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历史可能由此重写

　　王慧峰

　　“这次挖到了个历史学家”、“简上有很多惊人、震撼性的发现”——虽然距初次见到“清华简”已经10个月的时间了，76岁的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李学勤仍然难掩激动之情。他向记者一再强调:“我初次看到这批珍贵竹简时心中的强烈震撼感还没有过去。”

　　2008年7月15日，一批约2000枚珍贵战国竹简由清华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购得后捐赠入藏清华大学。按照考古界的惯例，这批由清华收藏的竹简被称为“清华简”。之后，来自国家文物局、上海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荆州博物馆，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11位专家，对“清华简”进行了观察鉴定。李伯谦、裘锡圭等历史、考古名家参与鉴定后得出结论，这批竹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可媲美“孔壁中经”与《竹书纪年》

　　竹或木制作的简，是纸发明以前我国用以书写的主要材料。一枚一枚的简，用丝绳编连起来，就称为册。简册上面的文字，都是用毛笔和墨写成的。“清华简”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有46厘米，最短的不到10厘米。“10厘米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口袋书’这么大，这样长度的竹简在以前还从未发现过。”李学勤告诉记者，这批简中较长的简都是三道编绳，文字大多精整，很少潦草，多数至今仍非常清晰。此外，“清华简”有的还有鲜红的格线，所用颜料是不是朱砂，还有待分析。

　　李学勤说，经过半年多的研究，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片)，年代测定为公元前305正负30年，即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与古文字学观察的估计一致。根据初步鉴定这批竹简内容丰富，大多为涉及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经、史”类典籍，而且内容大多在目前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未曾见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外，这批竹简在简牍形制与古文字研究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在现代考古史上发现数量最多的战国竹简之一，经过保护整理，估计能够整理出竹简1700多枚。”李学勤表示，战国竹简在现代的发现最早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只有零散的出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两次发现了大量的战国竹简，分别为800枚和1000多枚，但都比这批“清华简”的数量少得多。“它们足足可以与中国学术史上的两次重大发现，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孔壁中经’和西晋时期在今河南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中发现的竹简书籍《竹书纪年》相媲美。”

　　由于“清华简”上的文字类似楚国文字，再加上同时入藏的，据说为同时出土的漆绘木笥(装竹简的箱子)残部上有楚国艺术风格的纹饰，专家们初步判定“清华简”应该出土于古代的楚国境内。至于“清华简”上文字的具体内容，作为古文字专家的李学勤说，目前还不能全部读出来，“战国文字太难了，不容易解读出来，因为那一时期每个诸侯国的文字都不同，所以，破译它们的难度并不亚于解读商周时期的文字。”

　　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从重要意义上讲，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清华简”专家鉴定组组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和古文字学泰斗、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作出的评价。而作为整理考释“清华简”的主要负责人，李学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要全面了解“清华简”的内容还是不可能的。不过，从开始清洗竹简时起，在观察间总是不断有所发现，有些还确实是惊人的。李学勤介绍说，“清华简”目前发现的一些内容珍秘，在历史上久已失传，堪称惊人。其中，整理出来的第一篇简书《保训》，是过去没有人知道的；周武王时的乐诗，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据介绍，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保训》全篇一共有11枚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枚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了。据介绍，《保训》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对其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是过去没有人知道的，所包含的中道思想还很有哲学意义。

　　继《保训》后，“清华简”最新发现的是周武王时的乐诗。“这更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李学勤向记者介绍说，这篇竹简一共有14枚，目前还有个别残断的地方没有找出来，但基本已完整。简上记载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李学勤特别解释说，关于“西伯戡黎”，《尚书》中曾有记载，但在《左传》、《史记》等史书中，都认为这是周文王时候的事，到了宋朝，学者们开始对此有所怀疑，但始终未得其解。而在“清华简”上，我们明确读到这件事发生在武王八年。

　　此外，众所周知，“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因为乐经在焚书坑儒中的亡佚而仅剩“五经”。令人欣喜的是，这篇竹简恰恰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劝酒乐诗，极有可能是乐经的篇目，“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已经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得有重要性。”李学勤说。

　　李学勤还向记者介绍，在“清华简”中还发现了编年体的史书，记载了很多《左传》、《春秋》、《史记》等上面没有的史事。此外，这批竹简中还有很多内容，似乎与《国语》、《仪礼》、《周易》等典籍中的内容相似，这有待将来进一步深入探讨和释读。

　　《尚书》失传千年后可能“复活”

　　“完全破译这些竹简，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李学勤告诉记者，由于“清华简”内容丰富，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因为忙于前期保护处理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详细检视。但从已有的检视结果看，“清华简”上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发现了失传的《尚书》篇章。2000多年来，国人从未见到过的一些真本古文《尚书》篇章可能就在这些竹简之上。

　　由于历史流传的散佚，今天研究“经史”的学者并没有见过真正的“古文尚书”。《尚书》既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位列六经之首，一直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相传先秦时期孔子删《书》为百篇，但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大多遗失。至汉景帝末年，又在曲阜孔子后人宅屋的墙壁中发现焚书时隐藏的竹简书籍，里面有16篇古文《尚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16篇《尚书》流散，如今看到的古文《尚书》已被明清以来的学者论定为伪书。

　　“真本古文《尚书》很可能因为‘清华简’的发现和破译而‘复活’。”李学勤告诉记者，“清华简”中发现的多篇《尚书》均是焚书以前的写本，这些内容和历史上传下的伪古文《尚书》不同，在传世今文《尚书》中没有收入，它们是真正的古文《尚书》，其文献价值不可估量，毕竟这可是两千年来首次出现真正的古文《尚书》。

　　“通过这批竹简，我们可以看到秦始皇焚书之前一些宝贵的文化遗存，也可以进一步理清先秦时代一些模糊和部分在今天还存有很大悬疑及争议的历史问题。”李学勤说，目前只是一些初步的研究和判断，研究这些竹简需要漫长的时间，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给每枚竹简进行红外摄影这样的基础性工作。”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国忠告诉记者说，根据近些年整理出土简帛的经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都是依靠照片进行的，而最后的整理报告，更需要有高质量的图版。因此，对竹简的拍摄有比较高的要求。一部分不够清晰的简，必须采用红外线摄影等方法拍摄，尽可能使文字显现出来。李学勤也强调说，简的清理保护工作，还需要继续进行，应该以多学科结合的方式来探索和实施。尤其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是否脱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都须极为慎重地考虑。“如何保护得更好，本身就是一项科研课题。”李学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