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保守主义在各个时期都充当了传统守护者的角色,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断有所变换。这是因为他们所要保守和所能保守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同时在精神上却又越来越被放大,有时甚至显得很玄妙。
在洋务运动时期,保守主义者几乎排斥一切西方文化,要保守住整个的中国传统不变。到了维新变法时期,“师夷长技”已不成问题,保守主义者乃要求师夷当止于工艺,中国传统政教制度不可变。到了排满革命高潮时期,否定传统政教制度又几乎不成问题,保守主义者乃呼吁要珍惜和保存“国粹”,而“国粹”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已经难以说得很清楚了。只能约略理解它们是一种民族精神之类的东西。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民族精神生活密切关联的诸多领域也都将要受一番西方文化的洗礼,这时,保守主义者乃提出,真正值得保守和发扬的人类文化精神,在中国与西方,都深藏在古代先哲们的遗产中。这时的保守主义者,和他们的先辈们否定中西文化具有同一性不同,开始承认中西文化有同一性,只是这种同一性只存在于中西古代先哲们那里。
[关键词]保守主义;角色演变;文化同一性
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保守主义在各个时期都充当了传统守护者的角色,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断有所变换。这是因为他们所要保守和所能保守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同时在精神上却又越来越被放大,有时甚至显得很玄妙。
十几年前,我在《传统与未来》一篇短文里说:“传统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累代传承下来的,凝结在其文化中,长久地制约着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操的那些东西。”①
传统既然是累代生命历程中形成起来的东西,它就是与民族或社会群体的生命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是不可随意抹杀,不可骤然取缔的。但另一方面,它既然是历史上形成的,它也就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传统。就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历史而言,既不乏利用传统以开拓进步事业的先进分子,也有不少固守传统,抵抗进步潮流的人物。鸦片战后至洋务运动时期,一些主张改革的人所鼓吹的“西学中源”说以及“中体西用”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利用传统,对传统作出新的解释,以为进步事业开辟出路。康有为直接利用孔子的招牌,为其政治改革制造舆论,更是人所共知的了。而固守传统的人,无论是反对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的倭仁,还是反对康、梁变法主张的王先谦、叶德辉,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张之洞,都坚持中国传统,或者是全部或者是其“本体”不可变。
关于保守主义,其含义向来不十分确定。保守主义可以是对开放主义而言,保守本民族的文化,拒绝外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可以是对任何改革或革命的趋势而言,主张保持现状,维护固有的东西。保守主义也可以是对激进主义———如暴力革命或急进的改革———而言,主张温和的缓进的改革,不赞成急遽地或大幅度地改变现状。在中国近代史上,保守主义曾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过,他们的主张各有不同,其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历史作用亦各不相同。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加以探讨。
一 洋务运动时期的保守主义:拒绝“师夷”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冯桂芬提倡“采西学”,可以说是引发洋务运动的直接思想先驱。最初学习西方,自然只能是从显明易见之处开始,如船、炮、机械之类。由此而推及算学。1866年12月和1867年1月,主持洋务的恭亲王奕訢两度上折要求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其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因此,拟从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所谓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其年龄在二十以上者中选拔学生;随后又将招生范围扩大到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及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年龄在三十以下者。被录取者须常于住馆学习,实行月考、年考。馆中专聘洋人充教习。此事自是洋务之一端,目的在培养人才,若能认真举办,当然有益无害。但奕訢奏折中称:“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②以为自强之道即在于此,显然不对。
此奏一出,即遭到守旧大臣们的反对。首先是掌山东道监察御使张盛藻上奏朝廷,主要是反对以科甲正途出身人员入馆学习。他认为“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他认为,若办此馆,“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至轮船、洋枪,则宜工部遴选精巧工匠,或军营武弁之有心计者,令其专心演习,传授其法”,不可用科甲正途官员习其事。③
①《传统与未来》,原载《炎黄文化》1995年增刊,后收入《蓼草集》,第1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六,第4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第16页.
张氏的奏折遭到朝廷的驳斥。守旧派很不甘心,乃推出有“一代儒宗”之称的大学士倭仁出而上奏,反对奕訢的主张。按,倭仁(1804—1871)原为河南开封驻防旗人,家境清寒,以学优而仕。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得与京中士林为伍,相与切磋,学益长进。其学原宗王阳明之心学,入京师以后,受吴廷栋、唐鉴影响转而尊程朱,遂终生笃奉朱子之学,以卫道崇德自任,渐为士林所重,被视为“道光以来一儒宗”。由此,其仕途亦称顺,相继为帝师,为翰林院掌院学士,随后复以大学士兼管户部。到同文馆之争起,倭仁已是望重朝野的理学名臣,士林尊奉的“一代儒宗”。由他出来力争,虽未得朝廷采纳,事实上却产生了重大影响。据有学者分析,按奕訢奏请的招收条件,在招生范围内的正途人员,他们获取功名多半都在1862—1867年间。而这期间,倭仁恰好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担任历次会试正考官,或殿试读卷官,或朝考阅卷大臣。以此,适合参加应考的人员,几乎都可算是他的门生。既是门生,自然极易接受他的影响。再加上,倭仁身兼帝师、大学士的头衔和理学名臣、“一代儒宗”的声望,其对年轻士子的影响力,可想而知。这就是应考天文算学馆的人员甚少的基本原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