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关键是高层领导的政治决心。如果下决心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推行的，而且效果一定是很好的。这种做法从某方面来说确实会损害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并使“政府”担上保护坏人的恶名，但是可以让我们放弃过去的腐败包袱，集中力量打击今天的腐败，预防明天的腐败。对待不同声音的民意，可以通过学者呼吁，媒体传播，把道理分析得更清楚、透彻。百姓的反腐败呼声可以为反腐败提供压力和动力，可以为反腐败营造环境和氛围。高层领导也一直在考虑如何解决腐败问题。我认为现在时机还是不错的，因为当下中国人民的容忍度还是挺大的，比较容易满足。虽然有人骂声不断，但是毕竟生活改善了。如果执政者真正释出反腐败的善意和诚意，老百姓会理解和接受的。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严惩警察腐败，三年间200多名警员入狱，导致1977年香港警员上街游行冲击廉署，最后港督当夜颁布特赦令，对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类似的情况，韩国也搞过。好的制度都是由高尚的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但是一旦制定出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会感恩戴德。我们的执政党一定要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让人民接受的、对世界文明发展有利的制度。这些年，中国出口了很多人才，也出口了很多商品，包括服装、鞋、包等等，如果我们能出口制度，中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民间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声很高。无论是否采取您的方案，您认为中国财产公示制度什么时候能出台？

　　何家弘：三年之内应该会有一个交代。但如果没有相关的“解套”措施，财产申报制度即使出台，也是“虚的”，难以落实。我希望能够看到真正公开可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