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年底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省两会，乃至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加快城镇化发展被连续强调———其在2010的“山西路线图”中，将占据重要位置。
对此，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总规划师李锦生对《山西青年报》记者表示，近期山西省有关领导进行调研，调研汇总后，将对出台于2005年的《山西省城镇化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将作出一定调整。
3月25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乡规划处处长郭廷儒就此对本报记者介绍，由于存在城市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单一等一系列具体省情，山西省的城镇化发展应更强调“山西特色”。
八年前首提
城乡规划处当时牵头撰写《纲要》，郭廷儒也参与其中，得益于长时间在相关领域的工作，郭对山西省城镇化的发展脉络，有较为清晰的把握。
《纲要》的起点是2002年的“十六大”，郭廷儒介绍说。
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这是报告中第一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之后，山西省便开始筹划本省的城镇化道路规划，2005年10月27日，以“晋政发〔2005〕32号”的形式公布《纲要》。
“当时，《纲要》主要是提供一个大的方向。”郭廷儒说，在实际工作当中，还并没有被提到一定的高度。
真正在山西省的经济工作中有所体现，是在第二年的“十一五”期间。2006年，作为山西省今后五年转型跨越、加快发展的战略举措之一，山西省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确立“双轮驱动总体战略”，即实施新型工业化和特色城镇化“双轮驱动”战略。
不过实际中，一直到“十七大”期间，山西的城镇化一直处于“大方向”的阶段，尽管城镇化已经被提到“战略高度”，但仍然亟待大量的实际工作跟进。
金融危机带来的启示
在某种程度上，尚未完全退却的金融危机，从更广的层面上凸显出城镇化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据了解，对于《纲要》的丰富和补充，可能也就在于此。
经历过金融危机洗礼后的“感知”，自然是2005年的《纲要》中所无法体现的。
“第一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时重点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郭廷儒说，强调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镇化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根本途径的地位毋庸置疑，而这其中又显现出更多的内涵。”
在目前看来，至少应该加入在城镇化过程中，对扩大内需和投资拉动的重要作用。
“金融危机中对扩大内需、政府投资的思考，让人们开始从更深的层次审视城镇化的意义，”郭廷儒说，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实现就业，这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还对投资有着巨大的拉动作用。
“城镇化发展，还兼有帮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郭说。
构建“太原经济圈”
在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战略中，作为2009年“开年策”的构建“太原经济圈”，在过去的一年中得到了充分曝光，并被称为山西城镇化战略的核心。
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心集聚、轴线拓展、外围协作、分区组织”的发展思路下，形成以太原经济圈为中心，以大运城镇发展轴带为主干，晋北、晋中、晋南，晋东南四个城市经济圈为主体的格局。
“也就是一核、一带、四片”，郭廷儒说。
建立城市群被认为是实现城镇化的主体，通过城市群形成整体，加强区域经济竞争力已经成为共识，太原经济圈对于山西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目前，国内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城市群，”郭说，这些城市群成为帮助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山西需要自己的城市群，提升自身在国内乃至全球的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在太原经济圈中处于“次核”地位的“介孝汾经济圈“———介休、孝义、汾阳，“次核”跨越了吕梁和晋中两个地级市的行政区划。按照规划，发展特色工业、统筹规划，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是“介孝汾经济圈“的重要任务。
山西的“同城竞争”
但是产业结构单一的特殊性，让山西省的城镇化必须面对同质化的“烦恼”。
你挖煤我也挖煤，你炼焦我也炼焦，这是内部竞争，”郭说，不是城市群。
李锦生介绍，城市群应该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其内部各个城市应该是相互协同的关系，城市群是以整体来考虑，避免重复建设。
然而，由于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山西有大部分城市的产业结构都以煤、焦为主，同质化严重。
为了避免一个城市群内，城市间的同质化发展，山西省在一些区域规划中已经做出了一些产业发展方向的引导，以促进其合理分工。
以上述介孝汾为例，煤、焦是当地的传统支柱，但是在一份“杏（杏花村）—汾—孝经济带”规划中，已经显现出明显的“产业区别”———“杏花村”生态旅游产业园区、吕梁三泉焦化工业园区、山西省中小企业（汾阳）创业基地、栗家庄食品工业园区、汾阳橡胶资源再生利用工业园区。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产业结构类似的城市，也可以实现“产品区别”。
“考虑分别输出市场定位不同的同类产品，”郭廷儒同时强调，尽管政府在协调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应该出台相应的方向性的政策，“但城市群的形成很多程度上要靠市场来实现。”
寻找山西特色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郭廷儒和同事们曾去江、浙一带考察，用他的话说，“感触颇多”———山西省的城镇化发展与江、浙一带相比，已经有很大差距。
据了解，浙江的城镇化发展始于1998年，江苏是2000年，时至今日两地的城镇化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一些小镇的发展程度不逊于山西的地级市。
“一些地区将很多村子积聚起来建楼房，城镇化发展程度很高，”郭说，当地有其自身特点，很多农民都在工厂工作，需要盖楼提供住房，然而山西照搬就行不通，山西的农民都在种地，而且自家都养着禽畜，住楼房行不通。
“其中包含了受到经济高速发展推动，当地城镇化的形势更加迫切的因素，其中有很多值得山西思考的内容。”郭说，山西应该绘制一幅适应本地城镇化发展的路线图。
实际上，山西所规划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发展还很不充分，即便是太原也亟待发展。
“中心城市无法为周边地区提供相应服务，辐射能力弱，城市的积聚效应自然也弱。”上述人士认为在太原城市圈中，太原和晋中这个核心层还只是处于“力争实现两市硬件设施连接”的阶段。
郭廷儒强调，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共识，但此类城市究竟该如何转型，以促进城市群的发展，还需要很多务实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