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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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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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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史册，我们发现，无论是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还是在田间地头的劳动中；无论是在艰难险阻的搏击中，还是在默默奉献的人群里，总是能够看到各条战线上共产党员的身影，他们平凡而伟岸。在浙江这片生机勃勃、奇迹不断涌现的土地上，共产党人折射着这个时代最闪亮的光芒。
这是一片孕育了无数奇迹的热土。善于在经济领域创造奇迹的浙江人，在党建领域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1988年12月，经上级批准，椒江区（原椒江市）率先在全国开展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
——2002年7月18日,杭州市下城区王马社区的18位共产党员组建了全国首个楼道党支部；
——2005年6月开始，我省投入资金14.3亿元，用一年半时间，在全国率先全面解决村级组织活动场所问题；
——2006年7月，省委组织部在全国率先出台《浙江省市、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试行）》。
……
干部与百姓有多近，老百姓对干部就有多亲——
党员领导干部：把“先锋”写在老百姓心坎上
“前几天我和省委书记‘聊天’啦”、“你和省长‘互动’过了吗”……这是年末我省广大网民中颇为流行的“问候语”。连日来，多位省领导陆续走上网络，和网友“面对面”聊天。仅11月28日省委书记赵洪祝通过人民网和浙江在线网站与网民互动交流的短短一个半小时，两家网站的网页访问量就达1158万人次，同时在线人数达220万，留言3100余条。成千上万的网友直言不讳，省领导也敞开胸襟侃侃而谈，家事国事天下事，网络让沟通真正实现“零距离”。
走南闯北的外省人到了浙江，和浙江的领导干部打交道之后，总会竖起大拇指情不自禁地赞叹一句：“浙江的领导干部就是不一样！”
负责、干练、务实，有闯劲，有干劲，有激情——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打造出一支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的能力不断提高。每一次敢为人先的改革，每一次勇立潮头的突破，每一项重大决策的出台，每一串闪亮数据的展现，都凝聚着各级领导干部的智慧和勇气。
“思想政治建设是管方向、管根本、管长远的建设，是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和灵魂。”近年来，我省每年突出一个主题，探索出一条突出实践特色的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新路。
2007年春节一过，百名县、市委书记，先后背起行囊，走向田间地头，用一周左右的时间下乡蹲点，在餐桌上与村民边吃饭边拉家常，到田间地头跟村民聊天，甚至帮助困难农民耕种……听着农民说，帮着农民干，给了百姓一份久违的惊喜和感动。2008年，“蹲点调研谋发展”的行动行列中，又有百余名省级机关的厅局长卷起铺盖住进农家，并带动更多领导干部“潜”入基层。
领导干部刚进村时，不少群众眼光中有疑虑，是不是作秀？事实作出了回答。
今年4月初，省交通厅主要负责人率领调研组，赴建德市乾潭镇幸福村蹲点调研。“平时检查工作匆匆忙忙，这次要先亲身体验一下农民等车、坐车的感受，同时从一线交通从业人员和群众中了解一些情况。”路上，调研组得知农村客运班车相关优惠政策已经落实到位，给出行带来了便利，但是直接到幸福村的车还没有，要继续步行两公里才能到村里。如何解决农村客运“最后一公里”问题？两个多月后，一辆车头戴着大红花的崭新中巴车欢快地鸣响喇叭开进幸福村，村民们欢呼雀跃。幸福村班车的正式开通，拉开了“幸福村车通百村”的序幕——今年全省交通部门将为上百个村庄解决客运班车通达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干部与老百姓有多近，老百姓对干部就有多亲”。在基层蹲点，领导干部们收获了很多，同时也给基层带来了“福音”。仅2007年在市、县领导班子中开展的“树新形象、创新业绩”主题实践活动中，各级干部深入基层转变作风办实事，各地有效破解难题1.4万多个。
农村的党员干部同样有着非凡的胆识和远见——
农村基层干部：把“先锋”写在希望的田野上
有人说，浙江人多地少，农民人均收入之所以能够连续20多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拥有一支“靠得牢”的“带头人”队伍，这话一点不假。让我们说一说一个叫“花园村”的浙江村庄。
时光回溯30年。1979年11月，一个叫邵钦祥的年轻人当选为花园村的生产大队长。那时的花园村“村名花园不长花，草棚泥房穷人家”，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87元，穷得连煤油灯都用不起，183户人家居住在11个小山头上。
党员干部就要干出个样子来！1981年，邵钦祥和二哥自筹资金9000元，办起了花园村第一家工厂——花园服装厂。由于没有销售渠道，服装厂一度濒临关门，村里人都劝邵钦祥歇手，但他却咬牙坚持着。当年，为了在春节前回笼资金，邵钦祥带领大家分几路出去推销，“为了省钱，我们晚上坐车、白天跑商店，20多天就转了中国一圈，抱着‘不卖掉衣服就不回家过年’的决心，豁出命地跑。”邵钦祥永远忘不了那年年三十晚上，“等到最后一批人马带着钱回村，已是正月初一凌晨一点了。”
苦心人，天不负。当年服装厂就实现产值5万多元，获利7000元。于是，村里人开始认定了这个“能人”，都愿意跟他干，日子越过越红火。
1993年，浙江花园集团公司成立，花园村从此走上了以工富农、以工强村、以工兴村之路。2004年，周边9个行政村合并进来，组建成新的花园村，人口增加近10倍，合并前原花园村人均收入35200元，合并后村民年人均收入仍有16520元，2007年人均收入达22100元，谱写了一段“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的佳话。
“党员在村里干事，就要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大道理再多，老百姓还是要看有没有奔头、尝不尝得到甜头，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如今，已经是东阳市花园村党委书记、花园集团董事长的邵钦祥自豪地说。
浙江的老百姓最讲实惠。党员不党员，干出样子才算数。如同敢为天下先的浙商一样，浙江农村的党员干部也有着非凡的胆识和远见。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在今天看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句话。但是早在20年前，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就爱说这句话。当时乡亲们有些不太明白：“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让钱袋子鼓起来，用不着想那么远吧。”可是傅企平不这么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一位日本客商经人介绍找到傅企平，想在滕头村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兴办一家小型造纸厂，滕头村每年可获得净收入100多万元，这对于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滕头村是多么大的诱惑，但是傅企平最终拒绝了这个项目。对此很多村民想不通，傅企平又请来环保局的专家进行宣讲，并播放有关介绍环保知识的电视纪录片，使村民豁然开朗。至今滕头村已累计否决了约50项经济效益可观但环保要求不达标的项目，捧回了“全球生态500佳”、“世界十佳和谐乡村”等一大串让人艳羡的头衔。
在浙江3万多个村庄，有太多的“邵钦祥”和“傅企平”。掰着指头数一数：唐利民、钱建康、郑九万、许茂盛、李庆庭……他们在希望的田野上，带领着乡亲们，默默地用汗水甚至生命谱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用一份几十年如一日的执著，换来几千年的梦想终于成真。
企业不断累积的财富背后，是一个个“红色”故事——
企业党员：把“先锋”写在创业故事中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有一家国有企业的当家人很引人注意——富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赵林中。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厂变成浙江省百强企业，国有资产由300万元增加到15亿元，先后兼并、救活多家亏损企业，在民营企业林立的浙江高高擎起国有企业的旗帜，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恪守“以职工为本、为职工尽孝”，1万余名员工无一推向社会，职工的情感、智慧充分涌流，这是一种怎样的责任；企业亿万资产，个人只拿有限年薪，没有专车，布衣素面，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20多年来，赵林中一直践行着他的那句话：“不管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永远不能变。”
赵林中迄今对第一次接受党组织的重托记忆犹新：“诸暨针织厂资不抵债，组织上决定调你去任党支部书记兼厂长，你一定要救活这个企业！”这是1986年7月，33岁的赵林中，时任县委办公室秘书。当时，这家1983年由县工业局投资10万元创办的国有小厂，处于亏损状态。
短短10年间，他把一家濒临倒闭的国有小企业发展成拥有全国纺织行业首家上市公司、1万余名职工的国有中型企业富润控股集团。
不仅如此。从1992年6月到2003年8月，他7次兼并、救活了全市21家国有亏损企业和1家外地国有企业。兼并毛纺厂时，光是处理企业职工写来的1600多封信，他就花去整整3天。他一次次从市领导手中接过“烫手山芋”，就是因为心中的信念，共产党人能够搞活国有企业。企业越兴旺，他的这个信念越坚定。
以民营经济名扬天下的浙江，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同样搞得红红火火。企业不断累积的财富背后，是一个个“红色”的故事。
在我省民营企业中，浙江振中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有着独特的地位。20多年来，这家企业从家庭作坊迅速成长为行业“老大”，凭什么？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曹光夏不假思索地说：“党支部是企业的主心骨，总能在企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把好方向掌好舵。”全省第一个非公企业党支部就诞生在这家企业。现在，每逢公司作重大决策时，党支部都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和研究。
在我省，非公企业发展到哪里，党的组织就覆盖到哪里，党的工作就延伸到哪里。截至2007年6月底，我省24080家从业人员在50名以上、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和从业人员在100名以上的规模企业，已建党组织的达23986家，占99.6%，基本实现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全覆盖的目标。
在非公企业里，党委往往是生产经营的好参谋，能提出很多好点子，直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一条建议一年产生1亿多元效益，这个发生在正泰集团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佐证。正泰集团原先与1000多家企业建立了从弹簧到成套设备外壳等零配件的对外协作生产关系，每年的采购额近20亿元，然而，从家族企业成长起来的正泰集团免不了“千丝万缕”的关系。2002年，集团党委在调研中发现，集团少数生产公司在确定外协企业时存在不公正现象，于是在正泰集团第二次党代会上提出，希望董事会引入政府采购机制，实行原材料采购招投标制度。
党委这一建议使企业多年积弊迎刃而解，不仅使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在一年内产生直接经济效益1.06亿元，而且杜绝了不正之风，促进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无论我们在什么岗位，都用同样的信念和坚持演绎着“共产党员”这个名字的内涵——
普通党员：把“先锋”写在一言一行里
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奇迹是每一个浙江人创造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是每一名党员用一言一行刻画出来的。
是你，是我，是他。我们身边有着太多这样的党员，平凡得像一块石头、一根草。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没有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有的是踏踏实实的埋头苦干、默默无闻的真诚奉献。
在丽水市殡仪馆，有一位叫李涛的党员，以一名共产党员特有的风骨，以良好的敬业风尚和职业道德，坚守在“人生终点站”20多年，把人们最不愿做的事做成了群众最满意的事。由于常年的操心和劳累，年仅40多岁的他已是一头花白头发。1980年11月，初中刚毕业的李涛被招工进了殡仪馆，成了一名收殓工。面对充溢着令人窒息的福尔马林刺鼻的味道，接触的是冰冷的遗体，听到的是悲哀的恸哭，以及各种冷嘲热讽和世俗偏见，李涛也曾有过换工种“打退堂鼓”的念头。但是，每当他想到“这些事总要有人干”时，他心里释然了。而这一干，就是20多年，并且从无怨言。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是余姚市马渚镇姚家村党员志愿者张伟民常说的一句话。58岁的老张前些年加入了镇党委组织的党员志愿者队伍，参加活动多了，总想为村里乡亲们做点什么。老伴告诉他，有外地民工要租用他家空余的平房，每月能有1000多元的收入。这提议他没同意，反而给他提了个醒：何不把这空房子整修一下做村里的老人活动室？于是，他自掏腰包数万元把自家的6间房子粉刷一新，购置活动器具和订阅书报等，义务开起了名为“民乐文苑”的老年活动室。如今，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把这里当成了“快乐室”。
这些年来，党员志愿者开始活跃在我省的城镇和乡村。目前，仅宁波市城乡就有党员志愿者10万余名，各类党员志愿者队伍400多支。
维权调解找“颜玲花工作室”，艺术指导找“丽萍艺术指导工作室”……前不久，宁波市江北区文教街道首批以党员名字命名的11个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宁波首批社区党员志愿者工作室。11个工作室分布在7个社区，提供的服务涉及调解、助老、心理咨询、婚育指导等各方面。
“夏医生就是我们社区的居民，随时可以找到他。”双东坊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王美芳说。“夏医生医疗保健服务工作室”由62岁的退休医生夏忠良领队，3名退休医护人员参加。服务队成立后，居民可以量血压，进行体检、健康咨询等。夏忠良打算为自己的邻居都制作一本健康册，随时记录，从而对大家的健康状况心中有数。
平时要看得出来，关键时刻要站出来，危难时刻要豁出来。5月12日，震惊全世界的汶川大地震的废墟上，挺起了共产党人的脊梁。
大灾面前，我省各级党组织成为一座座坚强的战斗堡垒；危难时刻，广大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无论在四川灾区抗灾第一线，还是在大后方赶制救灾物资、为灾区捐款、交纳“特殊党费”的现场，都活跃着共产党员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身影，他们与共和国共克时艰，他们与灾区人民心贴着心。
“前方战场”上，在与时间赛跑的战斗中，我省广大党员不怕疲劳，不怕牺牲，不分昼夜奋战在第一线，用忠诚让党旗在废墟上高高飘扬；在“后方”，每一个忘我工作的岗位上，每一份饱含深情的“特殊党费”中，都凝聚着党员们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之心。
祁友富，绍兴县一名有着35年党龄的老党员，汶川特大地震的第二天，他就自愿向党组织交纳10万元“特殊党费”。紧接着，一名又一名党员走过来，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每一份“特殊党费”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份“特殊党费”背后都跳动着一颗滚烫的心，凝结着党员们心中那绿叶对根的忠诚。5月20日一早，平湖市新仓镇战斗村老党员徐小弟就来到村里，并拿出早已准备好的100元钱，向党组织交纳“特殊党费”。今年已经56岁的徐小弟，是一名有着近30年党龄的老党员，一直靠种地维持生计。几年前，妻子不幸患了血癌，为了治病，徐小弟变卖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还借了一大笔钱，可是花去医疗费10多万元也没能够挽回妻子的生命。村党总支考虑到他的经济条件比较困难，让他不要交“特殊党费”，但是徐小弟坚定地说：“我只要还有口饭吃，就要交这个‘特殊党费’。” 289万名党员，从茫茫人海中走来，用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对人民群众的无限真情，在浙江这片土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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