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大国的核讹诈下，于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制订了《1956至195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而毛泽东则在1958年先后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即便当时中国开发上述技术的环境还十分落后和艰苦，但不少科学家从此开始投入这些开发计划。
　　

　　“两弹一星”是对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统称，并没有明确具体指哪两颗弹和哪一颗星。
　　

　　邓小平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江泽民在表彰“两弹一星”科技专家大会上的讲话提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两弹一星”功勋人物

　　为了替未来的科教兴国政策铺路，确定未来政策主轴，中国于1999年成立50周年时，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按姓氏笔画排序)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两弹一星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多“精神”及政治语汇中的一个，象征了在欠缺良好环境下，从事科学技术开发研究的精神，也是科教兴国政策的开端。
　　

　　对于中国而言，两弹一星是在非常艰苦、没有外援的环境下所开发出来的成果。而“两弹一星的精神”象征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在社会主义之下集中力量从事科学开发研究，并创造“科技奇迹”的态度与过程，组合的元素则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科学精神”，并可以衍生至“科技创新”“知识经济”等领域。在政治语汇上，类似台湾的“发展绿色硅岛”、“新竹科学园区奇迹”、“两兆双星”等。
　　

　　“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继续发扬光大这一伟大精神，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巨大推动力量。
　　

　　两弹一星精神，当成政治语汇可以用在科技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等领域上，例如：“用两弹一星精神创建一流大学”、“用两弹一星精神开发资讯产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