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起义，得到湖南人民的热烈响应，尤其是太平军进攻长沙之时，全省的反清斗争如火如荼，靠近省城的宁乡和浏阳均发生了响应太平军的起义，尤以浏阳周国虞的“征义堂”起义势力最强，规模最大。

　　 周国虞是浏阳县古港乡高游村人，其先祖是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贴身侍卫周天赐。明朝灭亡后，周天赐隐居湖南浏阳，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其后代子孙格遵祖训，不忘反清复明大业。周国虞及其弟国材、国贤从小读书习武，广交四方友朋，图谋大事。

　　一次偶然机会，周国虞结识了天地会首领罗大纲。罗大纲带着周氏兄弟拜见了天地会大头领洪大全。于是，周氏兄弟参加了天地会，周国虞并成了天地会在浏阳的首领。

　　周国虞回到浏阳后，于1834年（道光十四年）以赛社的形式，酬钱会饮，创设了天地会在浏阳的组织机构——征义堂。征义堂明里布仁施义，广结良缘，暗里发展会众，鼓吹反清复明。贫苦百姓纷纷参加，会众很快发展到数千人。

　　19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战争与灾荒不断，天灾与人祸齐来，各地会党活动频繁。地方当局为防止和镇压会党与不满群众的反抗，举办团练。1842年，周国虞利用湖北钟人杰起义军攻入邻县平江之机，以“保卫身家”、“防寇”为名，与邓万发、曾世珍等人一起，创办团练，联络村民，制造器械，使征义堂成为一个合法的武装组织。

　　征义堂取得合法的地位后，势力日渐强大。在地主劣绅与贫民的纠纷和冲突中，征义堂对贫民严加保护，渐至发生械斗，“藐不畏法”，遭到地主劣绅的强烈嫉恨，官府也对征义堂起了疑心。于是，征义堂被勒令解散，兵器也被收缴，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道光末年，征义堂又开始恢复活动。太平军向湖南的进军，给周国虞以公开复兴征义堂的最佳契机。他利用清政府加紧团练的政策，使征义堂的人数迅速发展到2万余人，成为浏阳县最强大的民间武装。

　　征义堂再次兴起后，即与进攻湖南的太平军取得了联系。太平军石马铺之役的胜利，与周国虞提供的情报有很大关系。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对征义堂也很重视，曾派密使到浏阳会见周国虞，策动征义堂助攻长沙。但太平军密使及周国虞给太平军的密函均被浏阳康生王应苹所部乡勇获得。周国虞见事机泄露，于是先发制人，派人前往狮山书院，将王应苹击毙，救出密使，并封存当地粮仓，强迫地主劣绅出钱添制武器，准备起义。

　　对征义堂的活动，湖南官绅早就有了戒心，但因浏阳乡团尚未编齐，而长沙又处于危急之中，不敢贸然镇压。王应英事件发生后，当局开始了对征义堂的围捕。周国虞便带领征义堂会众奋起反击，袭击东门达济团，但未能得手，前队60余人全部遇难，峰田、大坳等村准备呼应的人也相继被杀。周国虞退至古港、穴山坪、宝盖洞一带，扼险自守。

　　征义堂与地主团练的斗争，不仅惊动了湖南省最高当局，甚至惊动了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连下两道谕旨，命湖南巡抚密查速办。这时，太平军已撤出湖南，巴陵曼仲武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张亮基接旨后，命令江忠源以搜捕曼仲武余党为名，率楚勇开赴浏阳。 1853年1月22日，江忠源率楚勇进驻浏阳县城东冯家山，布置就绪后，贴出告示，首先对征义堂实行分化瓦解。

　　周国虞得到消息，立即缝制白旗，大书“官逼民反”，并以周国伟为军师，马连为总头目。朱联石等为18分堂头目，正式举行起义。1月26日，起义军3000余人分为3路，主动出击，直捣清营，杀死不少清兵。但起义会众多为当地农民，战阵不精，小胜后转至大败。征义堂退守古港，分6队扼守三平洞、山口等处。江忠源乘势进行政治攻势，颁发所谓良民兔死牌，分化瓦解起义军，使起义军散去不少。张亮基又派总兵经文捞防堵芦洞十八盘险要，浏阳、平江团勇数干亦协同防堵各处要隘，周国虞起义军陷入重围之中。1月31日，江忠源进占古港，曾世珍、邓万发等率部反击不利，至2月7日，损失殆尽，起义失败。征义堂战士700余人战死，670余人被俘。周国虞逃往汉阳鸥鹅洲，后被清兵杀害。

　　 浏阳征义堂10余年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她所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劣绅势力，保护了贫苦农民的利益，在近代长沙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