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与中国史学史研究，在继承20世纪前期史学成就的基础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新的发展。
20世纪中国史学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其中最显著的当属历史观的进步。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是历史观进步的两次跨越。
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60年的历史学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认识、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方面，经历了两个阶段：1949—1966年，是唯物史观广泛传播、学习、运用的阶段；1978年至今，是深入学习、全面理解和更加合理运用的阶段。从中国史研究来说，前一阶段的特点是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面貌及其规律，后一阶段的特点是深入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面貌及其规律。前一阶段，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全面地展开了讨论、商榷、辩难，使人们对中国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其成就、功绩之大，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前所未有。但由于在那些年代里，多数史学工作者学习唯物史观尚处在起步阶段，加之因受到政治上“左”的倾向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产生了教条主义的偏颇，使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一些曲折。尽管如此，这一阶段历史学界对有关中国历史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所获得的成果，仍成为后一阶段人们深入认识中国历史及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的基础。
在后一阶段，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尤其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感召之下，历史学界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从而对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有了更加理性、更加自觉的认识。主要表现在：第一，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决不是可以随意套用的公式。尽管经典作家早已强调这一点，但人们只有在经受了曲折和失误之后，才深切地懂得了这个道理。第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只有全面地认识这个体系、辩证地理解它的各个原理之间的关系，才不至于使它遭到误解或曲解，避免自身的研究走向片面以至错误。第三，唯物史观的生命力，在于人们以其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新的理论认识，从而不仅使这一研究得到正确的或近于正确的结论，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可以这样说，没有前一阶段的成就和教训，就不会有后一阶段认识的提高和发展，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不会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
60年来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研究方面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各有特点的阶段，这就是：全面提出问题、系统梳理问题、正面阐述问题。
历史理论研究的突出成就
在全面提出问题阶段（1949—1966年），随着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广大史学工作者受到这一科学历史观的吸引、感召和影响，纷纷起而运用这一新的历史观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从而引发了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历史现象的热烈讨论和激烈辩难。在这些讨论和辩难中，史学工作者各陈其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史学界所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从本质上看，它们大多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阶级斗争学说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工作者对理论的关注和热情，这是中国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发生重大变革的序幕。第二，尽管这些讨论、辩难并没有完全取得共识，但大多数参与讨论、辩难的史学工作者，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正因如此，这些讨论、辩难的实际意义，一方面推进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认识，一方面也促进了对唯物史观的学习、运用，为新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方法论的基础。
在系统梳理问题阶段（1977—1988年），史学工作者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鼓舞下，一方面提出新的历史理论问题展开讨论，一方面则出现了系统梳理问题的趋势，旨在把“文革”前的关于历史理论问题的诸多讨论加以清理，以期推进理论研究的深入。这里，要特别提到《历史研究》编辑部组织撰写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此书分专题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所讨论的历史理论问题，以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史学界所讨论的历史理论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梳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正面阐述问题阶段（1989年至今），出现了不是为商榷、辩难而作的，而是有系统的、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密切结合的历史理论专书和专文。在专书方面，可以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为代表性著作。在专文方面，刘大年在1997年发表的《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是一篇重要的文章。限于篇幅，类似的专书和专文，不能一一胪列和论述。值得高度关注的是，2004年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已经发挥出并将继续发挥出巨大的理论力量和学术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研究方面必将迈向更高的境界。
史学工作者在讨论加强历史理论研究时，进一步提出了研究史学理论的自觉要求。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工作者在理论研究方面的又一个新进展。
史学理论研究的展开
20世纪80年代初，尹达在讲到加强历史理论研究时指出：“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告诉我们，重视史学理论的研究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其后，有的史学工作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并作了相应论证。与此相关联的是，大学历史系史学概论教材建设的推动和西方史学理论著作的纷纷引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史学理论的研究在史学界逐步展开。
首先，反映在教材建设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各具特色的史学概论教材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以阐述史学理论为基本内容的史学概论教材，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从中国史学遗产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提出问题进行论述；二是适当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以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为主要内容，并结合中国史学的实际进行阐述；三是突出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反映中外有关史学成果与问题的基础上，阐述历史学学科教学和研究的基本问题。
其次，反映在对中国史学遗产中的史学理论的研究。或从史学批评契入，或从史学思想提升，或从断代考察，或从史学变革过程进行分析，或以专题作系统探索等等，显示出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的面貌。至于研究史学理论的专题论文，则不可胜数。
再次，反映在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关于苏联史学理论的专书，着重于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概述；有关于西方史学中的历史思维模式、历史科学的对象理论和历史科学的元理论等问题的论述；有近现代西方史学论著选译等，显示出研究的重心在西方史学，无论在问题研究和资料选择方面，都有深厚的功底。值得注意的是，何兆武在批评史学界的两种不良倾向时尖锐地指出：“理论的历史学家一贯习惯于先验之论，所谓研究只不过是为他那先验的理论框架填补例证而已；而实证的历史学家则一味沉浸于考据之中，往往言不及义，完全索然于历史的精神。”在讨论理论研究成就，或是讨论实证研究成就的时候，作这样的反思是有益的。
中国史学史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也有了重大的发展。这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理论的提高，撰述的兴盛，研究的深入。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关于理论上的提高。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大讨论，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从三四十年代的草创时期走向发展时期的序幕，其标志便是理论上的准备和提高。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记忆和热情。当时那种活跃的局面以及对许多问题的思考深度，都是三四十年代所不可比拟的。然而，十年“文革”打断了这一发展势头。当一些史学工作者重新聚首于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时，已是20世纪70年代末了。
关于撰述兴盛的局面。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迎来了它美好的春天。从1980年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到2006年白寿彝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面世，在20多年中，平均每年至少都有一部中国史学史著作出版，至于断代的、专题的、史家传记、史著研究、资料编纂等史学史方面的著作，则不胜枚举。这里，只能提到很有限的一些著作，以窥一斑。
在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方面，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反映了作者以历史编纂为主、历史哲学为辅的撰述旨趣。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着重以社会性质分期考察不同时代史学的思想和理论。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注意在“通”的原则下突出各个时期史学发展的特点及其相互联系。白寿彝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阶段划分明确，论述深入细致，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国史学史著作，其长篇导论，反映了白寿彝对中国史学史研究之理论、规划和前景的精辟论说。
在资料编纂方面，杨翼骧以数十年的心血编纂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成为治中国史学史者不可不读之书。龚书铎、瞿林东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凡604万字，是目前所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一部大型类书，初步展现了中国史学遗产中所蕴含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也为专业工作者提供了利用古代文献资料的方便。
关于重要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深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成果，绝非这篇短文所能评述。最后，我想提出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人们所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用以表明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创新的活力和发展的广阔空间。（一）中国史学史上人们对历史本身之认识的发展过程。（二）中国史学史上人们对史学社会作用之认识的发展过程。白寿彝认为，这是史学工作“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克服史学史撰述“内容贫枯”的两个方面。（三）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这对撰写多民族史学的中国史学史、从史学史上反映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渊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四）中国史学上的史学批评研究，这对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活力和清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五）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是指中国史学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普遍性品格，又具有中国的特色、风格和气派。（六）重视中国史学史研究对加强历史教育的重大作用，这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时代性极其鲜明的问题。从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到今天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都在探讨历史教育的创新之路，积极维护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