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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方向、探索道路：实践论坛-中国特色实践论坛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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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1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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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共和国前30年取得的成就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到第二个30年开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穷国。1978年，全国7.9亿农村居民中有2.5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年收入100元），相当于当时农村人口的30.7%。当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才133.6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也不过区区343.4元。 这种状况离社会主义的理想显然相去甚远，用邓小平的话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前30年的探索“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主义同盟”还是一个秘密团体，其影响局限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当《共产党宣言》最初用德文在1848年出版时，过了半个世纪，到19世纪末叶，这个“幽灵”终于出现在中华广袤的大地上。又过了半个世纪，到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已经变成滚滚洪流，席卷全球。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也在此时夺取了全国政权，神州大地开始英姿勃发地迈向社会主义。再过半个世纪，到20世纪末叶，一度红红火火的社会主义陷入前所未有低谷，以至有人大胆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人类社会只有资本主义一途，别无选择。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市场原教旨主义”甚嚣尘上。它的许诺很简单、也很诱人：只要将财产权交给私人，将决策权交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业主，将政府干预减至最低程度，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无尽的财富，“下溢效应”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
也许我们有的人会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的目标。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其他阶级的专政一样，本质上就是一种专制，只不过，这种专制到了无产阶级手里，因这个阶级肩负着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所以，专制只有在这个阶级手里才是通向人类自由的必要的手段，由此我们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自由本身。而要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有大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无产阶级能够真正的把无产阶级专政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消灭旧式的分工，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政权，从而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武器。在旧式分工还是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仍然还是社会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指能够消灭分工的生产力还没有历史的出现或者还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力量的情况下），我们愈是想去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愈不能依靠经济力量，因为那就会象恩格斯说的那样：“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 ，这样，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愈是只能依赖于政治，就愈是只能在政治领域内搞些消灭分工从而从形式上消灭阶级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存在的基础、根据、内因并没有发生改变，发生改变的只是旧的社会躯体存在的外部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旧的社会物种还没有进化为新的社会物种。既然改变的只是旧的社会躯体存在的外部条件，那么当这个外部条件撤消后，社会恢复到他的本性，一切旧的东西死灰复燃就不足为怪了。那么，这个外部条件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东方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就是指这种实践没有改变旧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没有改变旧社会存在的内在根据。旧社会存在的根据没有消失，旧社会的存在就仍然具有现实性和必然性。既然旧社会本身并没有在他的发展中提出消灭阶级差别的历史任务，那么，这个任务显然就只能是由外部提出来的，显然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提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我们的社会理想，我们就必然需要我们造就的这种外部环境要象自然环境那样具有强大的必然性，虽然这只是外在的必然性。于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仍然需要超人身的强制，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人支配人的权威。由此我们发现：专制、人身依附就仍然深深的存在于这个社会制度的本性之中。不错，东方的很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声称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怎样来确立社会主义呢？在现实生活中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在思想中确立社会主义信仰完全是两回事。东方社会的生产力总的来说那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消灭分工这一步，既然这样，社会生产就仍然只能以旧的方式来进行，所改变的就只能是分配方式。那么，我再来看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吧：
林行止转向不久，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世界，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大型企业一个接一个面临破产倒闭的厄运。迫不得已，从冰岛到爱尔兰，从澳大利亚到日本，从英国到美国，政府纷纷出手将银行、保险公司、汽车业国有化。难怪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不无揶揄地惊呼：“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虽然世界经济危机也拖累了中国经济，但现在全世界都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将维持正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之一。在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之下，重新审视中国坚守的方向和走过的道路，意义非同寻常。
然而，正如卡尔·波兰尼指出的那样，“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否则，它将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为一片荒野”。 20世纪末，在“华盛顿共识”肆意蔓延的同时，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致使贫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向左转。到21世纪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已变得如此明显，以至于它一些有良知的信徒也看不过眼。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自称写了三十多年政经评论，在2007年10月16日的专栏里，他开始对于自己“年轻时是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一切讲求经济效益,认为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牟取最大利润”表示反省。 2008年4月28日，他又发表专栏文章，重申“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他并恳切地希望“中国不要彻底走资”，认为“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
所有制方面的探索
如表1所示，1952年，公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大，非公有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将私营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因为只有先解决所有制问题，才能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为发展新生产力开辟道路，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社会条件。经过四年，中国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公有经济已一跃占据国民经济的支配地位。
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就指明了新中国未来的方向，即“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在他看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使中华民族不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而是一个“站起来”的民族。
建立人民共和国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的总任务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到1957年，他把这个目标清楚地概括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20世纪50年代，中国还十分贫穷、十分落后，毛泽东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他指出：“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他还提醒全国人民“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他认为，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才可以打下一个基础；要经过大约50年即十个五年计划，才能建成一个富强的中国。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既然方向是明确的，渡过194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后，毛泽东便开始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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