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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五、六十年代地方志的编修始末及特色成果
时间：2009-0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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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编纂地方志历史悠久，历朝历代，康续不断。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仅现今存留的1949年以前修成的志书就几近万种，十余万卷之多，卷帙之夥，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强。这是我们祖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十分关心和重视修志工作。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就明确规定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把搜集和研究地方志作为了解中国特色国情和特色地情的重要途径之一提出来。全国解放以后，百业待举、百废待兴，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曾亲自关心修志事业。尤其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成立了以曾三同志为组长的中国地方志小组，负责推动全国的修志工作。5O年代后期至6O年代初，全国兴起了第一次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高潮，编写出了不少志书初稿。十年浩劫，不仅令此项工作中断，也令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飘零散佚，致令今日欲探究其始末，已属难能。
本文拟从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着手，分别介绍其时修志工作的开展和成果
一、五、六十年代中国地方志小组的组建始末及其主要活动和成就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山东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王祝晨建议“早早动手编修地方志”。1956年6月，一届三次人大会议期间，王祝晨再次建议编修地方志。同月29日，《人民日报》第7版刊载王祝晨《早早动手编修地方志》一文。是年，金毓黼《普修新方志的拟议》一文在《新建设》第5期发表。1957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中，提出了编写新的地方志的任务，并将其列为12个重点项目之一，“要求全国各县、市（包括少数民族地区）能够迅速编写出新编地方志”。这项工作准备先从有条件的县市着手，逐步推广，计划到1967年以前编出全国大部分县市的新地方志。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国家档案局共同组成地方志小组。（曾三同志1980年12月1日在中国档案学会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回忆：1958年，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地方志小组；1958年下半年，科委的社会科学部分即并入中国科学院，地方志小组也转到中国科学院。）
1957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顾颉刚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的《继续编纂地方志》的联合发言。其中，提出8条实行纲要作为具体建议，认为：地方志“以地区为中心，丰富地保存了各种乡土资料，做多种多样的记载，掌握了那一地区的民族、历史、经济、文化各事实，不但供国家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参考，而且足以激发人民爱国爱乡的精神”。5月，湖北省罗田县人民政府重修近代著名方志学者王葆心墓，湖北省文史馆撰文立碑。时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笔题词：“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 7月，在一届四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山东代表王祝晨作了《进一步开展地方志工作》的发言，并提出几项具体建议。这些都大大地推进了创编新志的工作。
1958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在此期间，他专门调阅《四川通志》、《华阳国志》等一批志书，并选辑其中部分内容，转发给到会的领导同志，提倡利用方志，提高领导水平。他倡议：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4月2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招待6O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说：“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很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衰亡的。”8月9日，周总理指示：“要系统整理县志，把关于各地地方志中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资料整理出来，做到古为今用。”10月20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起草了《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发到各地征求意见。该《意见》对新方志的体例、记述的重点、应遵循的原则、方法及种类等问题都作了规定：
“方志是我国一项独有的文化遗产，记载的范围很广，历代续有修纂。过去的方志虽然已保存了不少的自然现象的资料和劳动人民在生产中所取得的经验，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和旧的统治阶级的控制，对于人民历史的真实情况的反映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在运用旧的方志体例的时候，必须批判地加以革新。
“新修方志主要是为了反映我国各地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向自然作斗争的实际情况。特别着重解放以后人民大众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的新成就。借以系统地整理和保存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达到教育干部和群众的目的。
“新志应贯彻执行厚今薄古的原则。内容上可以革命斗争史、经济建设发展情况以及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模范人物作为重点。在断限上，革命斗争史与人物二项，可以近代史为范围；经济一项可以现代史为范围。
“编修新志的方法，应当是广泛地搜集原始资料，进行实地调查访问。事实必须确凿，文字力求通俗，尽可能地采用图片、图表和插图，使内容鲜明生动。
“方志可分省、市、县、社四种。在编纂时间上，孰先孰后，或者同时进行；在编纂内容上，或繁或简，或着重写几个部分，或根据具体情况，增加一定项目；甚至另创新的编纂方法，均不必强求一律。各省市可根据具体条件和可能组织起来的力量（高等学校历史系与地理系、政府机关干部、中学教员、文化馆、博物馆、档案馆、科学研究机关、科普分会），自行决定。但希望每个县、市都有新修的志书。修志的组织应在各省、市、县常委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编纂新方志的过程就是各种史料和实物搜集整理的过程。各地应当指定一定的机构（如档案馆、博物馆）对已搜集的史料和实物加以保存，并且应当考虑把修订方志形成一个制度。”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新修方志编纂原则的第一个纲领性意见，它对50年代新编方
志工作的顺利开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9年，为庆祝国庆十周年，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编写建国十年的历史，作为国庆十周年纪念的一个重要科研项目。当时，我在天津主持这项工作，曾经组织过工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单位，参加编史的专职和兼职人员约三百人以上。据当时的同志事后告诉我，收集编纂起来的资料将近一千万字。但是，这一工作不幸半途而废。据我了解，华北的几个省市也大同小异，基本上从六二年以后相继陷于停顿。全国的情况我不了解，可能也有类似情形：一轰而起，一轰而散，虽动员了不少人力，结果收效甚微。]（梁寒冰1980年10月25日《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筹备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年第一期）
1959年，中国地方志小组成立，曾三同志任组长，周总理委托曾三同志主持全国的修志工作，并且要国家档案局抓一抓。后来中国科学院裴丽生同志把地方志小组的工作转给了档案局。1959年6月，国家档案局召开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议。周总理接见到会代表时，向曾三同志询问地方志编纂情况，并说：“对新旧地方志，你们都要把它收集起来。”当时的内务部长谢觉哉同志到会致词说：“我在档案工作成果展览会上，看到全国各地不少省、市、县编写有地方志，我感到很了不起。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各级党政机关都有个方志该多好！多年的夙愿今天实现了。”他多次表示，希望国家档案局能把编修地方志的工作抓起来。同年夏，董必武同志在湖北省谈地方志，他强调各县要修县志。正是在他们的关怀和国家地方志小组的推动下，各地的修志工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据国家档案局的统计，到1960年，全国已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0多个县开展了修志工作，其中有250多个县编写出了初稿。在这一活动中，从中央到地方的档案部门都积极参与，如安徽省就有29个县档案馆担负了县志的编写工作。1961年，国家档案局曾向全国推广了江西省《奉新县志》的篇目。地方各级档案部门，或积极收集和提供资料为修志服务，或直接参加修志工作。
随着地方志编修工作的开展，出现了许多需要研究解决的新问题，同时，这项工作也需要加强领导。为了加强对各地修志工作的指导，1961年3月，曾三同志主持下的地方志小组专门制订了《关于新修方志提纲》（草案），并向全国发布。这个《提纲》提出，新编地方志书除了前言、概况之外，其主要部分应当包括政治斗争（革命斗争）、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政法工作、民情风俗习惯、宗教、名胜古迹、人物等八个门类。1962年2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王重民《中国的地方志》一文，认为中国地方志的发展分为“区域志——地记——图经——地方志”四个阶段。他提出了自己对新编地方志工作的一些意见。与此同时，国家档案局曾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过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的问题。1962年9月22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党组向中央宣传部写了《关于地方志小组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为了便于运用省、县档案工作机构，以利新修方志工作的开展，我们建议：地方志小组仍可保留，但其领导关系，则由科学院改为由国家档案局直接领导。” 1962年10月 30日，中央宣传部“同意地方志小组改为归档案局领导，该组今后工作方针及小组人选请国家档案局提出并报经主管部门（国务院）批准。取消原小组”。并指出：“各地新修方志的工作，恐怕也有不少问题，很需要管一管。此事请档案局一并加以考虑。”后来，国家档案局又报告中央宣传部，提出：地方志小组仍应为中国科学院地方志小组，由哲学社会科学部直接领导；有关该组今后工作方针等问题，也以由学部党组报请中宣部批准为宜；小组的具体工作可以由国家档案局实际负责（办公室设在国家档案局）。并提出要曾三同志来担任地方志小组的组长。其后，根据这个精神，调整了中国科学院地方志小组，成员由曾三和姜君辰、吴暗、齐燕铭、王冶秋、侯仁之、李秉枢、严中平、刘大年、林涧青、郝化村、裴桐、施宣岑、程桂芬等同志组成。这个小组后来开过会议。接着，1963年7月23日，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国家档案局共同向中央宣传部呈送了《关于编修地方志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请示报告，针对新编地方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建立审阅制度，控制出版发行；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修志活动；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各级档案馆的作用。这个《意见》由中宣部于同年8月16日转发到全国各地领导修志的宣传部门。当时，地方志小组还打算对全国地方志的编修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和总结这方面的问题和经验。
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地方志的编修工作同样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破坏，被强加上“为老家伙树碑立传”、“歪曲篡改历史”、“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等种种罪名。许多同志因为领导或参加了编修地方志的工作，而横遭打击和迫害。地方志的编修工作不仅处于停顿状态，而且成为一个禁区，以致到了80年代初，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提起编修地方志来还心有余悸。
我们的党和国家当时之所以那样重视旧方志的收集和新方志的编修，是因为旧方志中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人物、矿产资源、天文气象等方面的资料，对我们的建设事业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地方志也是研究历史的宝贵史料。编修新方志，则是为了记载地方的历史和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建设的现状，有资治、存史、教育之功效。正因为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不论在旧方志的收集、整理方面，还是在新方志的编修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下面简要列举一些当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修志成果。
1951年，华国出版社影印出版《四部要籍序跋大全》，其中收录方志序跋159篇。1954年，地质学家章演存（鸣钊）利用志书资料编著的《古矿录》由地质出版社出版。1956年至195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从全国80O0多部地方志中，搜集摘抄3600万字的资料，编成《方志综合资料》、《地方志分类资料》和《地方志物产》。1956年，在彭真同志的亲自指导下，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负责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开始，计划4～7年内完成。通过这次调查研究，整理出191种资料，1400多万字；整理完毕尚未付印的调查资料154种，1500多万字；整理付印的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32种，750多万字；编写并印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简史简志合编初稿57部。1958年，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其中著录各种方志294种。1960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线装本）。1962年8月，张国淦编著的《中国古方志考》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该书共著录秦汉至元代地方志书2271种。1963年7月，朱士嘉编撰的《宋元方志传记索引》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65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四库全书总目》，书中的地理类辑录历代志书500余部。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研究者还从旧志中汇辑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编成文集，为生产和科研提供了便利条件。如：中央地质部在北京图书馆协助下，查阅大量方志，编成《祖国两千年铁矿开采和锻冶》、《中国古今铜矿录》。有的地方还根据地方志实行“文献报矿”，或依照地方志提供的线索进行地质勘探。中央气象局根据地方志汇辑了《五百年来我国旱、水、涝史料》。中国科学院天文台编辑的《中国天文气象总表》，也是从地方志中汇辑来的。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修志活动及成果概述
五、六十年代，有些地方曾一度把编修地方志的工作提上日程，湖北、湖南、四川、甘肃、青海等省先后成立了编纂地方志的专门机构。其中，最早成立修志机构的省份是湖北省。1956年3月，湖北省以省文史资料研究馆为主体，成立省方志纂修委员会，主编各县简志。至1959年初，该省方志纂修委员会撰成5个县的简志，其中4种正式出版，l种内部印行。湖南省的修志机构设置也比较早。1957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作出编修《湖南省志》的决定，1958年6月成立了省志编纂委员会。自从1956年原科学规划委员会《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中提出编写地方志的任务以后，1958、1959两年，各地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已经编写出新的地方志，有的油印出新地方志初稿，有的收集了很多资料，为编写新的地方志做了准备。1959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载来明《关于地方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该文在总结当时的修志成果时称：“现在，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已经列入各省市的工作计划，有些地方已经完成了某些部分。湖南省志已经陆续出版，湖北、河北某些县的简志也已经编写出来，其它地区也正在开展编史修志工作。安徽、湖南、山东、广东等省还专门出版了期刊，搜集和整理当地的历史资料。专门研究华北（特别是河北）地方史的《北国春秋》杂志，也在最近创刊了。”另据国家档案局1960年调查统计，全国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530多个县进行编修新方志的工作，其中有250多个县编出了初稿。
从出版的情况看来，当时已经编写出的地方志，多数还是初稿，不少是油印分发内部参考；至于公开出版者，根据了解还是个别情况①，例如，湖北省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的几种简志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广东《惠阳县志》由当地新华书店内部发售，第1版2000册，短期内即售完。据1966年以前历年《全国总书目》所载及其它资料，已出版的新志有十余种，它们是：195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北省《清水县简志》、《咸宁县简志》和该社于1959年出版的湖北省《孝感县简志》、《汉川县简志》；1959年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该书为新编《湖南省志》的第一卷）； 1959年3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北省《应城县志》；1959年5月民族出版社（北京）出版的《西藏大事记（1949～1959）》；1959年6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河北省《怀来县志》；1960年7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昌黎方言志》和196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水城县志》和《镇宁新志》；同年，北京出版社还出版了《北京植物志》，河北兴隆县也编纂出版了《兴隆县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61年3月和1962年10月分别出版了《湖南省志·地理志》上、下册（新编《湖
①徐健：《1966年以前新修地方志工作述评》，《黑龙江史志》1991年第4期，32页。
南省志》第2卷）；1962年，孙殿起编著的《琉璃厂小志》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6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山西省《陵川县志》①，1963年8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泗阳县志》，1965年4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甘肃气候志》（内部发行）等。
除正式出版的以外，更多的新修方志还停留于稿本阶段或内部印行。内部印行的如《青海省志·青海历史纪要》（新编《青海省志》第一卷）、辽宁省《营口市志（1949～1959）》、《沈阳十县简志》、湖北省《黄梅县简志》、江西省《奉新县志》、河南省《辉县志》、山西省《盂县人民志》、《闻喜县志》和《祁县志》等。
1964年以后，随着农村“四清”运动的开展，在广泛发动编写“五史”活动的基础上，有些县曾经组织专业人员创编新志，如河北丰润试编县志，霸县编写《东台山乡志》，可惜都未竟功，其他地方也都有类似的活动。当时，这些活动曾引起了领导的重视。1965年，当时的华北局宣传部曾决定在华北地区开展新编县志的工作，经过讨论，并由专人拟定条例。不久，由于十年浩劫，不仅这项工作夭折，而且条例及有关资料也都荡然无存。
50年代末，全国有过较大的修志活动。这一时期的志书，受“大跃进”极“左”思潮的影响，舍弃了旧志书一些好的体例、篇目和写法（使修志工作难以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代以文学家的视角、散文的形式和艺术的语言。参与编纂的人也有许多当时比较有名的作家、学者，如1959年6月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河北省《怀来县志》，其编者中即有全国文联、作协等单位的徐迟、许法新等人。
湖南省： 1957年11月，湖南省委作出编修《湖南省志》的决定。1958年6月，湖南省人民委员会第27次会议讨论通过成立《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由程潜省长任主任，计划将《湖南省志》分为15卷编写，并拟从1958年6月起，用3年的时间完成省志的编写；县市志拟在省志编修略具经验时，召开一次全省修志工作会议，协助各县市自修。1959年2月，《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出版，该书为新编《湖南省志》的第一卷，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省级志书。当时湖南省志书出版情况大致如下：《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2月出版，印数400O册，大32开，881页（本书为第一版，尚有1962年11月的第二版和1979年的第三版）。《湖南省志·地理志》（上），《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谢华主编，宋英林、陈国达等副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3月出版（该书为省志第二卷），印数5000册，大32开，593页（本书1982年9月修订再版，印数为3800册）。《湖南省志·地理志》（下），《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谢华主编，宋英林、陈国达等副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第一版），印数5000册，大32开，593页（本书1986年11月修订再版，印数1515册）。“文革”开始后，湖南省修省志的工作被迫中止。当时湖南省一些县市也组织了修志工作，如：1958年春，攸县县委拟议编修县志，由县委宣传部领导修志工作，成立了县志办公室，附于文化馆内，是年秋因“大跃进”运动，修志工作停顿；6O年代初，县委计划组织继续修志，亦未获进展。浏阳具1958年也组织力量编写〈〈浏阳革命斗争史〉及〈〈浏阳新志〉，经一年，搜集了很多史料，写出了《浏史》草稿四集及《新志》草稿少量内容。1959年，湘乡县人民委员会组织编修《湘乡县志》，历时一年半，完成120万字初稿，油印为18篇本。1959年，津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写一份7000余言的〈津市简志〉〉（油印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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