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侦查学方向和证据学方向)，入选北京市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北京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作为教育部推荐的优秀留学归国人员代表，何家弘教授登上了国庆60周年庆典的观礼台。看着威武的阅兵式和欢庆的人群，他思绪万千。“我看到了强盛的中国，和谐的中国！这是当下中国最美好的一面。但同时，我也想到了中国还存在着不太美好甚至很不美好的东西，比如大家都很痛恨的官员腐败问题……”
供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何家弘教授曾经挂职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对官员腐败问题有着最直接的认识。他在挂职最高检期间曾去各地调研，发现无论是沿海还是西部城市，几乎各个部门都涉及腐败，包括所谓的“清水衙门”。因此，他深知在中国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之艰难。所以他试图为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寻找一条阻力最小的路径，这就是他在《法制日报》发表的文章“一个怪梦———大赦天下贪官”。“大赦”之说一出炉，就受到了网友们广泛的质疑乃至谩骂。何家弘告诉记者，他所设想的方案用“大赦”来概括未免太简单化了，那是一套完整系统的层层推进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设计。
“仇官”、“仇富”，其实是“仇官商勾结”
南方都市报：您曾经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在这个位置上，应该对中国官员腐败状况有最直接的认识。您认为目前中国腐败问题达到怎样的状态？
何家弘：官员的腐败问题，不仅仅在某几个领域———可能在某些领域里问题更严重更突出，也不只在某几个地区———可能在有些地区问题更集中一些，无论是从已经披露的案件，还是很多没有查办出来的，或者老百姓的感觉都表明，当前中国的官员腐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思，提出要加强防腐倡廉的工作，实际上也反映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认识到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
南方都市报：中央其实一直在讲反腐倡廉，打击力度也非常大，今天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就有13人之多，为什么会给人越反越腐的感觉呢？
何家弘：现在常规的反腐败方法就是查，就是惩罚。这些年我们确实也抓了不少，判了不少，包括相当高级别的腐败官员。但给人们的感觉是，腐败的人好像越抓越多。一方面，总有一些人在执着地反腐败；另一方面，又总有一些官员执着地走上腐败的道路。许多腐败官员都是下台了、退居二线了，才被查了出来。或者，有些是特殊事件引发的，结果一查查出一窝、一查查出一串。我们反腐败的主要手段就是严惩。前段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新的刑法修正案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期从5年加重到10年。但严惩如果没有严查为基础的话，效果很小，威慑力也很小。100个人犯罪，你只抓到10个甚至1个，你说对于潜在的腐败官员究竟有多大的警示作用？
南方都市报：在腐败已经比较普遍的情况下，严惩的效果确实难以保证。
何家弘：现在很多被查出来的官员，都说是自己倒霉。周围也有人说他们是“倒霉蛋”。言外之意就是：像他这样的人多得很，被查出来只是他自己倒霉。这样被查出来，即使被判死刑，对其他官员来讲威慑力也很小。反正大家都贪，只有倒霉的被判。怎么办？只好去拜菩萨，保佑自己别倒霉。我认为，作为执政党，主要任务不是反昨天的腐败，而是要反今天的腐败，反明天的腐败。这就是说，应该在反腐败的制度上下功夫。
南方都市报：我们的制度不够严密吗？你看，那么多反腐法律，还有党内纪律，那么多反腐机构，检察院反贪局、还有纪委……
何家弘：法治的着眼点主要是让那些不太高尚的人都得做好事，这是我们制定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如果大家都是很高尚的人，那就不需要法律了。官员也是普通人，也不一定就是高尚的人，所以我们就需要真正能够让这些政府官员甘心做人民公仆的法律制度。前段时间有个局长说了句雷人的话：你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其实他说的是心里话。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让他当官的不是人民，让他发财的也不是人民。所以，必须真正建立一个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一直追求的目标。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是说一切事情都由人民来决定，人民起码对自己关心的问题能有发言权，而且人民说的话能起到实质的作用。
南方都市报：具体到反腐问题上，就是官员财产公开，让老百姓能监督。
何家弘：对一些官员来说，权是虚的，只有钱才是真实的，而权力是可以变成钱的。一般来说，能够富起来的人还是比较勤奋的。这种正当的贫富差距是人们可以接受的。但问题是一些人在致富的时候，利用了官商勾结的关系，或者用不公正的手法去获得社会资源，积累个人财富。老百姓对这种权钱交易最为反感。所谓老百姓“仇官”、“仇富”，其实是“仇官商勾结”。所以我们要在权和钱中间建立一个防火墙，把它们隔离开来，让权不能轻易换成钱。这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而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就是之一。公众都能知道官员有多少财产，那么你拿权去换钱就比较困难，心理障碍也会比较大。
设立缓查制度，破除制度死结
南方都市报：关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各界已经呼吁了多年，但迟迟不能出台。您认为最大的障碍在哪里？
何家弘：中央是大力提倡反腐的，因为腐败到最后就是政府垮台，而垮台的就是中央政府。中国历史上的情况就是这样，最关心反腐败问题的是中央政府。历史经验证明，老百姓造反，往往都是因为官员腐败到了极端。我以为，反而是地方官员或者中下层官员反腐败的积极性往往不太高，因为江山社稷问题离他们有点儿远。而且，反腐败制度会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有人不是做过调查嘛，大多数官员都反对公开自己的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