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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戊戌维新运动中的保守主义:“师夷”当止于“工艺”
以倭仁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所要保守的,是洋务未兴以前的固有状态。那么,在维新运动起来以后所发生的保守主义,则其所针对的已不是洋务运动,而是在批判洋务运动的基础上新兴起来的维新变法运动。这时的保守主义者,已可以承认洋务运动的正当性;但反对更进一步的变法。所以,他们不同于倭仁为代表的近代原初形态的保守主义,而是对变革的范围和深度持保守态度的一些人。
人们知道,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省做得最为有声有色,那里既有一批极其活跃的维新志士,也有一批很典型的保守派代表人物。在这里，保守派对维新派的攻击比任何地方都来得更为激烈。而他们的保守主义的思想言论也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代表性。
湖南维新运动最惹人注目的是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学报》、《湘报》两份报纸。南学会是维新志士们想把它做成地方议会一样的东西，聚集绅、学等各界人士,定期讲演,宣讲新学新理,议论时政。时务学堂则是他们培养和训练维新人才之地。两份报纸则是维新派为推进变法大造舆论的机关。这三个方面都有一批康有为、梁启超的朋友、学生在其中充当骨干力量。保守派即抓住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向维新派发动反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王先谦、叶德辉及宾凤阳、曾廉、苏舆等人。其中又以王、叶两人为最重要。
王先谦(1842—1917)长沙人,同治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还曾任云南、江西、浙江等省乡试考官,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院长,其学问渊博,著述甚丰,在湖南乃至全国都很有名望。他颇曾积极地参与湖南洋务事业的举办,甚至后来成为他们攻击的重要目标的时务学堂,也是王先谦领衔禀请开设的。所以王氏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保守分子。叶德辉(1864—1927),湘潭人,光绪间进士,曾任吏部主事。他对西学西事,略有所知,尝说,“谓西人无伦理者,浅儒也;谓西教胜孔教者,缪种也”⑦。他也参与过一些地方洋务。所以,他与王先谦一样,与以往的保守主义者是有区别的。至于时任湖广总督,发表《劝学篇》批评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张之洞,乃清末主持洋务新政最重要的大员之一。论其思想,亦远非倭仁之流可比。
①倭仁:《奏陈奉夷为师之害并述自强之道仍须以礼义为本》,同上,卷四十八,第12页.
②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第380页,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年.
③《翁同龢日记》第1册,第519页,中华书局, 1989年.
④同上,第521页.
⑤《越缦堂日记》同治六年七月三日.
⑥《郭嵩焘日记》同治六年四月初三日,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
⑦《明教》,引自《翼教丛编》卷三,第35页,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武昌刻本.
我们试分析一下他们的思想言论,以明其不同的时代特点,及其所发挥的不同的历史角色作用。
我们把张之洞与王先谦、叶德辉三人作为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们有明显的共同立场和共同的思想主张。第一，他们都赞成并参与洋务事业,对西学有相当的容纳;第二,他们都激烈地反对康、梁。
王先谦说:“所谓西学者,今日地球大通,各国往来,朝廷不能不讲译学。西人以工商立国,……我不能禁彼物使不来,又不能禁吾民使不购,则必讲求工艺以抵制之,中国机庶可转。故声光化电及一切制造矿学,皆当开通风气,力造精能。国家以西学导中人,亦是于万难之中求自全之策，督抚承而行之,未为过也,绅士和之,未为过也”①。正因此,他本人亦曾“掷万金于制造,实见中土工艺不兴,终无自立之日”②。叶德辉亦认为,“中国欲图自强,断非振兴制造不可”。③他本人也多少参与过一些洋务事业。至于张之洞之于洋务事业的关系,那是尽人皆知的了，无需再赘。
在对西学的认识和态度上,他们之间亦有差异。约而言之,张氏比较开明,王氏次之,叶氏则比较落后。张氏在《劝学篇》的《序》里面说,“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他这里所说的“政”,当然不是指政治制度,但显然是不限于“艺”,是在“艺”之上,应当是指管理方面的学问。承认应该重视学习西方在行政及各种社会事业的管理知识,这种认识,在当时无论如何都是很前沿的。在《明纲》篇中,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西方人也有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纪。这种认识很可能只是得自传闻,并且目的是为了批评急进的西化论者。但此种认识在中国士大夫中间,同样亦属开明之见。王先谦认为,西人“究其所学,皆工艺之学也”。“西人之学专在工艺,故舍工艺而谈西学,犹断航而求至海,南辕而北其辙也。”④所以,他又总括地说,“西学无论巨细,止当以工艺统之”⑤。他的见识,显然不如张之洞的开阔。至于叶德辉,其对西学的认识比王先谦还要落伍。如他说:“西俗合众公主之法,由于无君臣之伦;其无君臣,由于无父子;其无父子,由于无夫妇。”⑥他还费尽力气地企图证明中国与中国人在地球上之特殊地位。他说:“亚洲居地球之东南,中国适居东南之中,无中外独无东西乎?四时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东南。此中西人士所共明,非中国以人为外也。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为黄种,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国自大,何不以此理晓之?”⑦他还有一种颇为奇特的见解,认为西方的宗教实际上都是中国儒、道之绪余。他说:“老氏之学,一变而为儒,再变而为法;其入夷狄而为浮屠也,又变而为释。释教盛于身毒,即今之印度也。今西域海西诸教,若回回、若天方、若天主、若耶稣,又本释氏之支流余裔,各以其一鳞一爪纵横于五大洲之间。”⑧
尽管他们对西学的认识有如此差异,但他们的思想水准,至少与洋务运动是同步的。他们所要保守的,是洋人所不可企及的那些中国传统的宝贝,就是中国数千年奉若天条的所谓纲常名教,说白了,就是君主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我们看,张、王、叶等都极力反对民权平等之说,坚认纲常名教不可破。张之洞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⑨他认为,西方的议院,其意不过是“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他认定,民权的提法,纯属误译西语所造成的错误。若倡民权,教人以争权力为主义,则“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所以,“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10。王先谦认为,“纲常实千古不易”,“梁启超承其师康有为之学,倡为平等平权之说,转相授受。……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11。王氏还颇独到地认为,康、梁辈“其言平等,则西国并不平等;言民权,则西主实自持权”12。意谓康、梁倡民权之说,并无所本,乃是别有用心的欺人之谈。叶德辉认为,“敬天、孝亲、爱人之理,中西所同,独忠君为孔教特立之义,西教不及知也”13。康、梁倡民权,显违忠君之义,是背离孔教。曾廉则更指责康有为“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稣,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示天下。……浸假而大其权位,则邪说狂煽,必率天下而为无父无君之行”14。
①《王祭酒与吴生学兢书》,同上书,卷六,第9页.
②《王祭酒复毕永年书》,同上书,卷六,第6页.
③《叶吏部与俞可恪士观察书》,同上书,卷六,第35页. ④《与俞中丞》,《虚受堂书扎》卷二,第12-13页.
⑤《复万伯任》,同上,第21页.
⑥《叶吏部与俞恪士观察书》,《翼教从编》卷六,第34页.
⑦《叶吏部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同上,第20-21页. ⑧《明教》,见《翼教丛编》卷三,第32页.
⑨《劝学篇·明纲》,《内篇》第17页,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10《劝学篇·正权》,《内篇》第30、29页.
11《湘绅公呈》,见《戊戌变法》(二),第640页.
12《王祭酒与吴生学兢书》,《翼教丛编》卷六,第9页.
13《王祭酒与俞恪士观察书》,《翼教丛编》卷六,第34页.
14《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二),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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