起，表现了吉州窑匠工们对艺术表现手法的博采众长。枕的六面绘有花纹，其中枕面和杭底绘诗文三首。其一为东晋顾恺之的五言诗：
春水满川泽，夏云多奇峰。
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
另两首为词，作者是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他的词在两宋时很受欢迎，以致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赞誉。这件瓷枕也说明了这一时期柳永词传播之普遍，以致民间的工匠能够背诵并且书写在瓷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