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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学衡派攻击新文化提倡者们主张平民主义。我们即使不去讨论近代逐渐消除贵族与平民之间在文化上的鸿沟是否有利于社会之进步,那么究竟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保持甚或加深这种鸿沟就一定是好事呢?梅光迪曾说:“平民主义之真谛,在提高多数之程度,使其同享高尚文化,及人生中一切稀有可贵之产物,如哲理、文艺、科学等,非降低少数学者之程度,以求合于多数也。”④这话自然不错。可是,事实是新文化运动确曾做到将新教育、新文学等向广大平民阶层普及。所以新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学子和一般受过一定新教育的青年,都怀着感激的心情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容易地做到开口讲话,提笔作文,都是蒙文学革命和新文化之赐。反过来看,梅光迪辈究竟将多少人提高到与他们“同享高尚文化”的程度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漂亮话是代替不了事实的。
至于学衡派批评进化主义和进步主义,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提倡新文化者中,确有些人,有些时候,在有些问题上,把历史上的进化与进步看得太简单,太绝对了,看不到其中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但究不能因此而主张复古,或过分揄扬古代文化,否定近代以来文化上所取得的进步。
学衡派最大的弱点是其言行不一。除前述王、陈、汤、柳等真正具有专业精神的几个学者之外,以梅、吴为代表的最激烈地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人,往往陈义过高,而所见甚隘;笔舌颇健,而心胸偏狭;目标远大,而成绩甚微。
梅光迪曾说:“改造固有文化与吸收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⑤这话说得也并不错。可是梅氏本人对中西学术的任何一个具体领域都谈不上有什么“彻底研究”。他对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写实主义,以及对卢梭等人的非常片面的抨击,也更说不上是“至明确之评判”。谁也无法相信,他的这些批评与攻击是经过“至精当之手续”而得出的结论。
①《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学衡》第38期.
②《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学衡》第3期.
③《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学衡》第32期.
④《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学衡》第4期.
⑤《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
吴宓也曾有过宏大的志愿,他曾说:“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若谓材料广博,时力人才有限,则当分别本末轻重、小大精粗,择其尤者,而先为之。”①这可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纲领之大旨。但很可惜,吴宓、梅光迪及除开前面指出的王、陈、汤、柳等几个学者之外的学衡派诸子,从未曾实际动手去做这种功夫。吴宓在其一生最可有为的时期,大部分用于编刊物和教育与教学的组织工作,尚情有可原。而梅光迪,照吴宓的说法,此人“好为高论,而无工作能力”②。假如他们若能将其有用之精力用于对中西文化某一两个具体领域做深入精细的研究,就像王、陈、汤、柳等人那样,以他们所具备的中西学术基础,是应当有一些实际的建树的。可惜,他们不此之务,而独喜发高论和攻击别人,后人不止为其本人惜,亦为中国文化惜。
思想、学术、文化赖有批评与争论而获进步。马克思有云,历史是从矛盾的叙述中清理出来的;真理愈辩而愈明。但批评与辩论当有一定的规范,应当平心说理,言之有据,不当逞意气,攻击漫骂,无限上纲,且作诛心之论。学衡派中有些人,颇犯此忌。梅光迪是一突出的典型。他在《学衡》所发的几篇文章,如《评提倡新文化者》(第1期)、《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第2期)、《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第4期)等,这些文章常被研究者所征引,视为学衡派精神之代表作。然而,这几篇文章实在有失学者仪范。漫骂之词,诛心之论,所在多有。如骂“今之吾国学者,……如政客娼妓之所为”③,“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④。又骂人是“门外汉及浮华妄庸之徒”⑤,等等。吴宓等其他人也时有詈骂之语。这与他们所标榜的“平心而言,不事漫骂”⑥,实在相去甚远。不仅如此,梅光迪等辈还好为诛心之论。如他说:“专制时代,君主卿相操功名之权以驱策天下士,天下士亦以君主卿相之好尚为准则。民国以来,功名之权操于群众,而群众之智识愈薄者,其权愈大。今之中小学生,即昔日之君主卿相也。否则,功名之士又何取乎白话诗文与各种时髦之主义乎!”⑦说民国时期的中小学生,即如昔日之君主卿相掌控功名之权,说胡适等人是为着向中小学生们讨取功名而提倡白话文,这岂不是极端的诛心之论吗?习为漫骂之语,好为诛心之论,这是“大批判”运动的典型特色。我们读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如同读一篇古代的讨罪檄文,尤像是读文革时期的一篇大字报。他给提倡新文化者列出四大罪名:“一曰,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二曰,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三曰,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四曰,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通篇只见罪名,而不见罪证;满纸都是声讨和漫骂,而不见有任何具体的分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动辄出漫骂之语,为诛心之论,这是中国儒家一个很坏的传统(儒家自然有许多好东西,但坏东西也不容否认),由孟子开其端,后世以孔孟真正传人自居者承其绪,其余毒残焰在“文革”中,竟成遍地野火。中国人真欲造成现代文明,必须学会尊重对手,与对手同守游戏规则,平心地讨论问题。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不可磨灭的精神在,学衡派强调要维系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自有其道理。但此基本精神要做具体分析,不可笼统地抽象地提倡和鼓吹,以至造成复古、崇古之风,遏抑新文化的成长。学衡派的保守态度虽有其消极作用,但文化之发展,历来都是在进取与保守的互动中前进的。我们这里关注的不是对学衡派作出全面的评价,而是要指出学衡派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其在保守主义系谱中的角色特点。
学衡派最大的特点是他们以西学为武器,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这是与以往各时期的保守主义者截然不同的。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历来都在某种程度上对西方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并且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武器,来抨击西方文化。唯有学衡派反而是根据西方一个学派的学说来做保守中国传统的工作。这表明,排斥西方文化已经是根本不可能了。世界化的大趋势已无法阻挡,要不甘于完全被淘汰,就只有顺应这种大趋势。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也无法逃避这个世界化的潮流。他们终于从西方新人文主义那里,找到了共同的精神园地和共同的语言。他们说,你们看,西方著名思想家和学者也是主张保守传统的,你们不是主张学习西方吗?那就应保守传统才是。否则,你们岂不是搞的“伪欧化”吗?保守主义者本意是要借用西洋武器来阻遏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这种西洋武器原是对付西方过度膨胀的近代性的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在中国还基本上没有长成。近年来颇有些学者喜欢把五四前后的中国保守主义者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相提并论,这是很不妥当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化充分发达的基础上,取得某种略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视角来批评现代化,所以含有合理性。而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们基本未识现代化为何物,来批评那些提倡现代化的人。他们的批评不是基于某种高于现代化的视角,而是骨子里满怀对古代的依恋之情。所以过分高估学衡派诸子的文化主张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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