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曾用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等。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此认识了黄兴。次年3月考入南京陆师学堂。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鼓动革命的书籍。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于是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七人。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于8月7日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并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

 

　　1903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次年春，同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是会长，章为副会长。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事机不密，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赴上海，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开会，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发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被关押四十余天后，得以保释。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东渡日本。

 

　　1905年春，入日本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到日本不到半年，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虽经友人劝说，亦未加入。1907年，赴英留学。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1911年章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即携眷返国，次年春到南京，继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主持同盟会机关报——上海《民主报》，兼任江苏都督府的顾问。

 

　　1912年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乘隙逃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加入了反袁行列，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亡命日本。

 

　　1914年5月，章在东京与陈独秀、谷钟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等一系列关于政体的文章，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引证西文学说，结合中国政治实际，文法谨严，理论充足，为时人重视。同年，参加欧事研究会，任书记。

 

　　1915年冬，袁公开称帝，护国军起。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1917年1月，在北京出《甲寅》周刊。1920年，毛泽东、蔡和森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持杨怀中先生介绍信往见章士钊，筹措出国经费。章虽政治主张不同，义之所趋亦尽力为之，立即发动社会名流募捐二万余元银元巨款赠之。

 

　　国内政局纷扰，章乃于1921年2月重游欧洲考察政体。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肖伯纳、潘悌。章与诸人讲座后，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1922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大总统事发生，章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贿投票议员之无耻，并连续撰文抨击代议制。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次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5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遂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挽劝，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要他继续“整顿”学风。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因章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虎，当时人们称之为“老虎总长”。1925年11月10日，在学生运动冲击和进步人士反对下，章请辞教育总长职，段仍请章任执政府秘书长。1926年4月，执政府垮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 ，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

 

　　1927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被捕，章虽已失势，仍与杨度积极设法营救。1928年，南京政府通缉前执政府高级官员，章亦在被通缉之列，乃于是年底作第三次欧洲之行。1930年春，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东北大学政治学教授。因张的申请，国民政府撤销了对章的通缉令。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章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解到南京。次年4月，章以老朋友身份未经陈同意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1934年，杜请章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1936年秋，应宋哲元之邀北上，任东北冀察政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顾问。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章士钊避居上海。次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章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1943年著《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欲试探与中共和谈之可能性，乃请章及江庸、颜惠庆三人。章返上海后，曾专程至南京，会晤长沙绥请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向程介绍了与毛泽东晤谈的情况，转达了毛对和平寄予的期望，对程消除“惩办战犯”的疑虑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派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

 

　　1949年9月，章被推选出席了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士钊相继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

 

　　1952年2月，北京市规划局准备迁移城内所有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城市建设。照此规定，袁督师庙和墓均在迁移之列。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联名上书毛泽东[1]，呼吁保护袁墓：

 

　　“主席赐鉴：兹有陈者，北京市府因计划关系，将城内各义冢饬迁出城，其中广东新旧两义园有前明蓟辽督师袁崇焕遗墓和祠宇历见载籍，数百年来祭扫不绝。明末满洲久为边患，能捍御者以袁崇焕为最。满酋后施反间，崇焕竟以冤死，天下痛之。今日新史学家亦佥称为民族英雄，但或不知其祠、墓即在咫尺。兹当提倡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之际，拟乞饬所司于该两处袁崇焕祠、墓特予保全，并力崇饰，以资观感，不胜企幸。”

 

　　毛泽东回复叶恭绰：

 

　　“数月前接读惠书，并附萨镇冰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读大作二首，均极感谢。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请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真市长接洽为荷。”

 

　　章士钊等人给毛泽东的书信及毛泽东的批示

 

　　至此，经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等人的多方努力，积极呼吁，北京市政府对袁崇焕墓进行了全面的修葺，墓古迹得以保存。

 

　　晚年，章士钊曾集研究柳文心得为《柳文载要》，于1971年出版。1973年5月，为了海峡两岸统一，受命于毛主席，在92岁时乘专机远赴香港，与国民党秘密接触，由于气候不适，到港即病，至卧床不起。7月1日病逝于香港，终年九十二岁。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参加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