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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对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角色演变的轨迹及其文化史的意义略作一番检讨。
第一,保守主义者起初极端排外,对西方文化一概排斥。鸦片战争后二十年左右,渐渐兴起“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其所师者,不过器物、工艺而已。这些洋人的事物渐渐被士大夫之稍具开放眼光者所承认。但人们坚持认为中国的政教制度、人伦道德远高于西方,故必不许稍有失坠。人们把这叫做“中体西用”。在那时期,保守主义者人数众多,他们所要保守的“中体”,是中国固有的君主专制制度与纲常名教。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期,由于内外环境的逼迫,改革派与革命派先后继起,他们深知,要救国,须图强,要图强,就必须废除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立宪的近代民主制度(改革派希望避免暴力革命,故主张通过和平改革,实现君主立宪;革命派则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从这时起,直到民国初年,一般保守主义者(其人数已经大大减少)知道君主专制制度已保不住,于是退而保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圣圣相传的学说思想等等纯属精神文化的东西。清末的国粹主义者,民初的尊孔主义者,以及新文化运动初起时的一些保守主义者均属此类。学衡派,从大的方面说,也属于此类之范围。但其突出之点在于,他们已不津津于一般旧道德和旧的思想学说之保守,而尤致力于提倡中西文化自古以来就绳绳相继的共通的基本精神。可见,保守主义者所能排拒的西方文化,和他们所能保守的中国文化,其范围都愈缩愈小,最后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于西方新起的一种保守主义的特别流派中,找到托命之地。
①《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
②《吴宓自编年谱》第235页,三联书店, 1995年.
③《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
④《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
⑤《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学衡》第4期.
⑥《弁言》,《学衡》第1期.
⑦《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
第二,这里有一点非常有趣,即提倡新文化者的理论依据之一就是承认中西文化本质上是可以互通的。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因某些内外环境的因素,近代以来,走快了几步,跑到前边了,中国人需要赶上去。学衡派则强调说,西方因一味地往前跑,结果出了大乱子。现在人家已经反省了,要回复到古代的文化精神里去。而古代的文化精神是中西所共通的。中国要学西方,就要学习西方的新人文主义,学习那些与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相通的西方文化。于是两派的争论与以往进步与保守之间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争论大不相同,不是要不要学习西方文化的问题,而是遵循哪一派西方学说的指引的问题。也就是说,中西文化要打通,已经没有疑问了。这就表示,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要走世界化之路。第三,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到底是什么,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中西共通的文化精神到底又是什么,这就更难说得清楚了。强为之说,必不免抽象、笼统。既失于抽象、笼统,即不免苍白无力,难以真正说服人。但民族文化各有其特别之精神,则是不应否认的。这种精神并非只存在于文字典籍中,那不过是这种精神留下的记号、痕迹而已。真正的民族文化精神是存活在千千万万的民众的生活实践之中。当胡适与后来提倡“本位文化”者们争论时,胡适指出,那真正的文化本位,“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他的说法实在比讲“文化本位”的十教授,和讲“文化精神”的学衡派要切实得多,也高明得多了。唯其如此,讲文化问题,尤其是讲文化传统问题,是决不能忘记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的。如今我们发现,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儒家文化圈里,把儒家文化中之真正优美的东西保存很多,且保存的很好,岂不是大可发人深省吗?人民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安定的生活,美好的传统只有在人民安定的生活中,才会得到最好的护持。从这里我们又可更清楚地看出,学衡派最值得重视的见解,是他们反对激烈的变革这一点。而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最受他们攻击的,提倡新文化的胡适是没有根本分歧的。胡适在他的博士论文里就曾指出,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自己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一个新的文化中决不会感到自在的。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外国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强加于他的,那么,这种不自在是完全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地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里不同的是,胡适所追求的,仍是现代的新文化,而不是学衡派所刻意追求的中西古典文化。
从上述这一点出发,我们又可进一步认识到,在文化的问题上,最要注意的是避免偏激的态度。过于激进的革新,或过于偏激的保守都是脱离民众的大多数,都难以收到好的结果。但反对过分的激进与过分的保守,不等于简单地折中,那种站在争斗着的激进与保守者的旁边高唱调和折中论调的旁观者,决不是我们所提倡的。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进路中,最重要的是要提倡躬行实践,即或者是致力于向国人介绍外来的新东西;或者是努力整理、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或者是努力做两种文化某些具体的结合创新的尝试。这中间可能会经历许多曲折甚至是失误,但新文化只能是在这种充满曲折,包括无数成功与失败的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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