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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实践论坛在实践中探索与创新——首届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论坛论坛在京举行
诚然在否定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地否定计划经济的所有历史。我们甚至得感谢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给我们留下来现在仍然还在享 受的宝贵历史财富和遗产。也可以这么说，没有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前三十年，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后二十年。来自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政法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等60多家单位的分别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不同学科的14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袁绪程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指出，从方法论看，马克思有两种视角的社会主义，一是 “生产方式”视角的社会主义，二是“人的解放”视角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学说中包含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具有普世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需要现代化。
刘吉研究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提交的论文中指出：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适应时代要求，实现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基本途径。必须深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涌现了哪些社会主义内容，才有可能建立当代社会主义理论。
余金成教授（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应当中国化，而且还应当现代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通过理论创新来推动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把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肖枫研究员（原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强调，我们现在应当特别重视列宁的两句至理名言，这就是：“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概念。
袁绪程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指出，从方法论看，马克思有两种视角的社会主义，一是 “生产方式”视角的社会主义，二是“人的解放”视角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学说中包含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具有普世价值。
三、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王占阳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提出，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实际就是实现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由此，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徐景安教授（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指出，普遍幸福主义就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对社会主义最直白、简单、明了的解释。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反过来，不利于老百姓幸福、不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就不是社会主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人民社会主义。
高尚全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提出，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强调“三个有利于”，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人民的即公众的社会主义，简而言之也可以说是人民社会主义。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而并不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恩格斯早就批判过那种把国有化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人民社会主义有五个特征，即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民主政治和中华文化。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人民社会主义。从政策取向上看，人民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从根本目标看，人民社会主义又是给人民带来福祉的社会主义，因而也就是为老百姓所喜欢的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区别于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是以民为本、以社会为本，国家社会主义则是政府控制和配置全部资源，政府包办所有企业，政府作为创造财富主体。人民社会主义就是老百姓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而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
江平教授（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认为，探讨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很核心的思想，这就是制度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一个社会制度最终还是靠人民来选择。如果制度能够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更多的财富，那么人民就会拥护这个制度；如果制度不能为人民带来利益和财富乃至损害他们的利益和财富，他们就抛弃。如果一个制度长期不被人们接受，那么必然要改革，不改革只有失败。
五、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在提交的论文中提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论点。正本清源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作出更明确的界定，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从而对我们的基本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并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所决定的。
六、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保障主义。
刘福垣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认为，分配是所有制的实现，最大的剩余价值落到谁手中就是谁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保障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社会保障主义。
七、间接公有制应当成为我国公有制的主要形式。
刘新宜教授（华侨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认为，人们确立并使用所有制显然不是为了所有制而所有制，而是为了从法律上确定凭什么从事经济活动并获取其最终利益。但现在经济利益与占有权的疏离、甚至背离的出现及其发展趋势却表明，传统所有制的作用和意义正在不断削弱和瓦解。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置四项权利。新型所有制无须以占有权为其存在条件，它只要享有法律确认的对经济权利的权利，就能行使其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利并相应获取其利益。间接公有制是一种比传统公有制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公有制。间接公有制还能够使公、私两种所有制形成一种优势互补，劣势相克，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八、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杨启先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指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往往习惯于重视从概念或理论上加以阐述，轻视对实践的分析与论证。而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两种颇具代表性的模式，这就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对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哪一种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比较科学的社会主义，或者说，两者都各有科学和不那么科学的成份，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权威而公认的结论。苏联和瑞典都曾在推行国有化后遭到严重挫折。苏联的对策主要是将原来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转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但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很快就改变了新经济政策，形成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经济形式。这就导致了整个经济体制严重僵化，企业效率效益长期低下。尽管依靠其资源丰富的优势，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不低，但基本上是在各重工业部门中无效循环，每年新创造的增加值不多；消费品长期供不应求，人民群众很不满意，最终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坚持不下去。瑞典的调整则主要是通过全党认真总结经验，在对马克思理论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主要并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公有化，而在于分配的社会化。对于私人企业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病与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两个方面的措施来克服和解决：一是通过工会的力量在基层进行必要的斗争，二是通过议会立法从上层加以合理的限制。并且根据这一结论，修改了原来的党纲、党章，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到现在，其全部国民财富的社会化分配部分，按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接近60％；加上其他社会化分配的部分，已经超过60％。从而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瑞典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而且有条件把瑞典建设成为了一个世界上社会福利最多的国家，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安定。这就证明，瑞典模式的调整，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与比较科学、比较成功的；而苏联模式的调整，是不够科学和不那么成功的。杨启先认为，我们应当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既不同于以国有制为主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以私有制为主的瑞典模式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并较好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九、在党的领导下确立民主制度和建设法治国家将是改革的主题曲。
吴敬琏在提交的论文中指出，与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只能是社会主义理应拥有的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作为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邓小平语）的国家，实施宪政民主制下的法治是一件伟大而艰巨的任务。然而时不我待，为了中国能够在这个不断进步的时代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乃是关键的一着。因此，在全面完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系的新的历史时期中，提升政治文明，确立民主制度和建设法治国家，将是改革的主题曲。
江平提出，社会主义的内容包括政治层面的东西。社会主义从政治角度看应该是宪政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加“宪政”是什么意思呢？它包含这样五个方面：第一是树立宪法的权威。宪法权威来自人民的认可。第二是确立一个政治秩序。这些政治秩序所靠的就是一个权力制约。如果宪法不制约政府的权力，没有制约的权力就走向腐败。第三是政治民主。最根本是要解决老百姓行使管理权的问题。考虑到我国情况特殊，落实人民的选举权可以分步走，可以不必太急，但是必须前进。第四是宪法的权利。现在人们的权利确实比过去扩大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权利终要不断扩大。第五是我们还必须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我们这次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具有重大的意义。最后，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不能一步到位，但是仍然要有一个希望，要不断地在往前走。
与会专家还对改革方向、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等主题进行了探讨。
就拿最激进的大跃进年代和文革时期，一个是经济 上的冒进，一个是政治上的瞎搞。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仍然要看到，那些从根本上被否定了的东西，在个别地方，个别意义上，甚至一些个别的东西，在普 遍的意义上，对全国的经济和物质的发展，不仅表现出了它们重要的历史的意义，而还在现实中发挥着它们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毛主席亲自参加过劳动的十三陵水 库为典型代表的大跃进突击出来的一大批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工程，至今还在恩惠和滋润着中国人民的心田；文化革命的农村合作医疗，不仅解决过几亿中国农村人民 公社社员们的实际医疗困难，它基本成功的经验也应该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医疗所继承和发扬。市场经济越来越严重地把我们的城市医院变成了“老爷医院”，医 疗费越来越高，“贫下中农”们也越来越看不起病。当然，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高素质的“老爷医院”，但在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那些缺医少药占全国人口70% 以上农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启用一个与“老爷医院”双轨并行互为补充的更高水平的“合作医疗”呢。又如现在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我们虽然立了很多法，已 经从人治发展到了法治。但是，正如我们农村的一些乡镇书记所说的，这个法，那个法，搞得我们没办法。（注：本篇文件仅作优化使用内容请勿深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