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立是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相声“泰斗”，马志明之父。曾就读于天津汇文中学， 初中毕业后，因家境不好，辍学说相声。出身于曲艺世家， 祖父马诚方是著名的评书艺人，擅说《水浒》，名噪一时；父亲马德禄是“相声八德”之一，又是相声前辈艺人恩绪的宠徒和门婿；母亲恩萃卿曾学唱京韵大鼓；兄马桂元师承相声八德之一李德钖，以擅演“文哏”段子著称。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耳濡目染，对相声艺术十分熟悉。
 

       马三立参与演出在父兄的熏陶下，打下“说”、“学”、“逗”、“唱”的深厚功底。1930年开始登台演出，学艺进步很快，视野也日渐开阔。他12岁跟父亲马德禄学艺，后拜著名相声演员，相声八德之一周德山(绰号“周蛤蟆”，与马三立父亲马德禄是同门师兄弟)为师。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形成了内紧外松、有条不紊、表演细腻、含蓄隽永的风格。马三立大师艺术功底扎实，有口皆碑，擅演“贯口”和文哏段子，演出的传统相声有200多个。他创作、改编并演出新的相声节目六七十个。多年来他还培养了阎笑儒、班德贵、连笑昆、方笑天、常宝华、高笑林等许多相声演员。解放前，先后与耿宝林、刘奎珍、侯一尘、张庆森搭档。1947年，他登上了被全国的说唱艺人视为大台口的天津大观园剧场，与侯一尘搭档，大受观众追捧；翌年，他第三次来到北京，在华声电台和茶社戏园演出，以他风格独特的马家相声在曲艺迷中引起“原子弹爆炸一样”的轰动；建国后，马三立积极编演新相声。1950年，应新声戏院之邀，马三立杀了个回马枪，重回天津卫，在同行和观众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自此之后近十年间，马三立一帆风顺，心情舒畅，新制度，新生活，一切都是新的。这全新的一切给他带来了新的身份、新的地位。他已经“翻身”了，由“臭作艺的”变成一名职业文艺工作者，他参加赴朝慰问团文艺队并任副队长，他当上了市曲艺团副团长，他被定为市政协委员，他满腔热情地改编表演新相声，他要求团里的同志们热爱党热爱新中国，他说，“党和政府让我们有了单位，有了正式工作，享受干部待遇，每月都有工资领，还发给我们工作证。”
 

　　但是，1958年很快到了，反右派运动很快地开始了，马三立很快被打成了“右派”。 关于他为何被打成右派，占主流的说法是他改编并表演了《买猴儿》，塑造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马大哈”。但1979年平反时才发现，在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右派”认定材料，完全是因为指标由起初的4个增加到11个，太多了，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就是这个“凑数”的右派，彻底地改变了马三立的一切。他也抗争过，甚至跳过楼，但毫无用处。一次批判会上，他被逼急了，吼了一声：“你们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一位昔日旧友冷笑两声，啪地推开窗户：“哟嗬，你还拿死吓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马三立二话没说，猛地站起来跳向窗外，大半个身子已经悬在窗外了，桌边一个弹单弦的艺人赶紧一伸胳膊，夹住了马三立的一只脚，保住了马三立一命。
 

　　这个时候的马三立，四十多岁，正值盛年，按照马志明的说法，正是出活、出好活的时候。但是，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相对应的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动，以及被关进“牛棚”做了5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
 

　　1970年，响应战备疏散城市人口，马三立全家离开天津，到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马志明在回忆北闸口生活时说：“当时一起下放六家，后来落实政策，我们是最后一家走的。房子坏了，下大雨，里外屋没有不漏的，我和弟弟打个伞坐着，爸妈在门槛上坐着。不下雨了，我到市里找曲艺团革委会，不同意回来，把我们调到已经空下来的一处空房子，又住了两年。后来，家里养了四十只鸡，两只鹅，一条狗，院子里所有边边沿沿都种上向日葵、茄子、黄瓜、豆角，满院都是。光蓖麻一年就能收几麻袋，鸡蛋多得连洗澡盆都盛不了。我们在那儿小康啊，落实政策时，老爷子都不想回来了。”
 

　　在那个普通的村庄里，马三立一呆就是7年，其间，他甚至还学会了一手很不错的木匠活。 马三立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农村，不管是下放还是蹲牛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背词，几乎每天早晨都要练上一番，身上的功夫并没有荒废。作为一个技艺超群的老艺人，他心里无时不在想着舞台，想着舞台下那些爱他捧他的观众。
 

　　为观众几次落泪
 

　　他平素沉默寡言，极少外露感情，但是就在成为右派之后，他竟然几次当众落泪，而每一次都是因为相声。
 

　　第一次1961年3月16日晚上，在天津东郊军粮农场，马三立已经下放到这里劳动了两年。这天晚上农场开大会，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单位。

 

　　第二次是1961年3月24日，马三立阔别观众两年之后，在劝业场楼上天乐曲艺厅进行首场演出，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久久平息不下来。面对阔别两年多而且如此欢迎、钟爱自己的观众，他以惯有的方式，向台下诸位频频作揖，人们终于静下来了。他喉间哽塞，尽量平和地说：“老没见我了吧（场内一阵应和的笑语声），我——病啦！”话音刚落，掌声再次响起，马三立不知不觉间，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相声泰斗寻常晚景
 

　　平反以后，年届古稀的马三立和王凤山搭档，将《西江月》、《文章会》、《开粥厂》、《卖挂票》等众多拿手绝活再度搬上舞台。尤为难得的是，老人在无人捧哏的情况下，又积毕生之功，编创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单口小段：《逗你玩》、《家传秘方》、《检查卫生》、《八十一层楼》、《追》等等。
 

　　这些小段一方面融合了传统相声讽刺、幽默的固有特点，一方面又带有马派相声的特色，有着浓郁的市井气息，因此，一经推出，历久不衰，形成马三立艺术创作上的另一高峰。
 

　　也许是看淡了，也许是更清醒了，即便总是要被掌声包围，总是要被前呼后拥，历经磨难的马三立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和光环总是要保持距离。在掌声中，在人群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不是大师，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艺人，是个热爱相声、喜欢钻研相声的老艺人。”
 

　　在传统相声的精髓未被充分汲取即被曲解以及业内风气已经日趋庸俗的背景下，这位老艺人的节操不能不令人感喟再三： “几年以来，我在剧场、学校、机关、工厂、部队等处演出，都是通过咨询委员会领导下达的任务或义务演出。得到的礼品有相册、花瓶、镜子、钢笔架等等。有的演出，什么也没有。给民进、武警、政协、人代会、车站、外环、平房改建、居委会、焊条厂、油墨厂等单位演出，没有礼品报酬，一分钱也没给。北京笑星约我一星期，没经过组织联系，我婉言谢绝。打来长途，约我去香港、新加坡，吃住全管，报酬给港币，我回答暂时不去。他们又来挂号信，提些待遇，我没给回信。贵州某单位组台演出，约我坐飞机去，寄来一千元演出费。邮递员让我盖章取款，钱我不收，请邮递员按地址退回。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是五个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儿童节我必须赶场，最少要去三个学校讲话、说故事，报酬是戴红领巾。 我去八里台南边的养老院，慰问演出。我连说四段小笑话，老爷子、老奶奶们乐的高兴极了。爱听，不让我说了，怕我累着。我回答，不累，只要你们高兴，心情愉快，我可以多来几次。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子，称我三哥。他说，您也到这地方来吧，这里的孤老户、老大娘很多，能搞个对象。想用美人计骗我。 我参加居民委员会的义务值班巡逻，戴红袖箍儿，在楼群、路口转一转，防匪防盗，维护治安。每月我轮班两次。不管是风雨冬夏，我决不缺勤。查一查各户的门锁，还有门前的自行车上锁没有。监督路口的车辆停车，交警就不敢让我在路口值班，因为有我，堵塞交通。”
 

　　在一份大概写于八十年代初的思想汇报中，马三立十分细致地描述过多年来自己的真实一面：“二十年来，我是见人不主动说话，见人不主动握手。事事寡言，不闻不问。内心总有自卑感，一直不肯去亲友家、同行家串门聊天，也不参加任何人的合影照像，避免人家小看我，歧视我。”
 

　　这当然又是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但是，可以告慰老人的是，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就在去年，天津市民投票推选出10个地方名人，要在海河边上为他们树立雕像，供后人瞻仰，最后，他们把最多的票投给了这位为他们说了一辈子相声的老人——马三立。
 

　　89岁告别舞台
 

　　2000年，马三立先生被确诊为膀胱癌，他于2001年12月8日在天津举办了从艺八十周年的告别演出。马老在天津人民体育馆登台演出，向喜欢他的相声艺术观众们做从艺80周年暨告别舞台演出。
 

　　马老当时89岁高寿，仰慕者遍布四面八方。为马老办好告别舞台演出，也成为文化界特别是相声界的一件大事。当时，全国文化界多位著名人士和相声界众多名家云集天津，参演人员当中有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赵忠祥、倪萍；演艺界名流有马季、姜昆、冯巩、黄宏、李光曦、马玉涛、郭颂等，马三立在节目进行当中也登台为观众献艺。
 

　　住院趣事
 

　　马三立生病住院期间，在病房里，老人也总跟医护人员和陪伴他的儿子、儿媳、小孙子说笑话，病房里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
 

　　据悉，马老手术那天，医护人员怕老人情绪紧张，便对他说：“马老，您别害怕。我们都爱听您说的相声。一会儿还让您给我们说‘逗你玩儿’呢！”马老连忙摆手，煞有介事地说：“千万别。这回可是动真格的，我不‘逗你玩儿’，你们也别‘逗我玩儿’。”在融洽的气氛里，手术非常成功。
 

　　马老住院期间，每天都有许多人前去医院探望他。有一天，马老对老儿子马志良说：“志良，在我病房门上贴个告示。”志良应了一声，正准备写“请勿打扰”什么的，老人却说：“你就写本室代卖鲜花。”志良一愣，望望病房里摆满的一束束、一盆盆鲜花，立时明白老人是躺在病床上“抖”了个包袱。
 

　　遗嘱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也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按照党的要求，用相声，用笑声，为人民服务。各级领导，天津的父老乡亲，给予了我很多荣誉和关爱。我也曾被评选为“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我心里的感谢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人总是要死的。我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就是在我过世后，请将我丧事从简办理，我不愿让各级组织再为我费心费神；同时我的朋友、学生和再传弟子也比较多，所以不搞遗体告 别，不接受花蓝、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