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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研究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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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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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 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首先应该成为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应该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目标、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以外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学术研究的根本范式。只有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才有可能真正地走向世界，也才能真正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新世纪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不断推进和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实施，国内学术界兴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热潮，出版和发表了大量从不同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论著，召开了许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与此同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设置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并积极展开了一系列的相关建设工作。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但它们还远远不够。就其性质、地位和理论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也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特殊的二级学科，而应该是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本文拟就此作一申论。
一
所谓范式，是指学术共同体中的研究者们自觉认同和共同持有的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范式”这个概念是由科学哲学家库恩最初提出并作出系统阐释的。库恩认为，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成员们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它是学科基质的组成部分和科学研究的本质要素。他说：“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拒斥一个范式而又不同时用另一个范式去取而代之，也就等于拒斥了科学本身。”根据库恩的研究，范式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范式内含着共同体成员共同承诺的信念和共有的价值，它决定着共同体成员的研究方向和理论目标，并由此“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其次，范式也是共同体成员共同拥有和普遍使用的方法论原则或解释框架，它决定着共同体成员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看法。库恩引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范式的改变好比是“倒转乾坤”，这一过程包含着“处理与以前一样的同一堆资料，但通过给它们一个不同的框架，使它们处于一个新的相互关系系统中了”。因此，“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再次，范式还是共同体成员共同认可和一致采用的评价标准，它“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决定着科学研究的问题和成果的意义。“范式变化时，通常决定问题和解答的正当性的标准，也会发生重大改变。”总之，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而在范式的作用下，共同体成员必然会形成一种连贯的学术传统。虽然库恩对范式概念的阐释是结合自然科学及发展的历史实际来进行的，但他所说的那种对学术探索活动起重要规范作用的范式，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是普遍存在和广泛起作用的。在哲学、史学、文学及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上，历来都存在着不同的学术流派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学术传统，不同的学术流派都各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式，而学术流派的兴衰更迭则意味着研究范式的更新和转换。因此，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否也遵循一定的范式，而在于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范式。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即既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审视、反思和改铸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当前现实，从中提升出具有时代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创造性的回答，既指导中国的当前实践，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由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会有不同的任务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形态即毛泽东思想，开创了中国的革命文化传统，成功地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并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当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空前繁荣和不断发展，成功地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并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具有如是规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应有范式。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应该成为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与此相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三个方面。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首先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在内的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应该说，至少从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起，中国学术界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研究。然而，在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作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等等相并列的一个研究领域，有时甚至只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阶段或环节而受到少数研究者的重视，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至多也只是被理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按照这种观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研究是可以游离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外的。甚至是完全无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往往只有某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人才会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几乎从未关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虽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并对之进行深入研究是绝对必要的，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从上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展开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基本层面：一是理论层面，它的标志性成果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实践层面，它的标志性成果是成功找到了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其中，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就是说，从其本来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目标。要实现这个根本目标，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必须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自己的范式。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其他领域就会因其自视为可以游离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外、甚至完全无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出现目标迷失现象。近些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的“文本崇拜”和“洋教条迷信”，就是这种目标迷失现象的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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