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干部作风问题突出，往往与经济发展落后、社会矛盾频生、群众生活困难、干群关系紧张，呈正相关甚至为因果关系。

地处苏北的睢宁，对此或有切肤之痛，感受尤为深刻。也因此，睢宁才痛下决心，掀起这一场“严管干部”的风暴。

然而，连主导者最初也或未曾意料的是，这场由表及里的整治，开始或多或少地触及治权这个核心问题，进而开始破题。因而，不论睢宁的整治能走多远、多顺，这种先行先试的改革意味，便具有了标本意义，令人瞩目与期待。

“群众不满、干部有怨”，就必须整治干部作风，而治风关键又在治官，治官根本则在治权。睢宁正是如此“顺藤摸瓜”，在三个层面上搞得风生水起，甚至立竿见影。

治风者，一禁一倡。午间饮酒、警车开道、迎来送往、出席庆典、题词题字、开特权车，针对这些突出的干部作风问题出“六条禁令”。一倡者，“工作需要，随叫随到”，推行干部“拉练工作法”。

治官者，令必行，责必问。有令不行，令同虚设，部署难落实；有责不问，责有旁贷，工作推不开。制度一执行起来，效果就很明显，18名干部栽倒“禁酒令”下，50多名干部被免职。

应当看到，如此治风、治官并不新鲜，睢宁之所以引人关注，就在于是真治，动真格。难得有此一真，其干部作风便见好转，干部日子终于“不好过”了。

相比较而言，治权就难得多了。睢宁的探索在于，尝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800人旁听县委常委会，选干部下放初始提名权，进而推行“党务公开”：公开禁令、公开决策、公开考核、公开用人、公开问责、公开承诺。而所谓的阳光，即是社会的监督，即是群众的眼睛，即是科学与民意。

权力一在阳光下运行，就产生了魅力和效力。在会议现场直接根据投票结果免去干部，参会者事先却并不知道，这的确比较“刺激”，也令群众始信了民意的分量。“每项内容都是阳光操作、阳光决议，就连放在舞台上的投票箱都是透明的。”媒体如此评价表明“阳光”受到崇尚，是共同的价值追求。

尽管这种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还只是初步的、浅层次的，却已经展示了令人憧憬的良好状态：为官者的权力不敢用来谋私利，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但是，也正是其所展示的魅力、效力与远景，必然会让既得利益者害怕，害怕权力遭遇束缚，害怕对权力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因而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阻力也在所难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其权力在阳光下能运行多久不无疑问，观望睢宁在治权上能否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尽管睢宁已经以其取得的不俗的整治业绩引起高层关注，进而被中纪委、中组部确定为“全国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试点县”。

然而，治权作为人民意愿与时代要求，迟早要被提到日程上来。诸如权力的减削、规范、制约、监督等等，皆是治权的内容。党的十七大即已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即是从制约层面上对治权提出的制度要求。

睢宁已经在治风与治官层面上收到效果，其整治的最初压力与动力已得到积极回应，而治权的压力与动力则不足，进一步治权还会面临更大的困难、风险和挑战。

但是，是否坚定走下去，决定了整治主导者只是为了谋求为官一任的好政绩，还是为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而担当起改革者的使命。前者只会被媒体记住，后者则会被历史记住。

1945年英国大选揭晓，丘吉尔面对连任落选的结果，半晌无语之后说了一句：“英国人民成熟了。他们学会了选择，他们不需要一个英雄领导他们重建家园。”后来，斯大林遇到丘吉尔，笑话他说：“丘吉尔，你打赢了仗，人民却罢免了你。你看我，谁敢罢免我！”丘吉尔却不以为然地回应：“我领导并赢得战争，就是为了保卫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利！”

历史记住了这两个人，却有着不同的评价。

（作者系人民日报评论员）

《大地》 (2009-05-16 第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