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半小时》栏目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邀请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亲历者、也是推动者，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吴敬琏先生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败与得失，并且展望中国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三方面
吴敬琏：第一个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不过这只能说是改革的启动。第二个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90年代我们全面的改革之所以能够跨一大步，跟1993年的改革有直接的关系。第三个就是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的建立基本经济制度。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在世纪之交就发展起来了，这与1997年以后建立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直接有关。
厉以宁：第一个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时条件下它要通过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促进生产，打破从前人民公社下大一统农业的情况。安徽凤阳小岗村我去看过，在展览室里还陈列着当初十八户农民印了手印签的协议。协议上有一句话，如果谁被抓了，其他各家有义务把他们家的孩子抚养成人。所以当时农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但是它就这样推广了。第二个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由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中国有了证券市场。尽管在当时还很不完善，但是毕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证券市场开辟了道路。所以今天我们回顾当初，尽管股份制受到过各种责难，但中国的股份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终于取得了成就。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民营经济的兴起在当初也是冒着各种责难发展起来的，一直到民营企业不断成长以后，大家才感到民营企业的确至关重要。民营企业帮助解决了就业问题，7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岗位在民营企业中；很多城市的税收是民营企业提供的；我们国家的出口贸易中民营企业占据了一定份额。
改革开放三十年遗憾的三个问题
厉以宁：第一个是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农业承包制还在承认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推进。因为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大的触动，所以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城市化速度比较慢，还产生了一些权利不平等，如农民工这样的问题。第二个是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就是行业垄断还没有消除。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这种行业垄断，特别是跟行政垄断难分的这种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改革。第三个是社会保障制度。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财政困难或者其他原因），因此推行得极慢，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要关注民生问题，这个要下一步再改。
吴敬琏：第一个是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太迟缓了。这是1993年中共中央作出的决定，而且据我所知，有一些部门很积极，但是碰到了很多阻碍。其中原因我看还不是什么财政困难，而是部门从自己的工作方便、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利益着眼太多，所以愿意保持旧体制，以致它迟迟不能实现。第二个是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比如说土地地权问题，像我的提法就是把田面权还给农民，在江南地区有田底权、田面权，所谓田面权就是永久的使用权，这是我们经济学上说的跟级差地租相联系的那个产权。这个问题还得解决，不解决我们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第三个是法制建设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自主决策，是自由交易。如果是一个行政的或者其他的权力在那里支配，就不叫市场经济。1997年，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前这方面的改革进展太缓慢。
三个层面展望中国改革的未来
厉以宁：从国家层面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我认为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对人民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企业来讲，应该尽自己更大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企业要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因为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我们才能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从另一方面讲，企业应该更多地帮助社区、帮助贫困地区及周围的穷人。对个人来说，我认为应该加强信用教育、信用建设。因为如果一个社会处在信任危机中，这个社会就没有发展前途。
吴敬琏：从国家层面来说，我认为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托付，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退出来。这里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该做的事要赶快退出来，不要为了自己那一点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权利等来妨碍整个大局；另一方面就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必须管好，比如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法制环境的建立等，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对企业来说，应该站在整个民族，甚至站在整个企业家群体的立场上去改变这个（市场）环境，也就是说支持改革、推动改革。对个人来说，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要尽自己的本份，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当然也要关心整个社会，这样整个社会才会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